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近世所创的自动主义有三部分：（一）智育注重自学；（二）体育注重自强；（三）德育注重自治。所以，学生自治这个问题，是自动主义贯彻德育的结果，是我们数千年来保育主义、干涉主义、严格主义的反应，是现在教育界一个极重要的问题。（28）
学生自治，不是自由行动，乃是共同治理；不是打消规则，乃是大家立法守法；不是放任，不是和学校宣布独立，乃是练习自治的道理。（29）
修身伦理一类的学问，最应注意的，在乎实行；但是现今学校中所通行的修身伦理，很少实行的机会；即或有之，亦不过练习仪式而已。所以嘴里讲道德，耳朵听道德，而所行所为却不能合乎道德的标准，无形无影当中，把道德与行为分而为二。若想除去这种弊端，非给学生种种机会，练习道德的行为不可。共和国民最需要的操练，就是自治。在自治上，他们可以养成几种主要习惯：
一是对于公共幸福，可以养成主动的兴味；对于公共事业，可以养成担负的能力；对于公共是非，可以养成明了的判断。简单些说：自治可以养成我们对于公共事情上的愿力、智力、才力。照这样看来，学生自治若办得妥当，可算是实验的修身，实验的伦理，全校就是修身伦理的实验室。照这样办，才算是真正的修身伦理。
我们办学的人所定的规则，所办的事体，不免有与学生隔膜的。有的时候，我们为学生做的事体越多，越是害学生。因为为人，随便怎样精细周到，总不如人之自为。我们与学生经验不同，环境不同，所以合乎我们意的，未必合乎学生的意……这就是说，有的时候学生自己共同所立的法，比学校里所立的更加近情，更加易行，而这种法律的力量，也更加深入人心。（31）
我们培植儿童的时候，若拘束太过，则儿童形容枯槁；如果让他跑，让他跳，让他玩耍，他就能长得活泼有精神。身体如此，道德上的经验又何尝不然。我们德育上的发展，全靠着遇了困难问题的时候，有自己解决的机会。所以遇到一个问题，自己能够想法解决他，就长进了一层判断的经验。问题自决得越多，则经验越丰富。若是别人代我解决问题，纵然暂时结束，经验却也被旁人拿去了。所以在保育主义之下，只能产生缺乏经验的学生；若想经验丰富，必须自负解决问题的责任。（32）
我们在学校的时候，有同学的切磋，有教师的辅助，纵因一时不慎，小有失败，究竟容易改良纠正。若在学校里不注意练习，将来到了社会当中，切磋无人，辅助无人，有了错处，只管向那错路上走，小而害已，大而害国。这都是因为做学生的时候，没有练习自治所致的。所以学生自治如果举行，可以收现在之益；纵小有失败，正所以免将来更大的失败。（34）
学生自治是共和国学校里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若想得美满的效果，须把他当件大事做，当个学问研究，当个美术去欣赏。当件大事做，方才可以成功；当个学问研究，方才可以进步。这两种还不够。因为自治是一种人生的美术，凡美术都有使人欣赏爱慕的能力；那不能使人欣赏的、爱慕的，便不是真美术，也就不是真的学生自治。所以学生自治，必须办到一个地位，使凡参与和旁观的人，都觉得他宝贵，都不得不欣赏他，爱慕他。办到这个地位，才算是高尚的人生美术，才算是真正的学生自治。（37）
（《学生自治问题之研究》，1919年10月）
我们承认欲望的力量，我们不应放纵他们，也不应闭塞他们。我们不应让他们陷溺，也不应让他们枯槁。欲望有遂达的必要，也有整理的必要。如何可以使学生的欲望在群已相益的途径上行走，是我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总之，必使学生得学之乐而耐学之苦，才是正轨。若一任学生趋乐避苦，这是哄骗小孩子的糖果子，决不是造就人才的教育。（44）
我们不但是物质环境当中的人，并且是人中人。做人中人的道理很多，最紧要的是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这种精神，必须有独立的意志，独立的思想，独立的生计和耐劳的筋骨，耐饿的体肤，耐困乏的身，去做那摇不动的基础。近今国人气节，销磨殆尽，最堪痛心。倘不赶早在本身和后辈身上培植一种不可屈挠的精神，将何以为国呢？至于今日，少数具有刚性的领袖，又因缺少度量，自取失败，并以此丧失国家的元气，至为可惜。那么推己及人的恕道，和大公无我的容量，也是做人中人的最重要的精神。把这几种精神合起来，我找不到一个更好的名词，就称他为大丈夫的精神罢。我们处世应变，要有大丈夫的精神。（45）
（《南京安徽公学办学旨趣》，1924年12月）
历来办学的人谈到学生品行问题就联想到宽严的观念。其实从前学校一味盲目的压制，近年学校一味盲目的放任，都是不应该走的错路。训育问题不是笼统的宽严问题。究竟什么事应当严？什么事应当宽？应当严的如何严法？应当宽的如何宽法？什么叫做严？什么叫做宽？我怕专在笼统的宽严问题上做工夫总寻不出什么条理来。所以希望担任训育的人，第一要打破宽严的观念，要在宽严以外去谋解决。真正的训育是品格修养之指导。我们要在“事”上去指导学生修养他们的品格。事应当怎样做，学生就应当怎样修养，先生就应当怎样指导。各种事有各种做法，指导修养之法也跟了它不同。同是一事，处不同之地，处不同之时，遇不同之人，那做的方法及指导修养的方法也就不能尽同了。怎样可以拿一个笼统的宽严观念来制裁他们呢？（80）
训育上的第二个不幸的事体就是担任训育人员的消极作用。他们惯用种种方法去找学生的错处。学生是犯过的，他们是记过的。他们和学生是两个阶级，在两个世界里活着，他们对于学生的困难问题漠不关心。我们希望今后办训育的人要打破侦探的技术，丢开判官的面具。他们应当与学生共生活、共甘苦，做他们的朋友，帮助学生在积极活动上行走。他们也不应当忘记同学互相感化的影响，最好还要运用同学去感化同学，运用朋友去感化朋友。
训育上还有个最不幸的事体，这事就是教育与训育分家，把教育看作知识范围以内的事，训育看作品行范围以内的事，以为学习知识与修养品行是受不同的原理支配的，甚至于一校之中管教务与训育者不相接洽，或背道而驰。殊不知学习知识与修养品行是受同一学习心理定律之支配的，我们如果强为分家，必至自相矛盾，必至教知识的不管品行，管品行的不学无术。所以我们希望担任训育的人要打破知识、品行分家的二元论，而在知识品行合一上研究些办法出来。（81）
训育难办，中等学校的训育更难办，当今中国之中等学校训育尤其难办。然困难处即是有兴味处。他所以难是因为他问题繁多而复杂；他所以有兴味是因为他给我们研究的机会极丰富而不可限量。品行养成之要素是在一举一动前所下的判断。我们问题中之最大问题，是如何引导学生于一举一动前能下最明白的判断。这样一来，即刻牵涉到善恶、是非、曲直、公私、义利之分。这样一来，问题可就多了，可就难了，可就真有兴味了。知道这里的难处，欣赏这里的兴味，才可以干训育的事。任训育者不是查房间、管请假、记大过、发奖品就算了事。他的最大责任是引导学生参与现代人生切要的生活，于一举一动前能下最明白的判断。全体教职员都有这个责任……不过任训育者总其成罢了。（82）
（《南京中等学校训育研究会》，1926年12月）
我们深信最高尚的精神是人生无价之宝，非金钱所能买得来，就不必靠金钱而后振作，尤不可因钱少而推诿。（88）
（《我们的信条》，1926年11月）
“学”字的意义，是要自己去学，不是坐而受教。先生说什么，学生也说什么……“生”字的意义，是生活或是生存。学生所学的是人生之道。人生之道，有高尚的，有卑下的；有片面的，有全部的；有永久的，有一时的；有精神的，有形式的。我们所求的学，要他天天加增的，是高尚的生活、完全的生活、精神上的生活、永久继续的生活。进一步说，不可学是学、生是生，要学就是生，生就是学。
做新教员的要有共和的精神。就是不可摆出做官的态度，事事要和学生同甘苦，要和学生表同情，参与到学生里面去，指导他们。（316）
（《新教育》，1919年7月）
我觉得中学生毕业之后，若不升学，应有下列之要素：
一、应付社会环境所必需之人格；
二、制裁天然环境所必需之知识技能；
三、生利所必需之知识技能；
四、消闲所必需之知识技能。
请先看中学毕业生应付社会环境的人格……就证明我们的中学对于培养应付社会环境所必要的人格，还没有可靠的方法。（382）
人当忙时不会走歧路，一遇空闲，危险就来了。所以古时的教育，注重闲时的修养，现今的教育，也注重空闲时的消遣方法。在学校里培养学生种种正当娱乐的良好习惯，使他习与性成，将来离校之后，继续将他空闲时的精神，归纳在这种正当娱乐当中，这是很重要的教育。（383）
（《中等教育实验之必要》，1921年12月）
Ⅱ
我们别把钱看得太大了，因为钱之上还有比钱大的大事；也别把钱看得太小了，因为钱是用来做大事的。（154）
南京八日专电，载有戴传贤于本月七日给全国教育家及学生家长的一封公开信，上面写的是：
“培植出一棵树苗，要他长成端正的大树，要费几根大木头，四面撑住他，培植一个好青年，要牺牲几个成年人，四面去扶植他。树苗自由，不能成长；青年自由，不能成人。全国的教育家醒来，全国学生的父母兄弟姐妹醒来！救国先救国家命根的青年！救国先救教导青年的学校！”（170）
我对他们所说的话是：
“你们要知道种树吗？底下可以安根，上面可以出头，幼苗才能种得活。有水分、肥料、空气、阳光，而无虫害，幼苗才能长成大树。园丁的责任在灌溉、施肥、除害虫，而不没收它的自由的空气与阳光，则幼苗自能欣欣向荣了……如果你想叫幼苗端端正正的长起来，也难也容易。小树生在大树中间，若大树端正，则小树须向上吸收阳光，自必端正，这不是很容易吗？若大树惯于折腰，罩在小树上，小树得不着阳光，想它端正便是万难。”
所以：
“出头处要自由！
“树苗要伸出头来呼吸自由的空气，感受自由的阳光，才能活，才能长，才能端正。假使我们在幼苗的出头处加以压力，那未除非是幼苗肯像乌龟样把头缩进壳里去，它的自然的生长力是会把压力冲破，如同小鸡啄破鸡蛋壳一样的不可制止。”（171）
自由这个名词是含有自主、自决、自行、自得种种意义。扩而大之，是要各得其所。自由人是奉头脑做司令；他的反面是奴隶……放荡不是自由，因为放荡的人是做了私欲嗜好的奴隶而不能自拔。一个人若做了私欲嗜好的奴隶便失掉自由。青年放荡固然不能成人；成年人放荡也只算是成年，不能算是成人。成年人、青年、小孩子都该在一个道德标准下生活。
青年不可以假借自由之美名去过放荡的生活；教师、家长也不可假借放荡之罪名去剥夺青年小孩子生长所必需之自由。根据以上所说，我所得的断语适与戴君相反。我的断语是：
“失掉自由，不能成人”。（172）
（《一个教师与家长的答复》，1931年11月）
量布用尺，量米用斗，量是非的尺与斗是什么？我以现代中国大众的一分子提出是非标准如下：
（一）公者是；不公者非。增进大众福利者是；损害大众福利者非。大众福利与小集团福利冲突时，拥护大众福利者是；拥护小集团福利者非。
（二）真者是，不真者非。
（三）推动时代前进者是；阻碍时代前进者非。（213）
（《是非》，1932年1月）
会做文章会讲话的人，不一定会做好县长。（216）
十几年的经验告诉我，在容貌辞令上判不出真人才。口试和笔试一样的靠不住，分数不代表一个人的真本领。
明白的县长是要在任上考，政绩便是他的铁打的资格。
每一个现任县长要交的卷子是：为本县人民兴了多少利，除了多少弊？分开来说，每一个县长必须做完下列几个考题才算及格：
（一）到任后开了几个学校，加了几个学生，造就了几个科学的孩子，科学的青年，科学的成人？
（二）到任后筑了几里公路？
（三）到任后栽了几株树木？
（四）到任后兴了几处水利？
（五）到任后提倡了几种新农工艺生产？
（六）到任后组织了几多人民自卫的武力？
（七）到任后除了几个贪官污吏土豪劣绅？
（八）到任后革了几种弊政及不良嗜好？
（九）到任后培养了多少民众出来拿民权？
（十）到任后减少了多少不劳而获与劳而不获的不平？（217）
到了真正人民出来当国的时候，纸做的文凭是一定混不过去的，只有政绩是实在的资格。那时，候补县长先须跟着一个现任县长做徒弟。也不能专凭几篇空文或几句空话，便让他出来担任一县的大政。（218）
（《县长的资格》，1932年1月）
要做一个整个的人，别做一个不完全、命分式的人。
但是何种人算不是整个的人呢？依我看来，约有五种：
（一）残废的——他的身体有了缺欠，他当然不能算是整个的人。
（二）依靠他人的——他的生活不是独立的；他的生活只能算是他人生活的一部分。（289）
（三）为他人当做工具用的——这种人的性命，为他人所支配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
（四）被他人买卖的——被贩卖人口所贩卖的人，就是猪仔；或是受金钱的贿赂，卖身的议员就是代表者。
（五）一身兼管数事的——人的一分精神只能专做一件事业，一个人兼了十几个差使，精神难以兼顾，他的事业即难以成功，结果是只拿钱不做事。
我希望诸君至少要做一个人；至多也只做一个人，一个整个的人。作一个整个的人，有三种要素：
（一）要有健康的身体——身体好，我们可以在物质的环境里站个稳固。诸君，要作一个八十岁的青年，可以担负很重的责任，别做十八岁的老翁。
（二）要有独立的思想——要能虚心，要思想透彻，有判断是非的能力。
（三）要有独立的职业——要有独立的职业，为的是要生利。生利的人，自然可以得到社会的报酬。（290）
（《学做一个人》，1925年底）
高尚的生活精神不用钱买，不靠钱振作，也不能以没有钱推诿。用钱可以买来的东西，没有钱自然买不来；用钱买不来的东西，没有钱也是可以得到的。高尚的精神如同山间明月，江上清风，是取之无尽，用之无穷的。没有钱是一事，没有精神又是一事。有钱而无精神和无钱而有精神的学校，我都见识过。精神是不靠钱买的。精神是在我们身上，我们肯放几分精神，就有几分精神。不关有没有钱，只问我肯不肯把精神放出来。（309）
（《我之学校观》，1926年11月）
政治家的存心只是一个诚字，一伪就变为政客了。政治家的动机是为公众谋幸福的，有所私就变成政客了。政治家的进退以是非为依据，若随利害转移，就变为政客了。政治家为目的而择手段，政客只管达他的目的而不择手段。政治家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政客就不然，他的主张，随富贵而变，随贫贱而变，随威武而变。孔子说：“政者正也”。政治家以“正”为家；政客是“正”之客，自外于“正”的人。政客只怕天下不乱，政治家一心只求天下之治平。政治家与正客起初之相差只在念头之一转，但是到了表现出来，简直有白的黑的一样的分明。（372）
（《政治家与政客》，1927年10月）
学校一年教不好的孩子，赌场一天可以把他教坏。那么，造成民众武力以扫除那毁坏教育工作之恶势力，怕也是我们应当注意的一件事吧。（445）
（《这一年》、1929年3月）
我们不但是一个人，并且是一个人中人。人与人的关系是建筑在互助的友谊上。凡是同志，都是朋友，便当互助，倘不互助，就不是朋友，便不是同志。（562）
（《晓庄三岁敬告同志书》，1930年3月）
Ⅳ
人生是患难与欢乐所组成。追求真理的人以与患难搏斗为乐，唐僧向西天取经，遭遇八十一难，不知者以为他是自寻苦吃，其实他是抱着一个宏愿要完成，看破生死，乐而忘苦。总之，人生与患难有不解之缘。患难给有志者以战斗之情绪与战胜之智慧。
一个人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屈的境界，是永远不会被患难压倒。那时他成亦成，败亦成，而不是世俗所谓之成败了。（15）
（《育才十字诀》，1942年12月）
我们要把自己的生命，放在大众的生命里，个人的生命才有意义。唯有把自己的生命放在大众的生命里，个人才不会死！（150）
（《在广东省新文字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词》，1936年7月）
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坏，纵然使你有一些学问和本领，也无甚用处。并且，没有道德的人，学问和本领愈大，就能为非作恶愈大。所以我在不久以前，就提出“人格防”来，要我们大家“建筑人格长城”。建筑人格长城的基础，就是道德。现在分“公德”和“私德”两方面来说。
先说“公德”。一个集体能不能稳固，是否可以兴盛起来？就要看每一个集体的组成分子，能不能顾到公德，维护公德，来衡量它。如果一个集体的组成分子，人人以公德为前提，注意每一个行动，则这一个集体，必然是日益稳固，日益兴盛起来。否则，多数人只顾个人私利，不顾集体利益，则这个集体的基础必然动摇，并且一定是要衰败下去！要不然，就只有把这些不顾公德的分子清除出这个集体，这个集体才有转向新生机的希望。所以我们在每一个行动上，都要问一问是否妨碍了公德？是否有助于公德？妨碍公德的，没有做的即打定决心不做，已经开始做的，立即停止不做。若是有助于公德的，大家齐心全力来助他成功。
再说“私德”。私德不讲究的人，每每就是成为妨害公德的人，所以一个人私德更是要紧，私德更是公德的根本。私德最重要的是“廉洁”，一切坏心术坏行为，都由不廉洁而起。（523）
（《每天四问》，1942年7月）
三民主义一开始就说：“大凡人类对一件事，研究其中的道理，首先是发生思想，思想贯通以后方生信仰，有了信仰方生力量。”我首先指出：“思想统制”与“思想贯通”是不能相容的。其次可以分两方面说，那不得已而受统制的人是越弄越没有追求真理的兴趣，结果不是思想统一而是思想消灭，统一于愚；那不甘心受统制的人，一部分倒会突破千磨万击，而发展出更高的思想与更大的智慧。（545）
领导一二人，可用豆油灯；领导一二十人，可用火把；领导一国之众及全世界就要用太阳，至少要月亮那样大的光明。总而言之，无论领导多少人，总是要拿着真理之光，照着人向那正确的道路走去。如果领导的人把火熄了，或把跟随的人的眼睛闭了看不见光，或者甚至把他们的嘴也封起来了，连路上遇着危险也不能喊，那领导的人们不但是费力不讨好，而且大家在半途上难免会出岔子。（546）
（《青年教育与思想问题》，1944年6月）
我们育才则坚决的要推头脑作为总司令，指挥我们追求真理，贯通真理，为真理作战。……我们的统帅只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头脑。它永远不曾引导我们走错路，打败仗。
（《从五周年看五十周年》，1944年6月）
人生是患难与欢乐所织成，追求真理的人是要以与患难搏斗为乐……困难给有志者以战斗之情绪与斗胜之智慧……有了情绪、智慧还不够，必须有战斗到底之意志，才能克服大的困难。（555）
（与吕长春的谈话，1944年10月）
Ⅷ
四天前，我到南昌监狱里去对四百个犯人演讲，我说人间也有天堂地狱。若存好的念头，心中愉快，那时就在天堂；若存坏的念头，心里难过，那时就在地狱。
我们生在此间，有一定的使命。这使命就是运用我们全副精神，来挽回国家厄运，并创造一个可以安居乐业的社会交与后代，这是我们对于千万年来祖宗先烈的责任，也是我们对于亿万年后子子孙孙的责任。（41）
（给文渼的信，1923年11月12日）
现在一般学校，只是把小学生一个个的化成书呆子。你可要学做事、学做人、不要做书呆子。做事的时候，要做什么就读什么书。书只是工具，和锄头一样，都是为做事用的。（148）
（给小桃的信，1927年3月）
人生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
本来事业并无大小，大事小做，大事就成小事；小事大做，则小事变成大事。小人居高位，如在厅里挂画像，挂得愈高，愈见其小。
巴士德当初研究那人眼看不见的微生物，便好像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等到痨病虫发现以后，因他得救的人可以装满一个南京城。这是小事大做的效果。
小而言之，一个小学生之好坏，关系全村之兴衰。……全民族的民运都操在小学教员手里。……中国之所以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和帝国主义之宰割，追到根源，也要算教书先生为罪魁。所以小学教师之好坏，简直可以影响到国家的存亡和世运之治乱。（190）
（一件大事——给大学生的一封信，1928年8月）
Ⅸ
平时要以“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达者不恋”的精神培养学生和我自己。有事则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动”相勉励。前几天，女青年会在沪江大学约我演讲《新中国之新教育》，我提出五项修养：一为博爱而习，二为独立而学习，三为民主而学习，四为和平而学习，五为科学创造而学习。（719）
（致育才学校全体师生，1946年7月）
Ⅺ
教人做人，是以身作则，以人化人的。（218）
（《1924年中国教育之回顾》，1925年1月）
想一想，人生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你年富力强，有国当救，有民当爱，岂可轻生？死不得！死有重于泰山，死有轻于鸿毛。与其投江而死，何如从事乡村教育，为中国三万万四千万农民努力而死！（267）
（燕子矶头两块木牌上的题字，1927年3月）
道德两字，只有是与不是的问题，不能有新与旧的问题。道德是人在社会上最适当的行为。所以适当的是道德，不适当的不是道德。人的本质，原有为人为己两种趋向，但是为己的行为，未必全是不道德行为；反之，为人的行为，也未必全是道德行为。因为社会、个人是相辅相存，不是各自生存的。所以为己之极，反是为人；为人之极，亦可为己。至于如何可称道德。即在权衡这为人为己两方面，定夺最适宜之一点的所在。大概道德的原则，是在个人有充分的发展，但不致损坏在社会全体之安全；社会有支配的势力，而又不致侵害个人生存的目的。因此一来，道德两字就极难讲，因为社会状态何等复杂，个人差别何等显著，社会有流动性，个人亦有流动性，这最适宜的一点便时时发生疑问和争执。从古到今，社会不断的变化，道德也不断的迁移，没有一时，没有一地，道德性质不在那里更变。今日称为最适宜的行为，明日也未必适宜；昨日称为最适宜的，今日又未必最适宜。换句话说，可以维持此一时代之社会，未必能维持彼一时代之社会。道德固是造成社会的要素，但时刻显露其裂痕，补救方法，就在时时有适宜的道德，来代替不适宜的地位。如此，社会可以常有进化，个人方面不受压迫。（286）
欧美有欧美的道德，代表欧美社会最适宜的行为。宋、元、明、清有宋、元、明、清的道德，代表宋、元、明、清社会最适宜的行为。在欧美或宋、元、明、清的社会内，我们不能指出他道德的不是。但是社会不是只有欧美式同宋元明清式两种，以为除了欧美式只有宋元明清式的道德的心理，恐怕对于道德两字的观念有些弄错吧。总之，道德本来是习惯的制度，自然发生，不是有人可以勉强的，与法律不同。法律是行动上的，道德是见解上的。这是道德教育家应该研究的。（287）
（《道德问题》，1928年2月）
我曾提出训育与教育应合为一体，不可分列。考其所以分开的原因，即误认课堂内的功课是教育，教室外的作业为训育，为此分开，实不合理。……还有课内课外的分别，如园艺在课室内讨论方法，课室外即须实行。所以课内课外观念应须打破，不要把学生生活，切为两段。（290）
（《重视儿童自治》，1928年2月）
人生有四个大的问题，有两个可以自己做主的，有两个是可以自己不能做主。两个自己不能做主的问题，一是“生”，二是“死”。两个自己可以做主的问题，一是恋爱——婚姻，二是事业。（302）
晓庄同学可不可以谈恋爱？可以，不但可以，而且无法避免。因为我们有恋爱的生活，也就应该有恋爱的教育。问题在如何对待恋爱与事业的关系。
晓庄并不反对恋爱，但是反对“恋爱至上主义”。（303）
（《恋爱与事业》，1929年初夏）
在整个军人政治与官僚政治之氛围中，一切皆为混乱为落伍为腐蚀为奄奄无生气，教育之不能单独超出混乱之漩涡，自为必然之事实。准此可知我国近二十年教育之破产，文化之日益衰落，亦即为军人政治与官僚政治之恶环境下所收之恶果。（392）
社会即一大学校也，社会之诸色相，即实际教材也。然而今日之社会为何若？社会之一切现实又何若？政治家日从事于权利之角逐，日陷于私欲之沉湎，种种卑鄙耻辱不可思议之行为，由个人而扩大至整个社会，使整个社会陷于混乱之状态。青年处此情势之下，耳濡目染，接受此种实际教育，意志不健全者，即为其所同化，投入恶浊之漩涡；其意志坚强者，则烛见社会之矛盾不合理，自起而反抗，力谋改造。政治家一方面从行为上供给青年以恶的教材，直接致使教致育日趋于破灭，而欲从口头上挽回教育之厄运，使青年能一致步入光明广坦之前途，斯不仅为不可能，而且加重青年之禁锢，根本斩断国家社会前途之一线生机，正为一种极其重大之罪过。
再就学校本身而言，平素所谓神圣之教育界，今亦为军人政治，官僚政治所侵入。……政治如不能澄清，整个社会如不能改革，则整顿教育推进文化，皆为空话。（393）
（《谨贡献于一中全会——改革教育》，1931年11月）
尤有进者，青年为国家之元气，为国家将来之中坚。视今日之青年，即可预断他日国家之治乱。“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为“树人”计，为培植国家将来之人材计，报纸对于青年，尤应注意教育。应利用报纸为活的教材，与青年发生亲密之关系。（469）
（《青年如何利用暑假》，1932年7月）
吾人认为教育青年，应着重于养成其创造之精神，与开天辟地推进时代之生命力，而不应养成书痴，或旧时代之承继者。应养成其服务社会之精神，而不应养成其“利己主义”之幻梦。（509）
（《商务印书馆复业》，193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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