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第一节 1927年至1937年:中国对外报道起源及其思想如果尊重中国新闻传播史演进的史实,现代意义上的新闻媒介诞生并对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广泛影响,是较为晚近的事情。这些新闻活动对中国而言,构成本书所确定的对外报道实践。[2]尽管就中国而言这些外国记者的对外报道是他们所在国了解中国境况最为重要的信息管道,但对主权国家而言却是一种自在状态的新闻活动。
第一节 1927年至1937年:中国对外报道起源及其思想
如果尊重中国新闻传播史演进的史实,现代意义上的新闻媒介诞生并对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广泛影响,是较为晚近的事情。[1]与学界所广为熟知的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第一份报刊是由外国传教士创办的不同,中国早期自在状态下的对外报道也是由外国新闻记者或其雇佣者进行的,可能少有人注意到。这些新闻活动对中国而言,构成本书所确定的对外报道实践。但如果离开中国疆域来看,则是货真价实的国际新闻。在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担纲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费正清颇有心得地在开篇绪言中指出,认识和理解中国革命所经历的一系列标志明显的阶段——“传教士的、外交人员的、新闻媒介和社会-科学的了解阶段”,被认为是阅读《剑桥中国史》的“最佳入门”。费正清称为“西方观察中国的新闻媒介阶段”,即西方对中国认识的新闻阶段始于19世纪90年代,这时出现了广泛传播的报纸和外国记者,诞生了现代新闻业。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 1862-1920年)是当时众多外国来华记者中的一员,一位深有影响者。这位澳大利亚出生的苏格兰人,被英国《泰晤士报》聘为驻华记者,“成为向西方世界提供中国政治领袖们的动向的消息灵通人士,最终,他被一些中国领袖聘为顾问。作为认识中国革命的主要工具,新闻业在整个20世纪中稳步地卓有成效地发展起来”。[2]尽管就中国而言这些外国记者的对外报道是他们所在国了解中国境况最为重要的信息管道,但对主权国家而言却是一种自在状态的新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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