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报道规律

三、对外报道规律

正如上文所言,对外传播是指以外国人为传播对象的大众传播。为了便于叙述对外传播文本即对外报道的特征和规律,我们有必要先从对外传播谈起。

对外传播是跨国的、跨文化的和跨语言的传播,即以原语国为信源而以外国受众为对象的传播。不论是具体的传播者是谁,也不论具体的传播内容是什么,所有对外传播的内容均被认为代表原语国,从而与树立其形象有直接关系和影响。在对象国的受众看来,任何形式的媒介产品和外宣品都可能代表原语国,美国好莱坞电影和英国舰队街有关温莎王室的新闻报道从一定意义上代表着整个美国或者英国,具有象征意义。

在对外报道时,西方传媒特别注意按照新闻理念或者传播规律来操作。在遵循新闻价值、保持民间姿态和拒绝“官腔”和“宣传”的基础上,美国传媒一般采用讲故事的对外报道模式和“软包装,硬内核”的对外传播理念;同时,美国传媒是高度商业化和社会化的,而在国际传播领域的重大新闻报道中,无论《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还是《时代》杂志、《新闻周刊》、《世界新闻与美国报道》,以及CBS、CNN、ABC和CNN等,都保持一种民间姿态和客观性,与政府保持“舆论一律”,引导着美国政府和国家利益导向的舆论流向,而世人都知道它们代表着美国利益和国家形象。在“9·11”事件后的那段时间里,爱国主义成为传媒的主旋律。爱国主义不仅成为主要的意识形态,而且成为日常生活的标准。在这样的环境下,政府对传媒施加压力更具有合法性。根据2001年10月10日的媒体报道,美国各大电视台ABC、CBS、NBC、CNN和FOX的负责人在参加完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召集的会议后,同意不再转播拉登及其助手的讲话^[44]。

1.“讲故事”的对外报道模式

在西方新闻界,新闻“故事化”报道模式与新闻“信息化”报道模式并存。“故事模式”是以讲故事为主的报道方式,“信息模式”则以提供“纯信息”为主。新闻史学者米切尔·夏德森(Michael Schudson)在《挖掘新闻——美国报纸的社会史》(Discovering the News:A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Newspapers)一书中提出,从1890年前后即美国现代新闻业的发端开始,现代新闻报道就有两种特性,即真实性和娱乐性,反映了传媒提供信息和讲述故事的两种功能。《纽约世界报》和《新闻报》选择了娱乐性,《纽约时报》则选择了真实性。夏德森将这两种新闻模式称之为“故事模式”和“信息模式”。

今天,传媒仍然倡导“讲故事”的新闻报道模式,而且通过这种模式,为我们构筑了认知世界的文化范式。从哈里·波特(Harry Potter)到迪克西·奇克斯(Dixie Chicks)芭蕾,再到CBS独家新闻和《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新闻故事,基本上成为当代人接近传媒的主要内容和信息。黄色新闻创始人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曾经公开说:“现代大众报纸的编辑不关心事实。编辑只需要小说题材。而当事实材料可以用作小说题材的时候,编辑就不会反对了。但是,他将更喜欢不是事实的小说,而不太喜欢不是小说的事实。”^[45]

传播学者迈克尔·夏德森(Michael Schudson)运用美学理论来论述“讲故事”的报道模式:若讲故事成为报纸的任务,那么新闻就应该实现米德(G.H.Mead)所说的“美学”功能。米德认为,诸如选举结果或股市报道这些新闻应该侧重新闻的信息功能,而大多数报纸新闻的娱乐性或者消费价值更为重要。报纸的主要任务是为读者创造令人满意的美学体验,帮助人们解释生活,使其与所属的国家、城市或阶层相联系。米德把这当作报纸应有的实际功能。他认为,记者走出门通常是为了获取故事,而不是事实。报纸不是通过事实反映和引导生活,而是通过选择事实,重新构建事实。

夏德森认为,“信息模式”新闻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应是未经加工的“纯信息”。他引用本杰明(W.Benjamin)的观点:信息是传播的新形式,是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产物,其典型的特点是表现真实性。信息的首要目的是使其本身能够被理解。尽管信息可能并不比过去的各种情报更精确,但和早些时候的情报不一样,信息必须听上去可信。根据本杰明的分析,信息是和讲故事的精神不相容的,应把内容明确陈述出来,不留下任何含蓄的或难于理解的东西。^[46]

“讲故事”报道模式的兴起在于吸引普通大众,而不是精英分子阅读报纸。故事化报道的趣味性能更好地吸引读者阅读,而其通俗性也降低了阅读的难度。一般社会中,普通大众的比例总是高于精英分子的,抓住了这个阅读群体,就赢得了广泛的读者市场。在对外报道中也是如此。

夏德森认为,“信息模式”符合“富有”人群的政治经济传播,“故事模式”则反映城市居民,描画社会图景,体现社会变迁。这两种新闻报道模式的差异仿佛歌声的差别,不同歌者的差别不在于歌声的物理音调,而在于动态音质的不同。“信息模式”是有条不紊的音乐,而“故事模式”却是有意识地和人的体验相联系,依靠紧张、不安和坚定来使听众兴奋。“信息模式”是一种自我约束,而“故事模式”则是一种自我放纵。

资深头版撰稿人威廉·E·布隆代尔(William E Blundell)笔下的《〈华尔街日报〉是如何讲故事的》(The Art and Craft of Feature Writing)一书自然是西方传媒对外报道中典型的“故事模式”。下面的案例摘选行文中的几大重要元素,看看它是如何“讲故事”的。

(1)导语处理

《华尔街日报》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它的目标是抓住读者的心,让他们觉得自己的投资物有所值。所以,任何导语——尤其是第一段,如果导语不只一段——不仅仅要抓住读者的注意力,还要让他产生往下读的愿望。只要他多读几行,他就会希望自己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得到回报,就会更加耐心地读下面的故事。

以概括型导语或总结性导语为例。这样的导语应该比较简单,而且能够更快地把读者带入到故事主体中去。下面这条导语就非常直接。这个故事讲的是电脑在商业交易中的广泛使用所带来的问题:

电脑来了——紧跟而来的,是骗子。

仅仅12个字,作者就点明了他的故事主题,并暗示了“电脑”和“骗子”这二者之间的关系,这种神秘感吸引读者继续看下面的故事。在接下来的几句话中,我们了解到电脑在商业交易中被广泛使用,但同时也可能导致更多的资金盗用以及其他类型的欺诈行为^[47]。

(2)让字和句抓住眼球

同样,在“字”和“句”如何抓住读者眼球方面,《华尔街日报》在多年的经验积累中也下足了苦功。它认为和故事的遣词造句相比,精彩的构思、令人信服的事实、具有说服力的阐述以及完好的故事结构似乎更加重要。

有些词语和句子是模糊的,它们像海绵块一样,一抹一大片。还有一些词语和句子像精致的画笔,它们所表达的意思非常清楚,能够立刻在读者心中描绘出一幅精致的图画。它们是具体的、明确的,不是概括的、抽象的。一个讲故事的人要尽量使用精致的画笔,而不要使用模糊的海面块^[48]。

下面的故事报道了华盛顿州哥伦比亚高原上神秘的石油开采项目。

表面上看,这里是平静的乡村。绵延的群山中隐藏着一座座农场和果园,潺潺的哥伦比亚河(Columbia River)滋润着大地,头顶白帽的亚当斯山(Mount Adams)和瑞尼山(Mount Rainier)如同两个高大的女兵,守卫着哥伦比亚河缓缓西流。但是就在这样诗情画意的田园风光下,却是石油开发商们的噩梦——足足有两英里厚的玄武岩地层,一块标有地震信号的黑色火山岩,让锋利的钻头变成钝铁。

乡村的美景和故事的主题毫无关系。但是,如果没有这样一幅图画描绘出美丽宁静的大地,那么大地下面的景象也就失去了冲击力^[49]。

(3)突出记者的存在性

所谓的客观、公正和准确报道,绝不是说让读者找不到记者,让记者远离故事。如果这样的话,记者写出来的故事就会平淡无味,因为他丢弃了故事写作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元素——自己。如果一篇特写故事从头到尾都没有记者的出现,在解释和结论段落没有记者的重点强调,在报道中没有记者的直言不讳,而只有专家的滔滔不绝,那么这则故事报道一定是软弱无力的。在“故事模式”报道中,读者期待记者的出现,如果找不到,他们会想念记者的。但这种对记者自身的强调,并不是所谓的“个性化新闻”(personal journalism)。所谓的“个性化记者”往往带着自身的感情色彩去观察世界,然后描绘出一幅在哈哈镜里才能看到的现实图画;与这些人相反,讲故事的记者是诚实的,他的感情是真诚流露,他的态度受到事实和结果的支配,他从来不会让自己的态度去支配事实和结果。

记者并不是站在老远的地方给他们上课的冷血动物,而是故事中那个聪明的向导,他们知道读者的兴趣所在,他们与读者亲密无间地交谈,同时解答他们心中的疑虑^[50]。

2.“软包装,硬内核”的对外传播理念

“软包装,硬内核”是西方传媒对外传播的理念之一,其内涵就是西方传媒以传媒文化作为外包装,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作为核心,通过不断的对外报道形成信息流,渗透式地对外输出西方价值观,影响和改变世界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本土文化,以美国价值观视为全球人的共同价值观。好莱坞电影决非简单的电影产品,电影及其文本所传达的信息中包含了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英雄主义等典型的美国价值观,也将“可乐加汉堡”式的生活方式带入世界其他国家。文化产品和对外报道的“软包装,硬内核”理念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信息流旨在发挥“议程设置”的作用,并非简单地“说教”或者强迫性地“灌输”信息或态度。作为文化产品的消费者,受众会主动和自觉地索取这些信息。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曾直言不讳地宣称,美国比任何其他国家拥有更多传统的硬权力资源,并拥有意识形态和制度上的软权力资源,借此维持它在国家间相互依存新领域中的领导地位。在约瑟夫·奈看来,冷战的胜利、美国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全球化,是通过新闻、娱乐、广告等全球传播手段和方式等软力量得以实现的。不管怎么说,美国强大的基础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它对传播的世界市场的支配。^[51]世界上流通的80%的文字和影像来自美国。而软力量的形成与强大得益于西方强大的跨国传媒集团控制的全球信息传播系统。

音乐电视(Music TV,MTV)是将音乐与录像结合起来在电视上播放的一种娱乐形式。1981年创建于纽约的音乐电视频道,最初以24小时播放流行音乐为主。1986年,维亚康姆(Viacom)公司收购了音乐电视的全球电视网,成立音乐电视公司^[52]。

1995年,维亚康姆公司进入中国,先后在北京和上海成立了办事处。目前,“音乐电视”与中国各有线电视台展开合作,共同推出了《“音乐电视”天籁村》、《“音乐电视”学英语》和《“音乐电视”光荣榜》等节目,很受年轻观众喜爱。自1999年起,“音乐电视”频道与中央电视台联手推出了“中央电视台-音乐电视(CCTV-MTV)音乐盛典”颁奖晚会,获得成功。目前在中国,有4700万户家庭通过有线频道每天可以收看到6个小时“音乐电视”的节目。2003年5月,维亚康姆公司宣布与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签约,其旗下的全球音乐电视台24小时播出的音乐电视频道通过广东有线电视网络进入广东的100万户家庭^[53]。

维亚康姆的音乐电视即为电子殖民主义的典型案例。音乐电视试图殖民的不是所有的观众和听众,而是选定的青年受众。它的目标就是积极主动地影响全球青少年受众,让他们接受完全来自核心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商业产品和消费习惯。这些观众通过音乐电视潜移默化的影响,逐步接受了美国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他们将成为好莱坞电影、美国电视剧、音乐录像、辛迪加节目,甚至还有可口可乐、麦当劳、耐克鞋等精神和物质产品的新一代消费者。这些反过来又会促进美国文化产业和其他产业的全球性发展^[54]。

3.对外报道“舆论一律”

美国《时代》周刊的创始人亨利·卢斯(Henry Luce)曾经这样表述新闻记者的责任:“真正的新闻从业者,须笃信新闻的纯粹报道功能是至高无上的这一重要原则。这是他的良知特别要服从的。他最值得夸耀的不是造就了总统,也不是创造了法律,而是他勇敢地、及时地站在世界暴风骤雨般的新闻前沿,卓有成效地将有意义的报道渗透进有活力、有教养、自由的人民心中。”^[55]西方新闻界崇尚新闻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即传媒和新闻从业者所追求的一种职业理想和操作理念,包括真实、客观、公正的新闻报道原则,以服务公众为中心目标,独立于政府、公众、财团,担负独特的社会责任等一系列行为规范和行业标准。新闻专业主义在西方传媒的报道中确有体现。在美国,尼克松总统的“水门事件”、里根总统的“伊朗门事件”、克林顿总统的“拉链门事件”等系列报道,凸显了美国新闻界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崇尚。

然而,西方传媒及其报道在肩负监督社会和传达民意的功能的同时,在涉及国际利益和形象的对外报道和国际传播中,或多或少带有宣传的烙印,呈现新闻专业主义的缺失,更多的时候在维持一种对外“舆论一律”。这种舆论一致性在重大国际问题的报道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西方传媒自觉或不自觉地与政府保持在“统一战线”上,传媒不再是客观中立的告知者和监督者,沦为了某种含义上的政治工具。它们配合政府的外交、对外贸易和政治交流等对外传播活动,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以便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优势和发出强音。

在过去的25年里,美国最有影响的两家报纸《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上,政府官员是近3/4重要新闻的来源,而只有1/6的新闻源来自政府之外。^[56]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在随后的报道中,美国主流媒体大量引用美国政府新闻来源。其中,《纽约时报》引用政府信息占了33.3%,《华盛顿邮报》引用占了28.9%。在北约轰炸中国驻南使馆事件期间,美国媒体使用的美国政府信源包括总统克林顿、国防部长科恩、白宫发言人、五角大楼发言人等。这些政府发言人在整个事件的报道中基本上起到设定事件基调的作用。政府说是误炸,美国主流媒体也跟着说是误炸。

在对伊拉克战争的报道中,美国绝大多数传媒站在政府的立场上,成为政府的“传声筒”。对美国政府和军方给予集中报道,而伊拉克只能在角落里发出自己细微的声音。美国传媒在报道量和编辑手段上的不公平“待遇”和分配说明,美国传媒并非完全公正,并非如自己认为的在不折不扣地履行新闻专业主义的准则。

国际传播的政治性事件报道中,西方传媒往往偏离新闻专业主义的要求,不客观、偏颇的言论和报道在对外传播中屡见不鲜。2008年3月17日,CNN在对中国拉萨事件的报道中,人为的裁剪新闻图片,将暴徒用石头袭击军车的照片,摇身一变成为军车在街上横冲直撞的景象;尼泊尔警方抓捕僧侣的画面,成为中国警方暴力镇压的“证据”。这样歪曲事实和捏造事实的报道,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做人不能太CNN”成为中国民间的年度流行语。

在2008年,美国玩具公司美泰宣布召回不合格玩具时,《纽约时报》的报道不断出现“中国制造”,“铅含量超标”等词汇,旨在将中国企业丑化为不负责任的“血汗工厂”。美国传媒的报道构筑成一股强大的信息流,借助所谓的新闻专业主义“客观”报道,有意识地强调事件的某些侧面,在全球受众心目中形成和巩固“‘中国制造’是低劣的”这一西方传媒对中国一贯的态度,把中国说成是廉价劳动力的聚集地、偷工减料的惯用场所、只追求利润而不顾社会效益的国度。由此,“中国制造”再次成为众矢之的,被推向全球传媒批判的风口浪尖。实际上,玩具召回的根本原因是玩具设计存在缺陷,85%被召回的玩具磁铁部件可能脱落,从而导致儿童窒息;15%的玩具是由于涂料中铅超标,必须召回。而《纽约时报》的报道对于设计缺陷只是一笔带过,浓墨重彩地指责玩具中的铅超标。

清华大学李希光教授在2004年6月接受人民网采访时指出:美国媒体没有增进中美友谊的义务,它只有满足美国公众需求的义务。除了达赖喇嘛、李文和、“法轮功”、“台湾独立”、“中国威胁论”这样的故事外,美国公众对中国没有太大的兴趣。

西方传媒在对外报道中之所以会保持舆论一致性,甚至不惜牺牲他们一贯推崇的新闻专业主义,就在于在当今世界,世界多极化的趋势越来越体现在文化观念、价值观、宗教等关乎“形象”的软实力层面。“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Nye)提出。1990年,约瑟夫·奈分别在《政治学季刊》和《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变化中的世界力量的本质》和《软实力》等系列论文,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Bound to Lead: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一书,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57]。约瑟夫提出“软实力”概念,主要是针对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术界关于美国国力是否衰落的大辩论中,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提出的“衰落论”观点。在他看来,美国的力量并没有衰落,而是其本质和构成正在发生变化^[58]。约瑟夫·奈指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除此之外,约瑟夫·奈强调了自由、民主和人权、市场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及其运行体制、文化、宗教等价值标准在国际事务和国际传播中的权力与力量的性质。

软实力的博弈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竞技场上的重头戏。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有助于良好国家形象的树立。而传媒力量则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杠杆^[59]。传媒在发挥其应有的传递信息、监督社会和教育娱乐等社会功能之外,越来越成为一股强有力的政治力量。

政府的行政手段必须配合传媒的对外报道、公关活动等才能高效地施政,尤其是在外交、文化交流和危机传播等领域。像CNN这样国际电视新闻机构,其网络遍及全球各地,美国政府的声音通过CNN报道在世界范围内传播越来越广,必然对公共外交和国际事务产生影响,使国际事态朝着美国传媒的舆论导向和有利于美国利益的态势发展。西方传媒所标榜的新闻自由和客观公正原则,以及背后隐含的更深层次的关于自由、人权、民主、个人主义、法治、基督教信仰等隐性的价值体系或意识形态体系,也随之传播开来。跨国传媒集团的“口径统一”的对外报道已经成为美国政府影响和操纵国外民众的一种外交策略。显而易见,美国正从其文化产业、软件和传媒等构筑的“软实力”中获利。

【注释】

[1]哈瓦斯社、沃尔夫社、路透社和美联社四家通讯社,尤其是欧洲的三家,为了争夺新闻采集发布市场,扩张各自的势力范围,从19世纪60年代就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又与欧美各国争夺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扩张相适应。至1870年,竞争告一段落,上述四家通讯社达成了在全球采集和发布新闻势力范围的一项协议,即三社四边协定。

[2]从莱庭等编著:《西方修辞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3][美]彼得·G.伦斯特洛姆编:《美国法律辞典》,贺卫方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4]Michael Dues,Mary Brown,Boxing Plato’s Shadow: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uman Communication,McGraw Hill,2004:3.

[5][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修辞学》,罗念生译,三联书店出版1991年版,第24页。

[6][美]布鲁斯·兰尼斯·史密斯、哈罗德·D·拉斯韦尔等著:《宣传、传播和舆论指南》,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7][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0～33页。

[8]James Curran and Jean Seaton,Power Without Responsibility:The press,broadcasting,and new media in Britain,Sixth edition,Routledge,2003:38-95.

[9]程曼丽:《国际传播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0]《世界大百科事典》,日本平凡社,第16卷,第257页“报纸的历史”条。

[11]张隆栋、傅显明编著:《外国新闻事业史简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36～237页。

[12][美]罗伯特·福特纳著:《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5～6页。

[13]同上,第6～10页。

[14][美]布鲁斯·兰尼斯·史密斯、哈罗德·D·拉斯韦尔等著:《宣传、传播和舆论指南》,王海等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29页。

[15]Middtemas,Keith (1979) Politics in Industrial Society:the experience of the British System since 1911.London:Andre Deutsch ,p.337.

[16]甘惜分主编:《新闻学大词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0页。

[17]沈苏儒:《对外传播学概要》,今日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22页。

[18][美]布鲁斯·兰尼斯·史密斯、哈罗德·D.拉斯韦尔等著:《宣传、传播和舆论指南》,王海等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2～29页。

[19]刘继生:《媒介社会主义引论》,中国社会科学院[EB/OL] http://www.cass.net.cn/file/2006063061323.html。

[20]沈苏儒:《对外报道教程》,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21][美]布鲁斯·兰尼斯·史密斯、哈罗德·D·拉斯韦尔等著:《宣传、传播和舆论指南》,王海等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4～95页。

[22]Expert testimony by Harold Graves,Jr.,and Harold D.Lasswell in U.S.vs.William Dudley Pelley,et al.,summarized in opinion of the U.S.Circuit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Seventh District,October term and session,1943.

[23]Main Currents in American Thought (New York:Harcourt,Brace,1930),I,p.11.

[24]Thomas Hamilton,Social Optimism and Pessimism in American and Protestantism,Pub lic Opinion Quarterly,6 (1942):280-283.

[25]Dorothy B.Jones,“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Motion Picture Content,”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6(1942):411-428.

[26]Ernst Kris,Hans Speier,and others,German Radio Propaganda:Report on Home Broadcasts During the War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4); also Harwood L.Childs and John B.Whitton,editors,Propaganda by Short Wave (Princeton Univer sity Press,1942).

[27]Reproduced between pages 192 and 193 in George G.Bruntz,Allied Progaganda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German Empire in 1918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38).

[28]American social psychology has been influenced by the accounts of the self given by George Herbert Mead,Mind,Self and Society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4),and Charles Horton Cooler,Human Nature and the Social Order (New York:Scribners,1902).

[29]The present writer made these distinctions in World Politics and Personal Insecurity (New York:McGraw-Hill,1935).Equivalent to “acceptances,” as here defined,I have sometimes used “facts” or “expectations.”

[30]Charles W.Morris distinguishes between “sign” and “sign vehicle,” in “Foundations of the Theory of Signs,”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Unified Science,Vol.Ι (1938),No.2,p.3.In Morris’ usage “sign” is equivalent to “symbol” as used here; his “sign vehicle” is equivalent to “sign”.The term “symbol” is kept in a central position in the writer’s terminology,following social psychologists like George Herbert Mead and psychopathologists like Sigmund Freud.

[31]The most apt vocabulary for the description of such fields is that of Gestalt psychology as formulated by Max Wertheimer,Wolfgang K?hler,and Kurt Koffka.

[32]See Pitirim A.Sorokin and Clarence Q.Berger,Time-Gudgets of Human Behavior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9).

[33]These procedures are conveniently summarized in the standard manuals of advertising and market research.

[34]On technical questions see especially the work of N.C.Leites,Ithiel Pool,Irving Janis,Raymond H.Fadner,Abraham Kaplan,Joseph M.Goldsen,Alan Geller,David Kap lan.Although the foregoing exposition has dealt with unit symbols---individual words or phrases---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categories and procedures are also ap plied in content analysis to compelte statements or to groups of statements considered as a whole.In general see Abraham Kaplan,“Content Analysis and the Theory of Signs,”Philosophy of Science,10:230-249 (1943),with comments by Charles Morris.The “recording unit” is the number of words,or word-equivalents,used in reporting symbol counts; the “context unit” is the words that may be examined in making a count.Sym bols may thus be recorded “per sentence” or “per hundred words”; in case of doubt,the paragraph or surrounding thousand words may be examined as context.

[35]清华大学“大众传播学”网上课堂第十章[EB/OL] http://col.njtu.edu.cn/zskj/5029/10-4-2.htm.

[36]Oliver Gramling,AP:The Story of News,pp.137-147.

[37][美]布鲁斯·兰尼斯·史密斯等著:《宣传、传播和舆论指南》,王海等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38]Victor Rosewater,The History of Cooperative Newsgather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39]See Ralph O.Nafziger,“International News Coverage and Foreign News Communica tion,”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January,1942; also the “Introduction” in his International News and the Press.

[40] 程曼丽:《国际传播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27页。

[41] 程曼丽:《国际传播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27页。

[42]杰弗里·科恩:《冷战后美国之音的六大任务》,《世界广播电视参考》,1996(9)。

[43]傅开强、张战胜:《全球化时代舆论危机现象探析》,《军事记者》,2007(7)。

[44]沈国麟:《控制沟通:美国政府的媒体宣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8页。

[45]Richard Campbell,Media & Culture:an introduction to mass communication,BED FORD/ST.MARTIN’S,2007.

[46]陈昌凤:《从哈德森到夏德森:美国新闻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谈》,中华传媒网-学术网[EB/OL] 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rticle.php?id =4181。

[47][美]威廉·E·布隆代尔:《〈华尔街日报〉是如何讲故事的》,徐扬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154页。

[48][美]威廉·E·布隆代尔:《〈华尔街日报〉是如何讲故事的》,徐扬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179页。

[49]同上,第188页。

[50][美]威廉·E·布隆代尔著:《〈华尔街日报〉是如何讲故事的》,徐扬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76～77页。

[51]约瑟夫·奈著:《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何小东等译,军事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

[52]MTV和MTV公司,《环球时报》2003年7月16日。

[53]明安香:《美国超级传媒帝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

[54]同上,第27～28页。

[55]转译自《卢斯时代的中国形象》第67页。

[56]李希光、孙静惟:《发言人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6页。

[57]约瑟夫·奈著:《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何小东等译,军事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

[58]程曼丽:《国际传播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3～214页。

[59]赵玮、常宁:《开拓国家形象、文化创新研究的新领域——刘康教授访谈录》,《新闻界》,20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