发展阶段（至年）

三、发展阶段（1853至1869年）

1853～1869年间，马克思、恩格斯主要围绕着资本主义各国政治、经济发展以及工人运动中一切比较重要的现象、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欧洲、亚洲和美洲的重大政治事件和军事事件，写下了大量的文章和著作。他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对当时的各种事件进行了全面、深刻的科学分析，做出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理论概括和政治结论，也使他们的和平理论在诸多方面得以展开。

（一）论述无产阶级革命及建立和平民主新社会的经济学基础

在1853年的《战争问题。——英国的人口和商业报告书。——议会动态》、《政治动态。——欧洲缺粮》、《西方列强和土耳其。——经济危机的征兆》、《战争。——罢工。——生活费用上涨》等文章中，马克思分析说明了资本主义各国工业生产、农业、国内和国际贸易、市场价格等方面的情况，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周期性原理，并对自由贸易论者用“自由”、“和谐”、“繁荣”等伪善词句掩盖对雇佣工人的残酷剥削和贸易自由可以消除经济危机的幻想进行了揭露。在《新的财政把戏或格莱斯顿和辨士》、《内阁的成就》、《英镑、先令、辨士，或阶级的预算和这个预算对谁有利》、《人民得肥皂，‘泰晤士报’得贿赂。——联合内阁的预算》、《英国的繁荣。——罢工。——土耳其问题。——印度》、《俄国对土耳其的政策。——英国的工人运动》、《伦敦交易所的恐慌。——罢工》等文章中，马克思鲜明地描绘了英国劳动者的困苦处境、工人的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以及日益尖锐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大规模的阶级冲突与矛盾，对英国各工业区发生罢工运动的性质及其在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中的作用作了评价，认为罢工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战争，即劳动和资本之间的战争的鲜明表现，罢工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是合乎规律的现象，是制止工厂主的专横、保障工人必要生存条件的手段，更是激发劳动者斗志、团结起来向剥削者作斗争的要素。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了无产阶级应坚持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统一、政治斗争对无产阶级摆脱资本主义奴隶制有决定性意义的思想。从当时英国的情况出发，马克思肯定了英国工人争取人民宪章、实现普选权等和平斗争的重大意义，认为在英国的无产阶级已经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而统治阶级还没有强大的军事官僚机器的条件下，普选权能够成为确立无产阶级政治统治——实现革命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前提——的杠杆。在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条件方面，马克思认为主要的因素是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增长、新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必然发生以及与此相关的欧洲各国阶级斗争的尖锐化。“煽动家的辞藻和权谋家的废话决不能使局面发生危机；日益迫近的经济灾难和社会动荡才是欧洲革命的可靠预兆。”^[53]

1857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性危机，完全证实了马克思关于新的经济危机必然到来，资产阶级想消除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的一切企图都是枉费心机的观点。在《欧洲的经济危机》、《欧洲的金融危机》、《欧洲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一八四四年的英格兰银行法》、《英国贸易的震荡》、《英国的贸易危机》、《欧洲的危机》、《英国的贸易危机和货币流通》、《英国的贸易和金融》等文章中，马克思预先就确定了即将到来的危机必然要超过以往的一切危机，并且最终要酿成世界的工业危机。他指出任何危机的真正原因都不是由于过度的投机和信贷的滥用，而是由于资本主义本性所固有的社会经济条件。危机“是现在的生产制度所固有的”，“只要这个制度还存在，危机就必然会由它产生出来，就好像一年四季的自然更迭一样”^[54]。为了制定无产阶级革命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一时期特别注意发展经济学说。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序言等经济学著作中，马克思着手研究生产方式发展的规律，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经济规律。他根据大量文献和资料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实况，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指出这些矛盾的发展必然要导致社会主义革命。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劳动力商品理论的基本内容；第一次揭示了剩余价值的基本形式，提到了“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这两个基本概念，并着重考察了相对剩余价值；揭示了资本各个组成部分在剩余价值生产中的作用，阐述了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原理。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则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重要原理，把生产关系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分出来，指出生产关系是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基本关系，并对唯物史观作了经典性的表述。马克思还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55]这些研究为巨著《资本论》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不仅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伟大革命，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诞生，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进行了最为全面的科学论证。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科学的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基本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地位及其历史趋势，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客观必然性。《资本论》第一卷还对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进行了科学论证和重大发展，把唯物史观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应用于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具体的社会形态的研究，应用于政治经济学这一具体科学的研究，使唯物史观得到了充分而严格的验证。《资本论》第一卷还运用了唯物辩证的科学方法，把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深深植根于社会的客观经济事实之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分析揭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以及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揭示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客观必然性，论证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56]，并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进行了科学的预测。未来社会必须以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为前提，以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和极高劳动生产率为基础，劳动和劳动者都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社会也将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实现最终的理想和平与和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确立为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发展和平理论提供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学基础。

（二）揭露殖民主义侵略，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

这一时期，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阶段，而受资本主义国家侵略和殖民主义奴役的亚洲各国特别是中国、印度反对欧洲殖民者的解放斗争日益高涨。这促使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些国家的历史命运以及它们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欧洲革命运动之间的关系展开了思考。通过撰写《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俄国的对华贸易》、《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波斯和中国》、《鸦片贸易史》、《英中冲突》、《英中条约》、《中国和英国的条约》、《俄国在远东的成功》、《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东印度公司，它的历史和结果》、《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英国—波斯战争》、《对波斯的战争》、《英国—波斯战争的前景》、《与波斯签订的条约》、《新的对华战争》、《对华贸易》、《印度财政状况的严重混乱》等文章，马克思、恩格斯揭露批判了欧洲列强的侵略政策和殖民主义政策，阐述了外来侵略和殖民主义对亚洲各国封建关系的破坏性，认为这些国家由于被拖上资本主义发展轨道而发生的深刻变化必将对本国和欧洲各国的革命产生影响，这些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欧洲革命运动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能够有力地推动欧洲革命运动的发展。他们积极关注、支持这些国家日益高涨的民族解放斗争。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马克思详细地考察了资本主义殖民国家首先是英国的掠夺政策对中国产生的破坏作用，指出反对本国封建主和外国侵略者的农民革命——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与英国的侵略掠夺是直接相关的。马克思深刻指出，中国革命具有国际意义，将要影响英国，并通过英国影响全欧洲。“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的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57]他还鲜明地揭示了经济基础对和平和战争的决定性作用，认为商业危机和金融危机是引起革命爆发的前提。在论印度的一些文章如《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马克思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考察英国对印度殖民主义政策的性质和结果，鲜明地揭示了整个资本主义时代的矛盾性和两重性。他一方面对英国殖民主义者给印度带来的灾难作了有力的揭露，揭示了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落后的东方国家施行殖民主义统治制度的特征，指出殖民主义者在印度的掠夺侵略是英国本国土地贵族和金融巨头的寡头政治财富增加和势力加强的源泉，给印度带来了极其巨大的灾难；另一方面又辩证地指出英国殖民主义者所有纯粹为发横财和殖民主义掠夺而采取的行为不得不促成印度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产生，为社会变革造成了前提。但是，“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枷锁以前，印度人是不会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58]。只有英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或者印度人民自己反对殖民主义统治的解放斗争，才能使印度获得解放。马克思、恩格斯积极支持中国、印度等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的顽强斗争。他们指出中国人民群众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对英国侵略者的反抗是真正的人民战争，即“为了保存中华民族”而进行的战争。认为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对欧洲的影响一定比俄国的所有战争、意大利的宣言和欧洲大陆上的秘密社团所起的影响大得多。”^[59]在就印度1857～1859年民族解放起义所写的大量文章如《印度起义》、《攻占勒克瑙的详情》中，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起义产生和失败的原因，评述了起义的性质，对起义进行了历史评价。他们把印度的起义看做是全民族的运动，是印度人民反对英国统治的革命，是亚洲各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整个解放斗争的一部分，牵制了英国的大量武装力量。他们论证了印度起义和英国在亚洲的几次殖民战争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揭示了印度起义对欧洲危机发展的影响以及对英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促进作用。

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仍然极为关注欧洲被压迫民族和处于分裂状态的民族的命运，在很多文章中提出了解放波兰人、匈牙利人、南方斯拉夫人和其他被压迫民族，使德国和意大利通过革命民主道路取得民族统一的思想。他们抨击奥地利政府所采取的煽动受奥地利压迫的民族间的民族纠纷的政策，指出“奥地利帝国长寿的秘密正是包含在这种地方性的利己主义里面，这种利己主义使每个民族陶醉于幻觉之中，以为牺牲其他民族的独立就可以为自己争得自由”^[60]。这些反对殖民奴役和民族压迫剥削的思想，表明马克思、恩格斯主张的和平是建立在平等、民主基础上的公正的和平。

（三）剖析维也纳体系，揭露批判列强反动的对外政策

在《在土耳其的真正争论点》、《土耳其问题》、《欧洲土耳其前途如何？》、《不列颠政局。——迪斯累里——流亡者。马志尼在伦敦。——土耳其》、《四国协定。——英国与战争》、《奇怪的政策》等关于国际问题的一系列文章中，马克思、恩格斯剖析欧洲国家的反动统治者在维也纳会议期间建立起来的整个国际关系体系，指出这一体系极力维持根据所谓正统主义原则确立的列强间的均势现状，严重阻碍了欧洲的进步发展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阻碍了政治上四分五裂的国家的民族统一。对于列强打着和平幌子进行扩张和争夺霸权的斗争，马克思在很多文章中进行了揭露。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沙皇政府是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是俄罗斯人民以及俄罗斯帝国其他各民族的压迫者。他们揭露了沙皇俄国的专制统治、沙皇政府的侵略政策和外交阴谋，以及西欧反动势力利用沙皇政府做镇压革命运动的工具而对沙皇政府的姑息纵容态度。马克思、恩格斯揭穿了沙皇政府冒充巴尔干各民族的“朋友”和“保护人”的伪装，指出沙皇政府势力的加强对欧洲的民主力量是一个很大的危险，必须坚决反对。马克思、恩格斯通过《乌尔卡尔特。——贝姆。——土耳其问题在上院》、《土耳其问题在下院》、《四国协定。——英国与战争》、《帕麦斯顿勋爵》、《帕麦斯顿辞职》等文章，无情地批判了英国政府以资产阶级贵族的寡头的狭隘私利为出发点的对外政策，揭露了英国统治集团既因担心在东方问题上与俄国的冲突会转变成欧洲整个大陆的革命而不时对俄国采取绥靖政策，又因对近东抱着的侵略野心而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前多次企图同沙俄达成瓜分土耳其的协议，以保证自己在近东占有绝对优势地位的做法。马克思辛辣地指出：“如果在瓜分土耳其的后面没有隐藏着对法战争，而在对法战争后面没有隐藏着革命的怪影，那末英国政府会以同样的胃口把Grand Turc[苏丹]和‘哥萨克’陛下一起吞掉的。”^[61]马克思、恩格斯揭发批判了英国统治阶级在外交上两面三刀、借刀杀人、恶意挑拨、背信弃义、假仁假义的传统特点，号召英国进步民主力量为打倒寡头统治和改变英国的内外政策而斗争。在《伦敦的报刊。——拿破仑在土耳其问题上的政策》、《福格特先生》、《法国的武装力量》、《军队的盛衰》等文章中，马克思、恩格斯揭露了路易·波拿巴在东方冲突中所追求的冒险家目的和皇帝瘾，指出对外冒险是维持反动的波拿巴专政和获得欧洲各国统治者承认的手段，着重揭露了波拿巴对外的扩张野心和“帝国就是和平”的谎言。1861年在《对墨西哥的干涉》、《议会中关于答词的辩论》等文章中，马克思、恩格斯对英法西三国以各种各样虚伪借口为掩饰而合伙进行所谓“墨西哥远征”，干涉墨西哥的行径进行了分析批判，揭穿了这一远征的殖民主义性质。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严厉谴责了各国统治阶级在外交上以和平名义掩盖其侵略掠夺的险恶用心，批判了它们调唆某些民族反对另一些民族，恐吓、诈骗以及粗暴干涉小国内政等卑劣行径，指出这恰恰是破坏和平，造成国际冲突与战争的重要原因。

为了同资产阶级反动的对外政策作斗争，1864年10月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明确提出道德与正义原则应成为国际关系中至高无上的准则。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以1864年7月23日英法工人代表在伦敦举行声援波兰人民反对俄国沙皇统治的民族起义大会为契机，是随着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欧洲各国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重新高涨和各国工人运动的联系不断加强而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圣马丁教堂，英、法、德、意和波兰的工人代表举行了盛大会议，建立了“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受托起草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马克思深刻总结了1848年以来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指出无产阶级的伟大目标是实现经济上的彻底解放，夺取政权已成为无产阶级的伟大使命。为此，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的政党，必须加强国际联合和团结，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马克思在《宣言》中谴责资产阶级政府的对外政策是“为追求罪恶目的而利用民族偏见并在掠夺战争中洒流人民鲜血和浪费人民财富的对外政策”^[62]。因此，无产阶级要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监督、反抗、揭露本国政府的外交活动，“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63]。道德和正义的准则与强权政治、霸权主义以及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是完全对立的，有利于各国和平平等地友好相处。这一原则的提出，表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平理论的发展。

（四）分析战争起因，揭示和平的现实条件

1853～1869年间，欧美战事接连出现。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些战争非常关注，撰写了大量关于战争和军事的文章和著作，揭示了很多战争的起因和影响，对深刻认识和平的现实条件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在《欧洲战争》、《战争》、《战况的进展》、《奇怪的政策》《议会新闻：关于迪斯累里提案的辩论》、《下院的事件。——克里木战争》、《局部战争。——关于行政改革的辩论。——罗巴克委员会的报告》、《传统的英国政策》、《英国的新揭露材料》、《波兰集会》、《卡尔斯的陷落》等文章中，马克思、恩格斯揭露了英国统治阶级从自私的阶级利益出发，只想把沙皇制度削弱，却把这个欧洲的反动支柱保存下来的企图，尖锐地批判英国外交和作战方法。在《俄国的外交。——关于东方问题的蓝皮书。——门的内哥罗》、《二月二十二日的议会辩论。——西方强国的政策》、《大冒险家的命运》、《拿破仑的军事计划》、《局部战争。——关于行政改革的辩论。——罗巴克委员会的报告》、《拿破仑最近的诡计》等文章中，马克思批判了法国的对外政策，指出法国波拿巴政体是依靠军队的资产阶级专政，因而必然走上军事冒险的道路，波拿巴法国是发动克里米亚战争的主要国家之一，“现在东方危机的真正根源是波拿巴的篡位”^[64]。“不是国内革命就是对外战争——他再没有别的出路了。”^[65]马克思系统揭露了法国政府的阴谋，指出其真正目的是力图进行掠夺和巩固波拿巴政体，掠夺和侵略是波拿巴集团的政治统治和波拿巴王朝执政本身所依据的原则之一，抨击了煽动群众沙文主义狂热的波拿巴主义的骗人口号。在《普鲁士内阁的声明。——波拿巴的计划。——普鲁士的政策》、《俄国和德意志强国。——粮食价格》、《炮击敖德萨。——希腊。——门的内哥罗国君丹尼洛的呼吁书。——曼托伊费尔的演说》、《奥地利—普鲁士条约。——五月二十九日的议会辩论》等文章中，马克思对普鲁士的对内对外政策和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立场作了尖锐的批判性分析。马克思还分析了奥地利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摇摆立场。对于克里米亚战争的结果，马克思指出战争的结束并没有真正解决欧洲各国在东方问题和其他问题上存在的矛盾。马克思在《卡尔斯的陷落》中谈到参战各国在巴黎举行的和平谈判时指出，巴黎的和平谈判是假谈判，而巴黎和约则是暂时的条约，实现的只是虚假的和平，欧洲列强之间孕育着新的、更尖锐的冲突。

1859年以后，意大利反对专制奥地利和国内反动派压迫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法国国内外反对波拿巴主义的斗争日益加强，马克思、恩格斯把这一切看做是预示欧洲新的革命高潮即将来临的征兆，密切注视孕育着国际关系的新危机和新战争的国际冲突的发展。在《欧洲的战争前景》、《欧洲的金融恐慌》、《路易－拿破仑的处境》、《和平还是战争？》、《法国的战争前景》、《战争的不可避免性》等文章中，马克思、恩格斯揭露了欧洲反动势力首先是法国波拿巴统治集团想用发动新的“局部”战争的办法来防止革命爆发的企图。他们揭露了促使路易·波拿巴及其仆从们进行新的军事冒险的真正原因，认为法国和皮蒙特反对奥地利的战争是波拿巴集团的反人民政策的继续，他们力图用比较轻易地战胜“外敌”的办法来巩固法国的波拿巴制度，蛊惑人心地利用“把意大利从奥地利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民族原则”的口号来投机取巧，以获得声望，并在这个口号的掩盖下牺牲意大利和其他各国的利益以整化法国的版图并且巩固它在欧洲的政治霸权。波拿巴法国和奥地利一样，都是意大利独立统一的最凶恶的敌人，其真正目的就是要保持意大利的分裂状态和意大利各国的反革命制度。在《路易-拿破仑和意大利》、《入侵！》、《法国在裁军》、《英国对法国入侵的恐惧》等文章中指出，法国波拿巴政权所执行的军事冒险政策是一切新冲突和战争的根源。马克思、恩格斯“既反对当时涂上自由主义色彩、装扮成被压迫民族解放者的波拿巴主义，也反对当时普鲁士企图在中立的幌子下混水摸鱼的政策。”^[66]他们还在许多文章中揭露了支持法国的英国、沙皇俄国等欧洲反动势力。在《意大利赢得了什么？》、《媾和》、《维拉弗兰卡条约》等文章中马克思对奥意法战争进行了总结，指出战争的结果是波拿巴反动集团和奥地利反动集团之间签订了一项牺牲意大利利益的协定，完全暴露了路易－拿破仑在战争中所追求的王朝的掠夺的目的。

美国内战期间，马克思写下了《美国问题在英国》、《北美内战》、《美国内战》、《南部同盟势穷力竭的迹象》、《英国的中立。——南部各州的状况》等文章，科学深刻地分析了与美国内战有关的问题，全面探讨了内战发生的原因、斗争的性质和动力，揭示了这次战争的世界历史意义。马克思用大量的历史材料说明，美国内战是北部各州已经确立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和在美国南部占统治地位并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奴隶制度这两种对抗力量长期斗争的合乎规律的后果，这一斗争是“美国半个世纪的历史的动力”^[67]。而战争之所以爆发，是因为两种制度再也不能和平相处，奴隶制问题就是美国内战的实质。马克思指出了战争从北部方面来说所具有的进步的革命的性质，预言比较先进的社会制度即北部必将胜利。他指出只有革命的作战方法才能保证北部的胜利，人民群众在争取消灭奴隶制的斗争中起决定性作用。美国内战对国际关系以及欧美各国内部状况产生了很大影响。当美国军舰拦截英国“特伦特号”邮船事件使两国武装冲突很有可能爆发的时候，马克思写了《英美的冲突》、《关于‘特伦特号’事件的争论》、《华盛顿政府与西方列强》、《报刊的意见和人民的意见》、《伦敦的工人大会》、《反干涉的情绪》等一系列文章揭露了英国执政寡头不顾自己宣布的中立暗中支持南部叛乱分子，并准备武装干涉以维护奴隶主的对外政策，驳斥了英国统治集团为煽起保护奴隶主的可耻战争而提出的荒诞、虚假的论据，积极支持英国工人阶级反干涉的斗争。这些论述反映了他们反对干涉别国内政、主张和平解决争端的立场。

（五）批判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言论

在《土耳其问题在下院》、《战争。——罢工。——生活费用上涨》、《君士坦丁堡的设防。——英国议会的成分》、《英国议会中的辩论》等文章中马克思继续尖锐地批判了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自由贸易界代表人物科布顿、布赖特等人和平主义言论，指出“和平拥护者”自由贸易派的立场决不是出于真诚地爱好和平，而是为了在世界市场上确立自己的垄断地位，保卫有利于大国反动统治集团而违背各国人民切身利益的制度。他们假爱和平的词句下掩盖着英国资产阶级对外扩张的企图和争夺世界市场霸权的斗争。因此，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尽管打着和平主义的旗号，实际上是民主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敌人。1867年，一批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共和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在瑞士建立了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组织——和平和自由同盟。马克思认为这一同盟是为了同国际工人协会相对抗而成立的，对于和平和自由同盟声称通过建立“欧洲联邦”可以消除战争，以此在群众中散播幻想，诱使无产阶级放弃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进行了不懈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