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的教育思想

第三节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

陶行知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著名的人民教育家。他毕生致力于人民教育事业和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陶行知不仅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教育家，也是一个勇敢的出色的反法西斯斗士——泰格尔”。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活动，不仅在当时国统区、老解放区有很大影响，而且也影响到国外。郭沫若赞扬他是“两千年前的孔仲尼”。

陶行知（1891—1946年），原名文濬，后改知行、行知，安徽歙县人。少时曾断续就学于旧式塾馆，并刻苦学习。1906年入教会崇一学堂读书，开始接受西方教育。1910年考入南京汇文书院预科，不久转入金陵大学文科，改名“知行”，信奉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自由、平等思想。1914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赴美留学。初入伊利诺大学攻读市政学，获政治学硕士学位，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教育，得到著名教授杜威、孟禄的赏识。1917年获哥伦比亚大学都市学务总监资格文凭。后应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之聘回国，讲授教育学、教育政策、教育统计等课程，介绍实用主义教育理论。1922年“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任主任干事。之后南京高师并入东南大学，陶行知任教育科主任。

一、改革旧教育，提倡新教育

（一）教学法取代教授法

在一次校务会议上，陶行知郑重地提出以“教学法”代替“教授法”。他说，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而是教学生学，就是把教和学联系起来。对于一个问题，不是要先生拿现成的解决方法传授给学生，而是要把如何解决问题的方法、途径教给学生，使学生以最短的时间，通过与以往经验的比较，产生与相似经验的联想，自己找出方法来，并且掌握寻求解决问题方法的过程、步骤，形成能力，以解决其他问题。这种打破传统教学方法的提议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刺伤了在座教授们的自尊，他们联合起来反对陶行知的“标新立异”，抵制这位年轻教授的主张。陶行知深深感受到中国传统保守势力的顽固，在中国要进行改革实在是太难了。不过他并不气馁，一面授课，一面将自己的改革主张撰写成文，先后在《新教育》、《新教育评论》和《新教育思潮》（《时报》）上发表了《教学合一》、《教育与科学方法》等论文，批判传统教育重教不重学，大力提倡教育试验和教育科研，“塞陈旧之源”、“开常新之道”、“发古人所未发，明今人所未明”，开创中国之新教育。不久，五四运动席卷而来，猛烈地冲击着一切陈腐保守的传统习惯和势力。在南京高师“教学法”也终于替代了“教授法”。后来，这一“教学合一”的主张则更进一步发展为“教学做合一”的理论，成为陶行知倡导的生活教育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提出了试行选科制和学分制

1918年北京大学在国内率先实行“选课制”，同年5月，27岁的陶行知担任了南京高师教务主任并兼任教育科主任。由于年轻，加之一到任，他就提出了许多教育改革建议，包括试行选课制和学分制，但是很快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一些老资格的教授更是不把他放在眼里。可陶行知毫不示弱，沉着应战。他抓住当时学校从未解决好的难题——排总课表，做了一块大木板，采用统计学原理，很快排好总课表，该课表既无一个人重复，更无科目冲突，使教室、实验室各得其所，总课表的排成使所有在场围观的老教授都为之叹服。

（三）提倡男女同校

陶行知是使中国高校开放“女禁”的最早实行者之一。他认为：“中国现在受教育有三桩不平均的地方。”第一桩就是“女子教育在中国最不注重”。这是最不合理，最不公平的。无论从国家民族或“家庭幸福计，男女都应受同等的教育”。1919年12月7日，在南京高师的一次校务会议上陶行知提出了“规定女子旁听办法案”。次年4月15日，在校务会议上报告招生问题时，陶行知更进一步提出招收女生提案，强调“不论男女，均可录取”。当即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保守人士视其开禁为洪水猛兽，并预言一二年内要闹出大乱子来。陶行知则反复说理举实例，力排众议，终使该案得以通过。同时在该会议上规定了录取女生名额。后经试行，所招女生成绩俱佳，入学后功课都能跟得上。当时南高师有一名女生李今英，英语成绩为全校之冠，在南高师闻名遐迩，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后来北京大学也试行了招收女生办法。

二、倡导民主和民众教育

（一）提倡民主教育

1945年陶行知参加中国民主同盟首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主编《民主教育》。1946年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任校长，推进民主教育运动，为反对专制独裁、争取和平民主而奔走呼号。同年7月25日，陶行知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在上海逝世。

（二）倡导民众教育

1923年陶行知辞去东南大学教职，与朱其慧、晏阳初在北京发起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先后赴河南、浙江推行平民教育运动。陶行知的这种活动，在当时的知识界，特别是在留学生中，并不是被普遍赞同的，有的人甚至认为是“太愚笨了”。而陶行知则认为平民教育是改造环境、把握国家命运的重要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1926年他起草《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提出“筹集一百万基金，征集一百万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的乡村教育运动方针策略。1931年春回国，从事科学普及教育，开展“科学下嫁”活动，编辑了许多科普读物。1932年在上海郊区大场创办山海工学团，提出“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力图将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以达到普及教育。1934年创办《生活教育》，发表《行知行》文，正式改名“行知”，以示人生态度和学术追求。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陶行知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发起“国难教育社”并任社长，推行“国难”教育。陶行知受全国教育联合会委托，作为民国外交使节，访问亚非欧美等国，宣传中国的抗日，以求国际社会的支持。1938年陶行知被选为国民参政员，积极呼吁战时教育。在广西桂林成立的生活教育社推陶行知为理事长。1939年7月，为了收容战争中流离失所的难童，培养特殊才能的幼苗，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苦心兴学，以“新武训”自比，培养了一批艺术人才，其中不少成为新中国的干部。

三、主张生活教育

（一）“生活即教育”

“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理论体系。最初是以乡村教育的形式出现的，后来陶行知将其作为一种与传统教育、旧教育、富人教育相对立的新教育和穷人的教育。陶行知指出：“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需的教育。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既然生活教育是人类社会原来就有的，那么是生活便是教育，所谓“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过好的生活，便是受好的教育，过坏的生活，便是受坏的教育”。

可见，“生活即教育”的基本含义：第一是生活便是教育。第二是生活决定教育。第三是教育的意义是生活的变化。

（二）“社会即学校”

“社会即学校”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另一个重要观点。陶行知认为，自有人类以来，社会就是学校。如果从大众的立场上看社会是大众唯一的学校，生活是大众唯一的教育。统治阶级、士大夫为何不承认这些？是因为他们有特殊的学校给他们的子弟特殊的教育。陶行知反对这种特殊的不平等的教育，提出“社会即学校”，以此来推动大众的普及教育。

陶行知提出教育是社会大众的教育。要求扩大教育的对象、学习的内容，让更多的人受教育。他指出：“我们主张‘社会即学校’，是因为在‘学校即社会’的主张下，学校里的东西太少，不如反过来主张‘社会即学校’，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环境，都可以大大的增加，学生、先生可以多起来。”陶行知提出“社会即学校”的主张和“生活即教育”一样，也在于反对传统教育与生活、学校与社会相脱节、相隔离。

（三）“教学做合一”

“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教育理论的教学论，用陶行知的话说，“是生活现象之说明，即教育现象之说明”。在陶行知看来，“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法，也是教育法，它的含义是教的方法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要根据做的方法，“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而不做，不能算是教；学而不做，不能算是学。教与学都应作为中心”。由此他特别强调要亲自在“做”的活动中获得知识，解决“学非所用，用非所学”，从而努力达到学用一致的目的。

陶行知特别重视生活教育的作用，强调生活教育普遍存在于实际生活中。在陶行知看来，有了生活教育，就能打破“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传统旧教育；有了生活教育，就能“随手抓来都是学问，都是本领”，接受了生活教育，就能“增加自己的知识，增加自己的力量，增加自己的信仰”。陶行知还把生活教育当做衡量教育、学校、书本甚至一切的标准。他说：“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没有生活做中心的学校是死学校。没有生活做中心的书本是死书本。在死教育、死学校、死书本里鬼混的人是死人。”

1936年春，陶行知在《生活教育之特质》中认为生活教育有六个特点，即生活的、行动的、大众的、前进的、世界的、有历史联系的。1946年他又把生活教育的方针总结为民主的、大众的、科学的、创造的。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是一种大众的教育、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教育理论。生活教育理论是一种不断进取创造，旨在探索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教育道路的理论。生活教育理论体现了立足于中国实际，“去谋适合，谋创造”的追求，在教育观念的改变方面也颇有建树。无论强调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生产劳动相结合，还是要求手脑并用、在劳力上劳心，都是对学校与社会割裂、书本与生活脱节、劳心与劳力分离的传统教育的反动，显示出强烈的时代气息，至今都富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