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报道编译视角

研究对外报道编译的多为英语专业出身的学者。早期的研究基本不借助语言学理论，只是对具体的翻译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一一分类进行处理，提出一些具体的翻译技巧，如增减词等，属于对具体翻译实践的总结。之后的研究者们则将目光投向了翻译学或语言学的理论，试图利用不同的理论对翻译过程进行阐释，主要有以下几个不同的角度。

①德国功能派

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是对外报道编译研究常用的理论。德国功能派是20世纪80年代早期出现在德国的以目的为焦点的翻译理论。德国功能派关注的焦点是翻译过程中的动态互动和语用目的，强调翻译过程取决于翻译目的，也就是说，选用何种翻译方法要看译者想要达到什么目的。该理论主要代表人物有Hans Vermeer、Katharina Reiss和Justa HolzManttari。其中，Hans Vermmer的“目的论”是目前对外报道编译研究运用最多的理论。目的论中有三个重要的法则，即目的法则（skopos rule）、语际连贯法则（intertextual coherence）和语内连贯（intratextual coherence）。语际连贯指的是译文对原文的忠实，而语内连贯指的是译文在其所处文化和交际情景中应该有意义。在这三条法则中，语际连贯从属于语内连贯，同时二者又从属于目的法则（Nord，2001：28-29，32）。也就是说，翻译稿要实现的目的是最主要的，而究竟是要直译还是意译、归化还是异化，都要看是否能最有效地帮助实现翻译稿需要达到的目的。Katharina Reiss则是“推翻了传统的等值和文本划分类型，创立了一种基于原语语篇和目标语语篇功能关系的翻译批评模式”（张美芳、王克菲，2005：11），即文本类型理论。Reiss将文本分为三个类型：信息功能文本、表达功能文本和操作功能文本、视听型文本。Reiss认为“文本类型是影响译者选择适当方法的首要因素”（Reiss，2000：26）。运用功能派翻译理论的研究（洪明，2006；周锰珍，2006）都一致认为，对外报道的编译稿想要达到的目的是宣传中国的发展现状以及博大精深的文化，而不引起译文读者理解上的障碍或是误解。因此，为了能实现这一目标，就可以并且有必要对原文进行较大幅度的删减及调整，或是添加适量的相关背景资料。

②关联理论

除了德国功能派之外，关联理论也是对外报道编译研究中运用较多的理论。关联理论最早是由Dan Sperber和Deirdre Wilson提出的，在两人合著的《关联：交际与认知》（Relevance ：Communication & Cognition）（2001）一书中，他们对该理论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关联理论是从认知角度研究交际的语用学理论，它认为交际是一种明示推理过程（ostensive-inferential process），即对于说话者来说，交际是一个表明信息意图的明示过程，他必须给出一个交际双方都能理解的刺激（stimuli）；而对于听者来说，交际是一个推理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听者需要根据说话者所给出的刺激进行推理，从而实现说话者的交际意图。明示推理交流可以被看作是交际双方之间建立的一个真正的认知环境，听者需要对认知环境和交际语境进行准确评估，使自己“明示”的内容与听者产生“最佳关联”，从而使听者能够花费最小的努力便可推导出说话者的交际意图。

在翻译领域，最早使用关联理论的是Sperber和Wilson的学生Ernst-August Gutt。Gutt（2000）认为，翻译过程的复杂性在于多了译者这一角色，并且原文作者和目标读者处在不同的认知环境中。译者成了中间人，他在翻译时必须要建立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之间的最佳关联，使处在与译者不同文化语言环境中的读者不用付出不必要的认知努力就可以推论出原文作者的意图。显然，这种语际交际比语内交际复杂得多。运用关联理论指导软新闻编译的学者（文军等，2003；李先进，2013；卢小军，2012）探索的正是如何建立上面所提到的最佳关联，他们认为，为了使译文读者能够准确推论出原文作者的意思而不产生理解上的障碍，就需要对原文进行添加、删减、释意和重构。

③互文性角度

互文性是德国语言学家Julia Kristeva提出的，Kristeva认为，“任何文本都是由引文如马赛克般拼嵌而成，任何文本都是对先文本的吸收与转换”（1980：37）。也就是说，任何语篇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都与自己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翻译中如何处理这些互文内容是译者必须考虑的一个方面。互文现象广泛存在于对外报道中，词语层面有陈词滥调（cliché）、典故（allusion）、引语（quotation）、谚语（proverb）、仿拟（parody），语篇层面有体裁互文、主题互文、结构互文和功能互文等。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具有双重身份，即原文的读者和译文的阐释者。译者需要释放出原文中互文符号所含的足够信息，使之能够准确地为译文读者所把握和理解。为此，也需要采用增减译法、改译法等编译手段。同时，互文性还可以体现出翻译过程中的意识形态（鲁硕，2008）、译者主体性（梁淑梅，2014）、译者的社会心理倾向（吴非等，2016）等。

④翻译生态学角度

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的适应选择论是胡庚申提出的一套翻译理论，其核心为“三维转换”，即在“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原则之下，相对地集中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最佳的翻译就是“整体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2004：133, 144）。胡庚申对“翻译适应选择论”加以进一步的发展，提出了“生态翻译学”。“生态翻译学”着眼于“翻译生态”的整体性，从“翻译生态环境”的视角，解读翻译过程、描述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聚焦译者的生态境遇和翻译能力发展（胡庚申，2008：4）。

刘雅峰（2008）以“翻译适应选择论”为视角，提出译者只有不断增强全球意识和主体意识、文化自觉意识、翻译的功能目的意识、正确的读者意识以及技能意识等，才能做到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真正实现外宣翻译的“译有所为”。张丽红等认为，“外宣新闻翻译的实质是译者从多维生态语境出发，适应新闻生态环境，试图从外宣生态翻译语境中构建语言、交际、文化等多维适应与动态的伦理选择，从而使外宣新闻得到更好的传播”（2004：43）。刘育红等也指出，外宣编译中出现的误译，其实就是“译者在外宣翻译过程中忽略了译文的预期功能，未能适应目标语读者的需求，在翻译选择过程中出现了偏差，破坏了外宣翻译生态环境的语用因子间的平衡”（2014：79）。

⑤西方修辞学角度

刘亚猛认为，在跨文化交际中要善于“以你的道理来论证我的立场”，这是成功开展对外对话与交流的关键（2004：12）。因此，他主张在外宣编译时要运用西方修辞学的思想，因为“修辞是翻译思想的观念母体，而翻译则是一种特殊的修辞实践”（刘亚猛：2014）。近年来，西方修辞学视角逐渐为外宣编译研究者熟悉和运用，如袁卓喜（2013）就提出，外宣编译一方面需要“增强译者的修辞意识，追求外宣译文语言的修辞力量”，另一方面需要“借鉴西方现代劝说机制理论，提高外宣译文话语的交际效果”。

⑥其他视角

除了上述几种主要的视角外，对外报道编译的研究者们还运用了其他一些理论，如语用移情（李淑侠，2011）、译者主体性（查明建、田雨，2003）、模因论（赵式一，2012）。还有一些学者根据编译的实际，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提出了一些针对性强的编译理论，如黄友义的“外宣三贴近”（2004）原则，张健的外宣翻译“变通策略”（2013）等。

虽然对外报道编译研究从不同角度对编译实践进行了阐释与分析，但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①对传播效果的关注度不足

目前研究关注的焦点在于如何使翻译不产生误解，即意义的准确表达与交流，但普遍对于对外报道的新闻属性缺乏足够的关注，对如何提高传播效果也并不是很注重。也就是说，编译研究者们只关注如何使读者正确理解译文，而忽略了对外报道的“新闻”属性。上述论文均没有跳出一般翻译研究的框框，拘泥于对具体的翻译技法的讨论，虽然从几个角度出发，但基本上都是在为增译法、减译法和改译寻找理论支撑，缺乏对对外报道独特性的把握和传播效果的考量。

②以解释性为主

关联翻译理论的提出者Gutt在其书的后记中说过，关联理论是对翻译现象的一种解释，而不是一种方法（2000：203）。仔细分析目前已有的几个角度，本研究发现这些基本上也都是以解释性为主。虽然各种理论的关注点不同，如功能翻译关注如何实现编译稿的目的，关联理论关注如何与译文读者建立最佳关联，互文理论关注如何在译文中体现原文所包含的互文信息，但它们最终其实就是解释了编译中使用增减译法、改译等手段的必要性，且翻译单位均未超过段落，并没有从语篇角度提出具体的编译指导。

③缺乏对软新闻的针对性研究

目前的对外报道编译研究没有针对软新闻的专门研究。软新闻编译研究不仅有助于软化我国的对外报道，而且还可以柔化我国的国际形象，值得进行针对性研究。

鉴于此，本研究将基于西方修辞学对我国对外报道类软新闻编译进行系统性研究，并构建新修辞情境理论和传播效果优化模型。本研究将充分凸显软新闻编译稿的新闻属性，使传播效果成为首要关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