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在1960年至1966年的教育思想和教材思想

叶圣陶在7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形成了“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的教育精髓［1］。

1960年至1966年间，语文教育界的老前辈叶圣陶，虽然年过花甲，还是亲自听课，亲自评改作文，并和景山学校、二龙路学校、丰盛学校等学校教师座谈，和全国许多语文老师书信来往。这一时期他发表了许多重要论述。

一、叶圣陶在本时期的教育思想

（一）“听”“说”“读”“写”宜并重之——语文工具观

20世纪60年代，语文教育界存在两种偏向。一种是把语文课上成政治课，“有人认为只要思想内容好，用来表达的语言好不好无所谓”；一种是把语文课上成文学课，脱离了课文本身讲时代背景写作技巧。叶老认为“语言是一种工具，就拿个人说，是想心思的工具，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就人与人之间说，是交际和交流思想的工具。思想和语言是分不开的”。“就学习语文来说，思想是一方面，表达思想内容的工具又是一方面。工具有好坏，思想也有好坏，学习语文，这两方面都要正确对待”，“进行严格语言训练”的结果，必然是“发展学生的语言能力的同时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

如何掌握语文工具？叶老在1964年2月1日的一封信中说：“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亦见此学科‘听’‘说’‘读’‘写’宜并重，诵习课文，练习作文，因为读写之事，而苟忽于听说，不注意训练，则读写之成效亦将减损。”这段话告诉我们，语文教学的内容应该包括听、说、读、写，而且四者是并重的。但当时的语文教学中都存在着偏向，叶老说，“重‘文’轻‘语’，有‘文’无‘语’，这个偏颇应该纠正”。叶老这些论断，从理论上明确地科学地解决了语文教学的目的问题。

（二）“凡为教，目的在达到不需要教”——语文目的观

在语文教学的改革上叶老既是封建教育不妥协的批判者，又是我国语文教育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者，他的语文教育思想体现了民族化的鲜明特色。他认为必须改变“教师滔滔讲说，学生默默聆受”的现象，必须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教师之本旨，并非教师讲一篇课文与学生听，是教师引导学生理解此课文，从而使学生能自观其他类似文章。阅读教学之目的，我以为首在养成读书之良好习惯”。教师“不多讲，而以提问与指点代替多讲。提问不能答，指点不能开窍，然后畅讲，印入更深。而学生时常听老师提问，受老师指点，亦即于不知不觉之中学会遇到任何书籍文篇，宜如何下手乃能通其义而得其要。此如扶孩子走路，虽小心扶持，而时时不忘放手也。我近来常以一语语人，凡为教，目的在达到不需要教。以其欲达到不需要教，故随时宜注意减轻学生之依赖性，而多讲则与此相违也”。“一边讲，一边要逐渐为‘不需要教’打基础。打基础的办法，也就是不要让学生只是被动地听讲，而要想方设法引导他们在听讲的时候自觉地动脑筋，要使他们自觉地动脑筋，是老师备课极重要的项目。”“教是为了不需要教”，这是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的核心，在20世纪60年代的大量书简和著作中有过详细反复的论述［2］。

（三）写作必须在思想和语言两方面下工夫——写作教学观

关于写作教学，叶老说：“所谓通过写作关，目的在能顺顺当当地写好一般文章，记事记得一清二楚，说理说得明白晓畅。”通过写作关要做到几点：一是“在思想认识方面多下工夫。思想认识是文章的质料。有质料是首要的，没有质料如何能写？”二是语言方面也须下工夫。正确、明白、有条有理，首尾贯通，大概是起码的要求。经常留心自己的语言，经常观察人家口头说的，笔下写的语言，哪是好的对的，哪是不好不对的，都仔细辨别，这样可以提高语言的敏感。要紧的当然是多练，就是勤于动笔，每逢动笔绝不马虎。勤于动笔实际上不仅动笔而已，同时也是勤于动脑筋。三是“写的要便于听”，“要前后说话整齐一致，音节匀称顺当，音节少的在前，音节多的在后，这是咱们说话的传统习惯”。以上这些项目做到了，老师才真正起到了主导作用。最后达到学生“自能读书，不待老师讲；自能作文，不待老师改，老师之训练必做到此两点，乃为教学之成功”。叶老主张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这是古今中外教育理论研究成果的准确和质朴的概括。

（四）教师要真正起到主导作用，必须提高本身的水平——教师观

叶老在1964年9月5日的信中说，“语文教学的提高，与教师之水平关系至巨。教师辅导学生者为阅读与作文二事。教师善读善作，深知甘苦，左右逢源，则为学生引路，可以事半功倍。故教师不断提高其水平，实为要图”。在另一封信中写道：“年来与景山、二龙路、丰盛胡同三校之语文教师接触，时或往观授课，颇感教师增加本钱，最为切要。所谓本钱，一为善读，一为善写，二者实相关而不可剖分。去年尝写一短文曰《教师下水》，付《文汇报》，希望教师经常练笔，深知作文之甘苦，盖即添本钱之意。而除课本以外，经常认真看书读报，熟悉阅读之道，是亦添本钱也。”

“我希望教师练习写文章，并不是专指练习写文艺作品而言。尤其要的是写一般文章。一般文章是文艺作品的基础。一般文章又是实际工作中随时需用的。谁都要能写好，所以尤为重要。教师要指导写作，不能宣讲些作法，一定要有写作的切实经验，才能随机应变，给学生真正有益的帮助。”

二、叶圣陶在本时期的教材思想

（1）1949年初—1956年。从1949年3月起，叶圣陶长期主持全国中小学教材的编审工作，并发表了大量有关的文章，对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和教材建设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小学语文教材建设上，他花费了大量精力，可以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中出版的每一本语文教材都饱含他的心血。社会主义社会促使他的教育思想、教材建设的思想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1949年8月，叶圣陶主持了中小学语文科课程标准的起草工作，并起草了《中学语文科课程标准》，这个课程标准是供全国使用的（以后改称“教学大纲”），它总结了“五四”以来我国教材建设的经验（包括老解放区的经验），对解放后的语文教学和教材编写工作有重大影响。《中学语文科课程标准》，始用“语文”一名。叶圣陶曾对此作过解释，“前此中学称‘国文’，小学称‘国语，至是乃统而一之。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亦见此学科‘听、说、读、写’宜并重”。课程标准里列目标、教材、教学要点三项。教材一项里，融会贯穿了叶圣陶几十年的比较成熟的思想，并随着形势发展有了新的进展。首先，关于选材标准，就精神说，要符合目标里规定的：通过语言文字的学习，从感性的认识出发，在学生的情操和意志方而，培养他们对劳动和劳动人民的热爱，对祖国的无限忠诚，随时准备去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决心和勇气，服从公共纪律爱护公共财物的集体主义精神。这些提法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是很必要的。就文章的体裁来说，坚持他一贯的主张，“要包括一般人在生活上所触及的各类文字”。其次，又一次谈到“中学语文教材除单篇的文字而外，兼采书本的一章一节，高中阶段兼采现代语的整本的书”。用整本的书作教材的主张，叶圣陶曾多次提出，但历来试验不多，近年有个别学校采取这个办法，这方面至今还缺乏系统的研究。第三，认为“教材的性质同于样品，熟悉了样品，也就可以理解同类的货色”。这是他一贯的思想。1950年，叶圣陶主持全国中学、师范学校使用的语文课本的编写工作，这是全国第一套通用教材。它的特点是具有革命的思想内容，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各方面的胜利，一扫旧社会许多国文课本中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反动思想内容。这是十分必要的，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短时间内编出这样一套教材是应该肯定的。1954年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了“关于改进中小学语文教学的报告”，报告里提出“应当把中小学语文一门课程，分为语言和文学两种独立的学科进行教学”，将汉民族学校中小学语言课定名为“汉语课”。教育部责成人民教育出版社拟订教材编辑计划，编订文学和汉语的教学大纲、文学课本和教学参考书。1955—1956学年度，初中一、二册文学的和汉语的教学大纲、课本和教学参考书编定，在全国范围选定了74处中学进行试教。试教之前，1955年8月叶圣陶对北京中等学校语文教师作了《关于语言文学分科的问题》的报告。1956年7月1日，在全国语文教学会议上作了《改进语文教学、提高语文教学的质量》的报告。都谈到语言和文学分科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课程的内容和要求。尽管1958年停止了《文学》《汉语》分科教学，但是这种分科编写教材办法的利弊都是可以借鉴的。在教材编写史上，不失为一次有价值的试验。特别是由于分科的要求，产生了“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使得中学语言教学有了可遵循的语法体系，这个体系影响至今。叶圣陶在这次分科试验中起了积极作用，作出了贡献。

（2）1957年—1966年6月这个阶段，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编辑室在叶圣陶的主持和参与下编写了以下几套教材：1958年至1959年编辑的中学语文课本、初中六册，高中六册；1960年修订的中学语文课本；1961年至1964年继续出版的十年制学校初高中语文课本，初中六册，高中四册；1963年新编中学语文课本，初高中共十二册。这几套教材里，能较好地吸收新中国成立以来语文教材编写的经验教训的是1963年的新编中学语文课本。这也是“文化大革命”前叶圣陶主持参与编写的最后一套教材。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编写的较好的一套教材。这套教材的编辑工作始于1962年，1963年修改定稿，全面使用，直到1966年。这套教材吸收了十年制语文课本的经验，根据《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编写。力求体现《大纲（草案）》规定的语文教学目的。这套教材的特点是：第一，选材有明确标准，现代文要文质兼美，是学习的典范，适合学生程度，入选的文章作了必要的文字加工；文言文，选得多的是思想内容进步健康，语言文字好的，内容无害的。这个考虑是比较全面的，克服了1958年那套教材在选材上的偏颇之处，符合语文教学目的，文道统一。第二，课文篇数增加，共360课，篇幅缩短。第三，加强了基本训练。各年级有循序渐进的安排。现行全国通用教材，很多地方学习了这套教材的编辑体例。1966年6月至1976年10月，十年动乱，教育事业受到严重摧残。叶圣陶的教育实践也被迫中断，这是很大的损失。在逆境中，他始终相信党，相信未来。

（3）1976年10月—1989年，叶圣陶以82岁的高龄迎来了祖国的春天。“多活几年，多做些事”是他献身四化的心愿。打倒“四人帮”以后，他担任教育部顾问、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文联委员、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等职务，为拨乱反正做了大量工作。作为现代的语文教材建设事业的创始人，他继续关心教材建设。1978年3月，在北京地区语言学科规划座谈会上作了题为《大力研究语文教学，尽快改进语文教学》的发言。1980年，第二次中学语文教材改革座谈会召开，叶圣陶到会指导，并作了热情的发言，他以十分迫切的心情期待语文教材改革的成功。

80年代，叶圣陶虽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但仍与语文教育界的朋友们保持着密切联系，不厌其烦地回答师生、同人们提出的问题，阐述他的教育思想。他说：“语文教学诚须认真研究，且须从速而务求实效，否则必将妨碍四个现代化之进程。”他大力提倡多作调查，多作研究，“切实研究，得到训练学生读作能力之纲目与次第，据以编撰教材，此恐是切要之事”。这个思想对于今后编好教材，是有深远的指导意义的。

叶圣陶从事教育工作70年，他的实践体现了崇高的献身精神和创造精神，他的思想具有科学性、民族性、革新性和时代性。我们要认真学习叶圣陶的革命精神，深入研究他的教育思想，把我国的教育事业特别是语文教育事业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