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叶圣陶（1894—1988），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文学家，也是我国语文教育界的老前辈，现代语文教学的开拓者之一。叶圣陶的语文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内容丰富，涵盖了语文教育领域的方方面面。吕叔湘在为《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所写的序言中指出：“通观圣陶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最重要的有两点。其一是关于语文学科的性质：语文是工具，是人生日用不可缺少的工具。其二是关于语文的教学任务：教语文是帮助学生养成使用语文的良好习惯。过去语文教学的成绩不好，主要是由于对这两点认识不清。”［5］

叶圣陶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有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可以分为新中国成立前和新中国成立后两个时期。本篇只讨论新中国成立前的阶段。叶圣陶的语文教学思想在20世纪20年代已初步形成，主要有：

一、“语文学科性质是基础工具性”的教学思想

（1）语文教学是为了帮助学生掌握语言文字这种工具。

他为语文学科正名定性为：“什么叫语文？平常说的话叫口头语言，写到纸面上叫书面语言。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语言是一种工具。工具是用来达到某个目的的。工具不是目的。”［6］按照叶圣陶先生的阐述，我们可以明白地了解到，听和说偏重于口头语言，读和写偏重于书面语言。听、说、读、写涵盖了语文教学的全部内容，所以，学语文就是学语言，换句话说，只有学好了语言，才算学好了语文。

（2）他认为语文是思维和交际的工具。

他说“我们说语言是一种工具，就个人说是想心思的工具，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就人与人之间说，是交际和交流思想的工具。”［7］

在重申了前次的观点后，他把作为“工具”的语言的理解通俗化了：语言这个工具的目的就是想心思和交流思想。显然，这一次的提法有了进一步的针对性，提出语言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思维和交际。这是站在实用的立场上，把语文学习看成是正常思维和立身处世的一种必要准备，强调了语言社会性的一面。

（3）他还认为语文是“生活的工具”。他指出：“国文，在学校里是基本科目中的一项，在生活上是必要的工具中的一种。”［8］

“不能运用生活上的一种必要工具，自然是要吃亏”，他认为尽量运用语言文字并不是生活上一种奢侈的要求，而是现代公民们必须具有的一种生活的能力。如果没有这种能力，就是现代公民生活上的缺陷；吃亏的不只是个人，同时也影响到社会。他不仅指出了语文首先是一种工具，而且还告诫人们如果不很好地使用这项工具，将会给个人甚至给整个社会带来不利的影响。

（4）语文是学习其他学科的工具。他还进一步指出：“语文是工具，自然科学方面的天文、地理、生物、数、理、化，社会科学方面的文、史、哲、经，学习、表达和交流都要使用这个工具。要做到个个学生善于使用这个工具，语文教学才算对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尽了分内的责任，才算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尽了分内的责任。”

总之，在叶圣陶先生看来，语文这个“工具”既是生活的工具，又是“思维和交际”的工具，学习其他学科的工具。叶圣陶的“工具论”是他从语言的应用角度对语文学科的性质与范畴作出的科学界定。

二、“语文教本只是些例子”的教材思想

叶圣陶先生关于语文教材建设的思想有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包括他的编写实践活动在内，可以分为解放前和解放后两个时期。本篇只讨论解放前的四个阶段。

（1）1922年—1929年，他大力提倡白话文，认为教材编写的宗旨是“顺应自然之趋势，适应学生之地位”。1912年开始在苏州干将坊言子庙小学任教。这是他从事教育工作的开始。1915年秋，叶圣陶到上海，在商务印书馆办的尚公小学任教。同时，他应邀为商务印书馆编写小学语文课本。这是他编写教材生涯的开始。他提出教材编写的宗旨是“顺自然之趋势，而适应学生之地位”。他大力提倡白话文，主张“小学国文教材宜纯用语体”，“教材或由搜集，或由创作”，“力避艰古而近口说”。这一系列主张表明叶圣陶站在“五四”运动的前列，是我国现代语文教材改革的先行者。

（2）1930年—1937年。1930年底，叶圣陶明确提出，“国文科是一门科学，必须把它当科学对待”。叶圣陶由商务印书馆转到开明书店任编辑后，他把主要精力投放在中小学教材的编写上。1932年，叶圣陶编写了小学初级学生用《开明国语课本》（全书八册，丰子恺配画）。1934年，他编写了小学生高年级用《开明国语课本》（全书四册，丰子恺配画）。这是一套完整的小学国语课本。1934年，叶圣陶和夏丏尊、宋云彬、陈望道合编成了《开明国文讲义》（开明书店出版），这是为开明函授学校编写的讲义，全书三册。1935年，叶圣陶与夏丏尊合编初中国文科教学自修用《国文百八课》（开明书店1935年出版），全书共六册。在该书的《编辑大意》和《关于（国文百八课）》一文里，阐述了他们的语文教育思想。可以说，这套教材和上述文章是叶圣陶教材编写实践的一次总结，是他语文教育思想成熟的一个标志。《编辑大意》里，提出了很多新思想。他第一次明确提出，国文科是一门科学，必须把它当科学对待。他说：“在学校教育上，国文科一向和其他科对列，不被认为一种科学。因此国文科至今还缺乏客观具体的科学性。本书编辑旨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想给予国文科以科学性，一扫从来玄妙笼统的观念。”这些话切中以往语文科教学的要害，为语文科建设指明了方向。从语文教材编写史的角度看，《国文百八课》可说是这个时期语文教材的范本，为我国现代的语文教材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套教材的编辑思想和编排方法至今可以借鉴。

这七年是叶圣陶在语文教材建设上获得丰收的时期，是他教育思想趋于成熟的时期，他此时在教育上的成就，可以和他在文坛上的成就相媲美，他赢得了教育家的声誉。

（3）1937年7月—1945年，进一步明确了教材的性质和作用，提出“文道关系”和“语文教学不是文学教学”等重要思想。

八年抗战期间，尽管工作条件很差，他仍兢兢业业地从事教育事业和教材编写工作，并作出了新的贡献。《谈语文教本》一文，专门谈到教材的性质和作用。他说：“语文教本只是些例子，从青年现在或将来需要读的同类的书中举出来的例子，其意思是说你如果能够了解语文教本里的这些篇章，也就大概能阅读同类的书，不至于摸不着头脑。所以语文教本不是个终点。从语文教本入手，目的却在阅读种种的书。”在另外几篇文章里，还谈到几个重要的观点。第一，文道关系。叶圣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很全面，很辩证。他说：“国文教学自有它独当其任的任，那就是阅读和写作的训练。学生眼前要阅读，要写作，至于将来，一辈子要阅读，要写作。这种技术的训练，他科教学是不负责任的，全在国文教学的肩膀上。”这就把语文教学的目的说得很清楚。同时，“国文是各种学科中的一个学科，各种学科又像轮辐一样转合于一个教育的轴心，所以国文教学除了技术的训练而外，更需要有教育的意义”。他认为，教育意义主要体现在选材的适当上。第二，语文教学不是文学教学。他说：“国文所包的范围很宽广，文学只是其中一个较小的范围，文学之外，同样包在国文的大范围里头的还有非文学的文章，就是普通文。这包括书信、宣言、报告书、说明书等等应用文，以及形象地写状一件东西或载录一件事情的记叙文，条畅地阐明一个原理发挥一个意见的论说文。中学生要应付生活，阅读与写作的训练就不能不在文学之外，同时以这种普通文为对象。”这话说得十分符合实际情况。在他的提倡下教材选材的范围扩大到非文学作品的种种应用文。从这个时期叶圣陶发表的许多文章看，他不仅是现代语文教材建设的奠基人，又是积极创新的改革家。

（4）1946年—1948年，关于语文教学及语文教材的理论更趋于完善，注意教材的系统性及学法指导。

抗战胜利后，叶圣陶回到上海，仍在开明书店工作。他积三十余年教学和编著的经验，在这个阶段编写了几套深受好评的教材；他关于语文教学、语文教材诸多问题的主张，也更趋于完善，形成一套理论。1946年，他和周予同、郭绍虞、覃必陶合编了《开明新编国文读本〔甲种〕》，1947年，和徐调孚、郭绍虞、覃必陶合编了《开明新编国文读本〔乙种〕》。这是叶圣陶主张把文言文和白话文分开教学，分两种教材编写的第一次实践。甲种六册专选白话，乙种三册专选文言。抗战刚结束两年，叶圣陶就拿出了两套共九册教材，进行改革的试验，这是难能可贵的。在《开明新编国文读本》的基础上，1948年，叶圣陶与朱自清、吕叔湘又编成《开明新编高级国文读本》（六册）和《开明文言读本》（六册），这是供高中用的白话和文言分编的教材。这套教材在编排上有两个特点。第一，注意了教材的系统性，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先易后难，由浅入深。“就体裁而论，大致一、二册记叙文、描写文多些，说明文、议论文少些，以后说明文和议论文逐渐加多，五、六册记叙文、描写文就比较少了。”第二，为帮助学生理解、学习，加强了注释和练习。白话文教材每篇后面分列“篇题”“音义”“讨论”“练习”四项，文言文教材每篇后面有“作者及篇题”“音义”“古今语”“虚字”“文法”“讨论及练习”等六项。引导学生有正确的思路，学会分析问题，并结合了实际应用［9］。

三、“精读、略读互补”的阅读教学观

在教学内容上，叶圣陶很重视学生的课外阅读，认为要提高学生的语文程度，不能光靠课堂与课本，还要让学生阅读大量名作范文。他自己选注出版了《荀子》《礼记》《传习录》《苏辛词》等，作为学生的课外补充读物，还撰写了童话集《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开拓了我国童话创作的园地，他还把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演讲辩论）列入语文教育范围内，认为“说”和“写”同样重要，而且演讲辩论，有助于整理思想，提高学生的文字表达能力。这一主张，后来就发展成语文教学的“听、说、读、写”四项训练。

叶圣陶在1942年就与朱自清先生合著了《国文精读教学举隅》和《略读教学举隅》，对精读教学和略读教学都作了详细的阐释。叶圣陶把阅读课分为两种课型：“精读”和“略读”课。他说：“就教学而言，精读是主体，略读只是补充；但是就效果而言，精读是准备，略读才是应用。”［10］这样就确立了以应用为目的的“精读、略读互补”的阅读教学观和价值观。

四、“话怎么说，文章就怎么写”的写作教学观

谈到写作方面，叶圣陶提出“话怎么说，文章就怎么写”的观点。他认为“作文与说话是一回事”。早在20世纪20年代叶圣陶就已经提出：“作文与说话本是同一目的，只是所用的工具不同而已。（《作文论》）；后来他又相继提出了“作文就是用笔说话”；“说就是写，用嘴巴来写”；“说话是不留痕迹在纸面的文章”（《“通”与“不通”》）的观点。

在谈到写什么的时候，叶圣陶提出我们要本着“诚实”的原则作文，他说“我们作文，要写出诚实的、自己的话”，也就是要求我们有什么就说什么，鼓励我们说真话、实话。当然，真话、实话不仅要求心里怎样想就怎样说，怎样写，还要求有个标准，叶圣陶一再强调“我们既是现代人，要表达我们的思想情感，在口头既然用现代的语言，在笔下当然用按照口头语写下来的语体”。（《怎样写作》）

在谈到作文修改的方法时，叶圣陶认为的最佳的修改方法是读（说）改法。他说“我们写成一篇文章，只消把它通读几遍，有不调顺的所在自然会发现，而且知道应该怎样去修改了”（《“通”与“不通”》）；“写完一篇东西，念几遍，对修改大有好处……修改稿子不要光是‘看’，不出声念，只在心中默默地说。一路念下去，疏忽的地方自然会发现……语言的连贯性怎样，放到口头去说，最容易辨别出来。修改的时候‘念’稿子大有好处，理由就在这里”。（1958年《和教师谈写作》［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