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的工学团教育思想

五、陶行知的工学团教育思想

上世纪30年代初，陶行知发起普及教育运动，创造了穷国普及教育新方法，创建了中国普及教育新的教育机构——工学团。第一个工学团在上海孟家桥，创建于1932年9月15日。工学团的方针是“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教师不够，陶师发明了“小先生制”，凡是“小先生”所到处，便是工学团的产生。工学团作为一个普及教育机构，可使大众在不离生产的条件下，学习文化，起到工以养生、学以明生的作用，而且把大众组织起来，团以保生，共赴国难。这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找到的穷国普及教育速成的办法。

工学团是实践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把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实行“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组织，它不是单一的教育组织，或单一的生产劳动组织，也不是一个单一的社会组织。作为一种教育组织，它不脱离生产，又能学习文化受教育，同时又组织群众。这是中国普及教育的一个伟大创举，史无前例。“小先生”一出世便是一个无私无畏的英勇战士，不到一年便走进了23个省市，迅猛地推进了中国的普及教育。看来，穷国办教育，样样都得带点创造。

“工学团”的诞生，也是人类教育思想的进步。陶行知批评传统的教育说：“教育是成了少爷、小姐、政客、书呆子的专利品。它是少爷的手杖、小姐的钻戒、政客升官的梯子、书呆子的轮回麻醉的乌烟（指鸦片）。如果把这种教育普及出去，中华民国简直要成为中华少爷国、中华小姐国、中华政客国、中华书呆国。更加确切些，简直要成为一个中华少爷小姐政客书呆共和国，真要不打而自倒了。”（Ⅲ，126）中国要普及的不是这种少爷、小姐、政客、书呆的教育。陶师要普及的是“自动工学团”，所谓“自动”，是大众自己干、小孩自己干，这种自动教育不是由他人包办来干的。

“工学团”是一种反传统的教育。工是工作、学是科学、团是团体；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是最简明的解释；更清楚的说是，“以大众的工作，养活大众的生命；以大众的科学，明了大众的生命，以大众的团结的力量，保护大众生命。”这种组织，是一个小工场，又是一个小学校、一个小社会，其中包含了生产、长进和平等互助、自卫卫人的三方面意义。这种组织把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了一片，便产生出一个极富生活力的新细胞。

工学团可大可小，小至家庭、店铺，再大一点是几十人的学校、更大一点可以是几千人的工厂、几万人的军队，都可以成为这种富有意义的工学团。

陶师强调指出：“团不是一个机关，不是一个工学的机关。”（Ⅲ，127）假如它只是一个工学的机关，那就变成了一个半工半读的改良学校而不是一个“工学团”了。工学团的“团”，是指力的凝结、力的组织、力的集中、力的发挥，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在有组织有指导下的“自动”之上的。如果是一个工学机关，那么一切活动便由上而下的进行，往往失去“自动”，出现包办。

在陶师看来，单一的学校，只是学习；单一的工场，只是劳作；单一的社会，更缺乏进步、工作，都没有多大意思，不如工学团三者合一，最富于人生的意义，更能造就“全人”。这是陶师从办工学团的实践中得到的关于人类社会生活三合一的一种新组织。

1933年2月，陶师曾提出：“学校宜改称工学团，工为生产，学是学习，团为集体生活。先生宜改称工师，意即教人做工之师也。观念既改，职业教育，乃有新希望。”（Ⅺ，529）职业院校是最有条件办成这样的教育机构的，熔工、学、团于一炉。这里的“团”，应该是使集体生活作为全校生活的基础，即全校教育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