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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传播与对外报道

时间:2022-04-1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第四节 全球传播与对外报道突发性风险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宣告全球已经进入一个“世界风险社会”。虽然突发事件多是负面事件,但负面事件的新闻报道与“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指导原则并不矛盾。多年来的实践证明,突发事件的新闻发布与新闻报道中一旦片面理解了“以正面宣传为主”的原则,必将贻害无穷。

第四节 全球传播与对外报道

突发性风险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宣告全球已经进入一个“世界风险社会”(world risk society)。两个根本转变,即不受人类干预的“自然界”的终结和听天由命的“传统”的终结,促成了“风险社会”的来临。人类进入后工业社会后,前工业社会的“外部风险”转变为“人造风险”。所谓“人造风险”指除过风险事件本身之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本身对工业化的追逐和对自然界的破坏而导致的。[81]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3年的“SARS”危机,所有这些危机事件的发生都是偶然的,但它们对人们的生活却造成了难以估量的严重后果,而且这些突发性危机事件已经远远超越一个民族国家的地域时空,单靠一方面的力量已经很难控制。2005年年初的环印度洋大海啸使得整个东南亚很多的国家不得不共同面对大自然对他们带来的灾难。

面对突发事件(尤其是超越一国国界的突发事件),政府要善于协调与媒体的关系,必须掌握舆论的运动规律,通过沟通实现与媒体的换位思考,在协调和服务媒体中引导舆论,与媒体共同筑起社会公信。政府只有及时向新闻媒体提供权威的信源、充足的信息,主动加强与媒体的沟通与协调,为媒体的新闻报道服务,才能赢得舆论引导的主动权,形成有利于政府工作的社会舆论氛围,树立政府执政为民、坦诚公信、高效负责的良好形象。否则,政府必然受到媒体的质疑和批评,丧失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并进而可能导致国家形象严重受损。

在全球传播时代,突发事件的对外报道要注意正确把握下面几项原则:

一、“负面新闻报道”与“正面宣传为主”

突发事件的一个显著特征即负面性,而我们新闻发布与新闻报道的宗旨是要服务于我国总体的内政和外交。那么处理好负面事件的新闻发布与新闻报道和“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指导方针之间的关系无疑是一个首要关键。

负面性突发事件的新闻报道一旦应对不成功将对我国国家形象影响巨大。如“哈尔滨水荒”事件的处理,CNN认为我国发布信息的时间太过于延误。俄罗斯官方也认为我国在这方面存在严重问题。BBC更是指出政府在处理危机事件时讲真话是一个必备的先决条件,并且讲真话是政府的义务。唯有如此,政府才能赢得民众的信任并获得发动民众的力量。《洛杉矶时报》则善意地认为哈尔滨政府公布的不真实信息是“抱有良好用心的谎言”。

虽然突发事件多是负面事件,但负面事件的新闻报道与“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指导原则并不矛盾。

改革开放前对“以正面报道为主”的理解有片面性,认为既然是正面报道就不能在报道中出现关于伤亡、死难以及财产损失等信息。这实际上并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并不符合客观实际的状况。

前文中谈到苏联对国内负面事件的屏蔽处理所造成的后果应该说也给我们以警惕性的思考。实际上世界上的哪个国家都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负面性事件,尤其是突发事件。不报道并不能掩饰其客观性的存在。敢于报道负面性的突发事件其实正折射出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对公众负责任的信心或者确切地说是自信。

像“SARS”事件、“松花江水污染”以及“哈尔滨水荒”等事件,新闻发布与新闻报道中出现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归结为对“以正面宣传为主”这一指导原则的片面理解所造成的。正如菲律宾《世界日报》社长陈华岳说,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不搞宣传,中国政府提出“弘扬主旋律”、“以正面为主”的宣传方针是对的,但好的要说,坏的也要说,“好与坏的比例当然可以适当控制,但绝不能一边倒”。

新闻传媒对负面新闻信息的报道在任何时候都不可回避,也不能回避。如果对这一部分客观事实视而不见,置若罔闻,或者说刻意地“漏报”、“隐报”、“瞒报”、“误报”,新闻传媒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本质意义,尤其在重大公共危机之类的负面新闻信息面前,新闻媒体的失语和沉默实质是对公众的不尊重,是对受众知情权的侵犯,更是对自身合法性存在的一个亵渎。长此以往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必将大打折扣,没有了公信力的新闻媒体根本就谈不上舆论影响力,也就根本无所谓对舆论的引导了。从国际舆论的角度出发,也必然会使得我们在国际舆论上处于不利的境况。如果我们的新闻报道对于负面性质的突发事件一味地淡化处理,甚至出现沉默失声的现象。时间长了,必然会影响国内外受众对我们媒体的信任感,乃至影响到我们的政府形象和国家形象等。

新华社对外部主任严文斌也认为,过去我们的对外报道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大多是对外宣传,千方百计要把中国好的一面展示给世界,这也正是那一时期“以正面宣传为主”的对外新闻报道方针。经过30年改革开放,中国走上了和平崛起之路,发展成就世人瞩目,我们也不需要再刻意涂脂抹粉了。任何国家都有发展不平衡的一面,今日中国也同样如此,我们的对外报道应该既展示中国发展的一面,也不回避落后的一面,低调不等于抹黑,客观地报道中国可能令外界觉得更真实可信,并减低对“中国威胁论”的担忧。

多年来的实践证明,突发事件的新闻发布与新闻报道中一旦片面理解了“以正面宣传为主”的原则,必将贻害无穷。其一,会导致不符合实际,违反新闻真实性原则,背离了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其二,会不符合外国媒体和受众接受新闻的心理习惯,使他们不仅对我媒体报道的具体事实将信将疑,而且可能对我媒体的整体公信力产生质疑乃至反感。其三,会不符合境外受众长期以来养成的对突发事件强烈关注的新闻价值习惯。

新闻报道中全面理解“以正面宣传为主”实际上也是在遵循新闻价值的基础上坚持“以我为主”的方针。“以我为主”即坚持我国的立场和观点,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为最高指导原则。不能全面理解“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指导原则,则谈不上坚持“以我为主”的战略方针。

二、突发事件对外报道的“时效性”

国外受众对新闻的时效性要求极强。胡锦涛总书记在2003年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上讲到外宣工作要为实现我国总体外交目标,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而服务。而新闻的时效性其正是抢占国际舆论制高点的一个最基本的充分条件,试想在突发事件这种本身对新闻时效性要求极高的报道中失去了时效还奢谈什么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时效性的要求不仅仅是针对对外报道,对对内报道也是不可以轻而视之的。对于前者而言,是我们的主动出击,先声夺人,发挥我们媒体的“主战场”优势;对于后者而言,则是在当下的全球传播时代对外力的合理利用,对突发事件而言尤其如此。随着中国加入WTO,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越来越快,国外媒体驻华记者也越来越多,正如《华盛顿邮报》前驻北京记者站主任潘文所言,他们的信息源虽然有访谈、采访和观察,但更多是从我们的媒体上搜罗新闻。因此,发挥外宣媒体在时效性上的主动性打“主动仗”,是营造良好国际舆论环境的重要条件,而提高对内报道的时效性同样也可以发挥出“内销转出口”的威力。

虽然我国媒体对外宣传的时效比过去有所提高,但总体而言,仍慢于境外媒体。新华社曾做过一项调查征求亚太地区数十家用户的意见,结果用户反映最普遍、最强烈的问题就是“时效慢”。时效慢的原因就在于我国媒体对突发事件应对机制不灵活,对外报道的“把关人”过多,层层审批,环节太多,影响了时效。时效慢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内热点问题和重大突发事件报道慢;二是我中央主要领导同志活动发稿慢。由于时效慢,我们的报道特别是在重大突发事件和领导人活动等“热点”新闻和政治性很强的新闻报道中失去了引导境外舆论的先机,而一些境外媒体乘机抢先上手,发出一些不负责任的或别有用心的报道,在受众中造成了先入为主的负面影响,直接损害了我国的国家形象。此外,迟钝的反应还削弱了我国媒体在报道中国新闻方面的权威性,影响了我国媒体在国际舆论界的公信力和在外宣工作中的作用。[82]

怎样尽可能地做到对外报道的客观呢?其实就是按照新闻本身的规律来办,即真实性和时效性。

真实性其实也就是我们一贯说的实事求是。真实性是新闻生命的保障。不过在当下全球传播的语境下,只有真实性不一定就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因为缺少了时效性的新闻也就无所谓新闻了。新闻是“易碎品”,时效性是新闻的灵魂,也是新闻存在的核心价值所在。在前文引述的境外媒体对中国“5·12”汶川大地震的赞誉声音首先就在于我们的媒体不仅抢先真实地发出我们的声音,更在于我们在第一时间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从而在国际舆论中扮演了引导者的角色和功用。

据新华社对外部的相关数据统计,从地震发生到5月14日晚上8点半, 在google新闻搜索中可以找到14613条有关中国地震的英文新闻,其中9276条引用了新华社的报道,即全球英文媒体有关中国地震的报道中有63%是以新华社报道作为消息源的。此外,《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国际先驱论坛报》和香港《南华早报》等主流英文媒体也大量引用新华社的英文消息。

三、突发事件对外报道的“针对性”

针对性一是指事件报道的针对性,一是指受众选择的针对性。随着我国全面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展,各类生产性和安全性突发事件越来越多,媒体不可能把每一起突发事件都进行对外报道。因此,如何有选择地对一些可能会引起社会舆论、媒体舆论,尤其是国际舆论关注的突发事件进行深度报道和全面报道是突发事件新闻发布与新闻报道针对性的内涵之一;其次,针对性应该指向对不同的突发事件最为关注的国家和人群,如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就应该集中“火力”对该次事件的利益攸关方——俄罗斯及其东部与我国松花江水域关联的国外民众进行针对性报道。通过组织有针对性的深度报道,摆事实、讲道理,把正确信息传递给海外受众,争取舆论上的主动。

突发事件新闻发布与新闻报道要有针对性更是针对突发事件对外报道的表达方式而言的。

以往我国媒体的对外报道往往是用对国内受众的宣传口气来向外国受众宣传中国的观点、立场,意识形态色彩太重,观点太直白,语气太生硬。还有对外报道一味地“只报喜而不报忧”,使很多的国外受众对我们的报道产生了不信任感。国情的不同使得国外媒体和公众长期形成了对突发事件的特别关注,尤其是对负面突发事件的新闻青睐。因此对外报道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用事实说话,寓观点于事实当中,避免宣传味道。这当然不是说对内报道就不需要一切从实际出发,不需要实事求是,而主要是指从报道的文风和体裁上,对内报道可以在我们自身的文化接受需要层次上有更广阔的表达方式和空间,相比之下,对外报道则有更多的“限制”,更要自觉做到尽量符合国外受众对新闻价值要素的考虑。

新华社对外部主任严问斌认为对外部在关于突发事件的对外报道中是想方设法引导国际舆论,主要表现在:

一是争抢先机,中英文发稿量是日常的三倍以上。

二是注重细节,以真情“大爱”展现人性之美。如汶川大地震的英文消息特写《幸存孩子:废墟下一起唱歌》,用生动感人的笔触描写了北川一所中学废墟中的几名幸存学生依靠唱歌,相互鼓励支撑,与死神搏斗,坚强乐观地等待救援人员的故事。文章中有很多现场描写,并使用了许多感人的直接引语,例如:“透过微弱的光亮,李看到了穿着白衬衫的同学,‘我抓住他的手,喊他的名字,一点反应都没有,开始时他的手还是热的,一会儿就凉了’。”这样的细节描写不由得催人泪下。

三是贴近用户,广泛使用专业化的通讯社传播手段——特急电、快讯、简讯和滚动发稿、现场特写,综合利用各种消息源播发长篇报道,不太恰当地说,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

四是增加英文评论。英文评论是我从上海回对外部工作后大力倡导的一个新的报道形式,当时很多人不理解,认为通讯社发评论,而且是英文评论,没有人采用怎么办?我的解释很简单,新华社是官方通讯社,除了第一时间传播事实外,还必须发出中国声音,传播中国观点。

五是在新闻中增加背景。汶川地震发生十几分钟后,对外部编辑即在英文稿中添加了汶川人口、该县附近在上世纪曾发生两次七级以上地震、震区也是大熊猫保护中心所在地等关键背景,便于不熟悉中国的外国读者理解新闻。

六是使用了“数据盒”、“数据与事实”等方式,为外国媒体提供急需的新闻背景。

四、突发事件对外报道的“互联网”潜能

譬如,新华网由于有新华社为依托,短短几年的发展,其受众已覆盖200个左右的国家和地区,成为海内外网民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在全球一千二百多万个互联网站中综合排名挺进50强;其他,如新近开通的中国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的成长都超乎人们的预料。另外由于互联网信息量大、时效快、内容杂,影响极其广泛,对突发事件报道面宽,而且容易出现良莠不齐的状况,因此,基于互联网的媒体特征,要加强对互联网报道的管理与引导,使其把握政策口径,掌握宣传精神,把突发事件对外报道中的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

所以如何寻求互联网等新媒体在突发事件新闻发布与新闻报道中的时效性和有效性优势将是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的一个新领域,当下要大力加强研究,运用好这一新媒体形态,使其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的总体外交目标和国家利益。

目前,我国的国际新闻传播,尤其是针对突发事件的国际传播伤害着本来就十分微弱的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甚至严重损害着国家形象。新世纪以来的席卷东亚乃至全球的“非典”事件应该说是我国处理突发事件的一个败笔。因为信息的不透明和不流通导致国际社会在讨论全球公共安全这一最为关心的国际公共产品上一致把矛头对准了我国政府和我国的国家形象。随后的“哈尔滨水荒”事件更是同类型事件的重演,在2004年以及2005年的国际舆论近乎要淡忘“非典”的负面影响后又一次重伤了我国的国家形象。为什么这几起突发事件对我国的政府形象和国家形象造成如此的伤害,这背后的原因很大一部分在于互联网这一新兴媒体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媒体的传播生态。

不过,2008年一系列的突发事件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重新思考互联网这种新媒体的社会功用。从百年不遇的南方冰冻雨雪灾害、拉萨骚乱事件、奥运火炬受阻到从汶川特大地震这几起突发事件中,中国网民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强烈的社会关切和民族团结。我们很难假设,没有互联网的2008年,中国人民的心情会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得以宣泄,中国在世界上的舆论和形象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

媒体观察18 中共在处置重大突发事件中不断提高执政能力

2007年9月10日10∶54∶58新华社

新华网北京2007年9月10日电

中共十六大以来的5年里,从“非典”疫情、松花江水污染、“桑美”台风,到最近发生的河南陕县支建煤矿事故……各类突发事件频繁考验着执政党的意志,而中共各级政权也在应对这一次次“大考”中磨炼着自身的执政能力。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执政能力”的概念,突发事件特别是重大危机事件的应对能力,理所当然地成为衡量中国各级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指标。减灾问题专家、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王绍玉说:“突发事件的非预期因素和高风险性可能在短时间内严重冲击公众利益。一个政府的执政能力不仅体现在正常状态下管理好公共事务上,也体现在非常状态下妥善应对和预防各类突发公共事件上。”

2007年7月底、8月初发生的河南陕县支建煤矿重大事故救援,被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称为“近几年煤矿事故中最成功、最完美的一次”。在这起事故中,69名因透水事故在井下被困75个多小时的煤矿矿工被救全部生还。李毅中所说的“完美”,针对的是救援过程的紧张有序、协调一致:中央领导人及时指示,要求全力施救、科学施救,确保被困矿工生命安全;被困矿工在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转移至安全区域;救援专家迅速制定出周密的应急预案;有关方面负责人多次与被困人员通话;救援人员通过通风管道向井下送奶400公斤,使被困矿工获得了必要的营养供给……这件煤矿事故的处置,被认为是提高执政能力理念在突发事件处置过程中的体现。尽管如此,这仍然是近年来为数不多的“圆满”救援的事例之一。

类似的危机隐患时时存在,发生在2005年年底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就令哈尔滨环境监测中心站副站长于桂云至今记忆犹新。起因是中石油吉林石化分公司双苯厂发生爆炸事故,爆炸产生的苯类污染物流入松花江,导致松花江水体严重污染。拥有400万人口的哈尔滨停水长达4天。经过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两级政府的紧急应对,这场危机最终得到了控制。“污染的严重性和污染带的长度是始料不及的”。于桂云坦言:“但环境应急机制发挥了作用。”居安思危,才能有备无患。5年来,中国构建突发危机事件应急处理机制的工作逐步加快,涵盖了公共卫生、环境污染、安全生产等多个领域:2003 年5月,在抗击“非典”的关键时刻,公布和实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将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纳入法制化轨道;2006年1月,国务院发布《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2006年2月,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成立;2007年8月,突发事件应对法出台。在突发事件频发的安全生产领域,中国目前已经形成全国性的应急预案体系。据最新统计,全国已制定各类预案约135万件,覆盖97.9%的市(地)和92.8%的县(市),煤矿等高危行业绝大部分规模以上企业均已制定应急预案。在政策环境的保障下,中国继2003年出现安全生产事故总量下降的“拐点”(下降1.9%)之后,2004年、2005年分别下降0.2%和7.1%,2006年更是大幅下降12.6%。尽管如此,中国当前面对的突发事件频发的形势依然严峻。据民政部统计,今年以来中国各类自然灾害共造成3.1亿人次受灾,因灾直接经济损失1264亿元;安监总局的统计显示,截至8月25日,今年中国因事故灾难死亡60370人。王绍玉表示,作为执政党,中共正重新审视和调整国家安全战略,提高危机处理意识,加快建立和完善危机处理机制的建立。随着整个社会危机意识的提高、应急机制和体系的完善以及政府部门执政能力的提升,未来在面对形形色色的突发性事件时,才能有效地转“危”为“机”。

【注释】

[1]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

[2]戈公振:《中国报业史》,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第291页。

[3]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hina 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简称CNNIC)是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于1997年6月3日组建的管理和服务机构,行使国家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职责。作为中国信息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者和运行者,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以“为我国互联网络用户提供服务,促进我国互联网络健康、有序发展”为宗旨,负责管理维护中国互联网地址系统,引领中国互联网地址行业发展,权威发布中国互联网统计信息,代表中国参与国际互联网社群。

[4]李舒:《互联网已成当今中国主流媒体,显现第一影响力》,《瞭望》新闻周刊。可登陆:http://news.sohu.com/20090119/n261830680.shtml

[5]许苏琴、黄琛:《突发事件时期的舆论构建》,2007年11月22日13∶28人民网——网络传播, http://media.people.com.cn/GB/22114/46419/110713/6563714.html

[6]熊培云:《倾听“网络民意”是政府的责任》,2006年4月18日《南方都市报》。

[7]熊培云:《倾听“网络民意”是政府的责任》,2006年4月18日《南方都市报》。

[8]尹韵公:《网络文化》,2007年3月26日《光明日报》。

[9]读者可参阅2009年7月24日《中国青年报》。

[10]〔德〕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5-56页。

[11]Joseph Gibb:Gorbachev’s Glasnost: The Soviet Media in the First Phase of Perestroika,Texas A& M University Press(1999),pp40-41.

[12]David R.Marples:The Chernobyl Disasters: Its Effects on Belarus and Ukraine, http://www.unu.edu/unupress/unupbooks/uu21le/uu21le0h.htm

[13]David R.Marples: The Chernobyl Disasters: Its Effects on Belarus and Ukraine, http://www.unu.edu/unupress/unupbooks/uu21le/uu21le0h.htm.

[14]David R.Marples:Belarus:From Soviet Rule to Nuclear Catastrophe,St.Martin’s Press,New York, 1996, p115.

[15]同①, p117.

[16]同①, p127.

[17]Alan L.Heil:Voice of America: A History, Jr.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2003, p245.

[18]同①。

[19]汉语为作者翻译,原文为英文,“why did the West win the Cold War?Not by use of arms.Weapons did not breach the Iron Curtain.The Western invasion was by radio,which was mightier than the sword.Thoseskilled in war subdue the enemy’sarmy without battle,wrote Sun Tzu,the author of the first known book on warfare.”Michael Nelson:War of the Black Heavens:the Battles of Western Broadcasting in the Cold War,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1997, xiii.Readers can also find the words on Voice of America:A History, By Alan L.Heil, Jr.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03, pp241-242.

[20]汉语为作者翻译,原文为英文,“It was sheer stupidity.Our press never talked about the war(in Afghanistan throughout the 1980s),but the Voice of America talked about it every day and people listened in huge numbers.Soviet public opinion about the war in Afghanistan was shaped in large part by Western sources of information.”By Alan L.Heil, Jr.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03,p245.

[21]Alan L.Heil Jr.:Voice of America: A Histor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 2003, p244.

[22]“沉默的螺旋”这一传播效果理论的发现人诺利—纽曼认为,大众传播的三个特质是它的累积性、普遍性和共鸣性,三者综合到一起,便产生了对民意的巨大效果。正是由于大众媒介产生的这种巨大效果,使得受众会在观望意见气候中保持沉默。但也有学者如拉索莎(1991)不完全认同沉默的螺旋理论中所赋予媒介如此的威力。拉索莎经过调查认为,受众除过对意见气候的感知外,还受到其他变量的影响如年龄、教育程度、收入、对政治的兴趣、个人实力程度、个人与议题的关系、个人对新闻媒介的使用,以及个人对其所在位置正确与否的信心。参见〔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98-299页。

[23]陈明明:《在制度上下工夫》,《新华文摘》2002年第2期,第2页。

[24]卢先福:《深刻认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大意义》,载2004年9月20日《学习时报》,转引自《新华文摘》2004年第21期,第5页。

[25]笔者为了考察一些外电和媒介对哈尔滨“水危机”事件的报道,通过纽约州立大学LOCKWOOD图书馆的Lexis-Nexis系统对Harbin, water, emergency, information四个关键词语的搜索,下面的一些分析都是来源于该系统搜索的结果。

[26]Supply Cut Sees Harbin Water Ru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November 22, 2005 Tuesday.p11.

[27]China Fires Environment Chief as It Deals With Tainted River Fallout, Los Angeles Times, December 4, 2005,p3.

[28]Chinese City in Chaos as Water to be Cut off,Guardian Unlimited, November 23, 2005.

[29]China warns Russia of toxic slick,CNN.com, November 24, 2005, Thursday.

[30]Premier visits toxic spill city,CNN.com, November 26, 2005,Saturday.

[31]Chinese news agency stresses need for government to tell truth, BBC Worldwide Monitoring Asia Pacific, November 26, 2005, Saturday.

[32]Jim Yardley, Spill in China Brings Danger, and Cover-up, Nov 26, 2005, New York Times.

[33]Associated Press Worldstream,February 7,2006,Tuesday 3:50 AM GMT China’s environmental agency says disasters must be reported within one hour, By Elaine Kurtenbach.

[34]〔德〕尼克拉斯·卢曼(Von Niklas Luhmann):《信任》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5月版,第6、7、10、125页。我国传统文化中很是讲究做人的“信”品,如“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然而,在今天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冲击下,“诚信”正在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信誉是一种无形资源,是一种保障企业和组织健康发展必不可少的外部资产。信誉是一把双刃剑,任何信誉危机都具有扩散性,冠生园危机不仅使南京冠生园走向破产,同时也使所有从事月饼生产的食品企业遭到了不同程度的信誉危机。山西假酒案件使得整个山西范围内的白酒销售出现直线下滑现象,就连享誉神州的杏花村品牌都不能幸免。在今天的信息全球化环境下,企业和媒体的关系可以说须臾不能分离,尤其是在遭遇一些不利的突发事件时更是对企业和组织的一个危机媒体公关的考验。

[35]Jake Hooker and Jim Yardley, Powerful Quake Ravages China, Killing Thousands, New York Times, Published: May 13, 2008.

[36]Andrew Jacobs, Quake toll rises, China struggles to reach victims to the rescue, uncensored, New York Times, May 14, 2008.

[37]Peh Shing Huei, China's swift and open rescue efforts win praise; Beijing appears to have drawn lessons from its handling of past crises, The Straits Times(Singapore), May 15,2008 Thursday.

[38]China passes test with flying colours, Editorial, NEWS; Genera, The New Zealand Herald, May 17, 2008 Saturday.

[39]Quake provides new window for West to observe China-H K agency,BBC Monitoring Asia Pacific-Political Supplied by BBC Worldwide Monitoring, May 17, 2008 Saturday, Source: Zhongguo Tongxun She, Hong Kong,in Chinese 15 May 08.

[40]CHINA'S OTHER FAC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from the May 19, 2008 edition.

[41]By NICHOLAS D.KRISTOF, Op-Ed Columnist, Earthquake and Hope, New York Times, Published: May 22, 2008.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纪思道这位《纽约时报》驻京记者一向对有关中国的新闻报道和专栏评论都相当苛刻甚至是极力持否定的态度,但这次的报道还是给予了褒扬。

[42]Rowan Callick, China correspondent, Calamity transforms the face of China, FEATURES, The Australian, May 22, 2008 Thursday, 1-All-round Country Edition.

[43]Les Lothringer and John Carey(the former is the president of West/Asia Strategy Consultants in Shanghai, China.and John E.Carey is president of International Defense Consultants and has lived in China) Reconciliation after disasters, The Washington Times, May 23, 2008 Friday.

[44]Chris O'Brien, Quake shakes Beijing's grip on media Information flow likely fleeting, The Washington Times, May 23, 2008 Friday.

[45]Rowan Callick, Quake that changed a nation, FEATURES; Pg.22, Weekend Australian, May 24, 2008 Saturday, 1-All-round Country Edition.

[46]China appears to be heading towards democracy, OPINION; Opinion; Pg.12, The Irish Times, May 26, 2008 Monday.

[47]Miranda Yeung, China's swift response wins praise; Mainland officials' reaction to the Sichuan quake offers stark contrast to the cyclone aftermath in Myanmar,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y 26, 2008 Monday.

[48]Peter M.Herford(The writer teaches journalism at Shantou University), Opening China, EDITORIAL COPY; Pg.A17, The Washington Post, EDITORIAL COPY; Pg.A17, May 17,2008 Saturday, Regional Edition.

[49]《参考消息》2008年5月29日第16版。

[50]James K Glassman, US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for Public, Diplomacy and Public Affairs, The New Age of Public Diplomacy, speech transcript, on Chatham, Thursday 11 September 2008, http://www.chathamhouse.org.uk/files/12130_110908glassman.pdf.

[51]曾经在美国新闻署和国务院工作,现任职于加州大学Annenberg新闻传播学院的斯诺认为这些都属于美国公共外交中的人际传播(face to face communication)方式。可参见Nancy Snow, The Arrogance of American Power:What U.S.Leasers Are Doing Wrong and Why It’s Our Duty to Dissent, Rowman& Littlefield Publishing, Inc.2007, p15。究竟富布赖特文化交流项目与国际领导访问项目为“冷战”期间乃至其后的美国带来多少红利,这个当然很难进行量化的检测,笔者仅以台湾为例,马英九在1971年与2003年,陈水扁在1990年都分别接受IVLP项目,在美国交流访问。

[52]如1950年开播的针对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广播的自由欧洲电台(RFE)、1951年专门针对苏联公众的自由电台(RL)以及1996年开播的针对美国所认为的亚洲不自由国家和地区的自由亚洲电台(RFA)。

[53]Andrew Kohut(director of the Pew Research Center), Hearing on American Public Diplomacy and Islam,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United States Senate, one hundred congress, February 27, 2002,p59.

[54]Robert W.Tucker, David C.Hendrickson:The Sources of American Legitimacy, Foreign Affairs, 2004, No.5th.

[55]By Tim Arango, World Falls for American Media, Even as It Sours on America,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30, 2008.

[56]半岛电视台1996年成立于卡塔尔首都多哈。2001年“9·11”事件以及2003年的爆发的伊拉克战争使得半岛电视台声名鹊起,被称作“中东的CNN”,迅速成长为中东地区和伊斯兰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电视媒体。阿拉伯电视台于2003年创建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迪拜媒体城,并由沙特广播公司的中东广播中心(MBC)部分控股。2009年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接受该台正式访谈,这一访谈部分程度可以看做是奥巴马总统本人借助于中东地区的主流媒体进行公共外交的一种方式。

[57]陈昊苏2009年3月9日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进行的大会发言——《加强公共外交提升国家形象推动和平发展》,参阅中国网: http://lianghui.china.com.cn/ 2009lianghui/2009-03/09/content_17408706.htm

[58]《环球时报》2008年8月4日第6版,以及《参考消息》2008年8月4日第8版。

[59]Nicholas D.Kristof, Op-Ed Columnist China’s Rise Goes Beyond Gold Medals, New York Times, Published: August 20, 2008.

[60]U.S.Seen as Less Important, China as More Powerful:Isolationist Sentiment Surges to Four-Decade High, December 3, 2009, http://people-press.org/report/569/americas-place-in-theworld

[61]David Brooks,Op-Ed Columnist, Harmony and the Dream,New York Times, Published: August 11, 2008.

[62]Fareed Zakaria,China shouldn’t be Inscrutable, Published Aug 2,2008, From the magazine, Newsweek, issued dated Aug 11, 2008.

[63]Martin Fletcher, The Chinese Dream has replaced America‘s, The Times, August 23, 2008.

[64]Tony Blair:We Can Help China Embrace the Futur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26, 2008; Page A21.

[65]Thomas L.Friedman, Op-Ed Columnist:A Biblical Seven Years, New York Times, Published: August 26, 2008.

[66]李格琴:《中国国家形象塑造遭遇西方压力》,《湖北日报》,2008年10月12日。

[67]王岳川:《“中国形象”在全球“国家形象”中的地位》,2009年3月16日13:39,来源:人民网——读书频道。http://book.people.com.cn/GB/69399/107424/149119/8968337

[68]段然:《中国最近60年国家形象变迁》,参见明宗网,2009-11-30 17:18:15 http://www.mingzong.com/newsread-23295-6-1-1.html

[69]关于这一观点和相关的论述,读者可参阅刘笑盈、贺文发:《俯视到平视——外国媒体上的中国镜像》,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版。

[70]赵启正:《中国进入公共外交时代》,《文汇报》2009年9月8日。

[71]中央政府网址,www.gov.cn,2009年7月26日新华社记者李诗佳对傅莹的采访。

[72]Alexandre de Freitas Barbosa, Brazil: Dances with Dragon,YaleGlobal, 1 December 2009, http://yaleglobal.yale.edu/圣保罗孔子学院由湖北大学和圣保罗州立大学于2008年合作共建,旨在提升中国软实力、语言和文化。

[73]冯远的网址http://fengyuan.artron.net/.

[74]Stephen Brooks:As Others See Us:The Causes& Consequences of Foreign Perceptions of America, Broadview Press, 2006, p37.

[75]2008年11月24日09:40:18,中国文联网。

[76]洪浚浩、贺文发:《中国电影近年在美国受欢迎的社会文化原因》,《电影新作》,2006年第4期。

[77]倪建平:《中国在中亚的国家形象塑造:文化传播的视角》,中华传媒网学术网,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rticle.php? id=5318

[78]Alexandre de Freitas Barbosa, Brazil:Dances with Dragon,YaleGlobal, 1, December 2009, http://yaleglobal.yale.edu/.

[79]刘虎:《海外华文传媒与中国国家形象的提升》,《宁波大学学报》,2009年第7期。

[80]《反思与展望:中国传媒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笔谈》中对陈卫星的访谈,《传播与社会学刊》,2008年第6期。

[81]〔德〕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82]新华社“对外宣传有效性调研”课题组,我国媒体对外宣传报道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成因——进一步提高我国媒体对外宣传的有效性之二,参见http://www.qianlong.com/,2004-05-31 10∶1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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