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与对外政策

二、国际传播与对外政策

主权国家一直是现代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行为主体。主权国家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行为往往表现为各个国家的外交行为。各国对外政策实际上构成了整个国际关系中最具体，也最重要的部分。各国对外政策的变化直接影响宏观的国际关系的变化，或者说国际关系的发展和变化是通过各国的对外政策的发展和变化表现出来的。所以对宏观的国际关系进行观察一般可以从了解各国的对外政策开始。

因此，我们在观察和讨论国际传播给现代国际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时，也可以从考虑国际传播与国家对外政策之间的关系入手。

需要指出的是，国际传播与国家的对外政策之间的关系与不同国家各自的政治制度和传播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可能存在一个超越国家差别的统一的模式。在此，让我们从一般意义上来认识一下国家的对外政策及其基本参与因素。

（一）对外政策

习惯上，对外政策（foreign policy）也被称为外交政策。“外交政策是一国处理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问题，进行外交活动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和行为方针”^[10]。

考察对外政策主要涉及到三个要素：决策者、决策过程和执行过程。

1.决策者

在现代国际政治中，国家政策一般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决定的，而是一种政府行为，是包括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以及各职能部门在内的集体行为。对外政策的制定亦是如此。从决策过程来看，可以将对外政策的决策者分成对外政策最高决策者，一般包括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以及对外事务的核心内阁；对外政策的基本决策者，是指外交、国防以及相关职能部门。另外现在国家权力机构不单指行政部门，还包括立法部门、司法部门，以及主要政党等。在一些国家，执政党或者立法机构对外交决策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2.决策过程

目前，一般国家的对外政策的决策大体可以分为信息情报的收集、情报的分析和综合、政策的决定三个基本程序。

首先，情报的收集。信息情报是决策的依据和前提，没有必要的、充足的信息情报就不可能制定出正确和明智的政策。在外交决策中各国都非常重视有关信息情报的收集工作。一般信息收集途径有两种：官方途径和非官方途径。官方途径是指国家的情报、信息和外交部门的专业人员分区域、分问题地通过调研、交流等方式为外交决策收集、整理和提供相关信息。非官方途径主要是指大众传播媒介提供的有关国际事务的信息和新闻报道。

其次，情报的分析和综合。情报的收集只是决策过程的第一步，接下来还要对信息情报进行必要的分析和综合，对相关问题提出初步的见解与主张。这一工作一般情况下也是由两部分力量来完成的：官方的和非官方的。官方的外事机构根据所掌握的信息情报和所在领域的实践经验对国际事务进行分析，为最高决策者的最后决策做出初步的判断和建议。而非官方的力量通常是指国际事务的研究机构和民间顾问机构，这些机构及其专家充当政府的智囊和顾问，为政府就有关国际问题提供决策建议。在美国这样的民间机构就非常发达，被称为“思想库”，对美国的外交决策产生很大影响，如对外关系委员会、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等。

最后，政策的决定。一般情况下，在情报的分析和综合阶段，有关的政府机构或民间研究机构就已经提出了多个政策主张，决策者的决定过程实际上就是选择过程。决策者在信息情报的基础上对这些方案进行审查和比较，并在最终根据决策者对国家利益和国际环境的认知和理解来做出最后的取舍。

3.执行过程

制定对外政策是为了指导国家对外交往的实践活动，实现国家利益所决定的国际战略目标。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国家外交活动的实践和国家战略目标的追求的过程就是对国家对外政策的执行过程，在当今的国际关系当中，各国一般采取以下一些手段或方式来执行和实现国家的对外政策。

外交手段——也称政治手段，是国际活动中最基本的方式，是指国家间或国际组织间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双边或多边问题采取的和平手段，一般包括访问、谈判、交涉、发出外交照会、缔结条约、参加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等。

军事手段——是国家实现对外政策的传统手段，它包括使用和威胁使用军事力量、同有关国家签订军事协定、建立军事集团、在国外设立军事实施、向有关国家提供军事援助等。

经济手段——经济因素在当代国际关系当中的作用不断提高，经济手段也成为国家推行对外政策的主要手段，主要有：经济技术援助、经济合作、经济封锁、贸易战等等。

宣传手段——在信息传播时代，为了执行对外政策，各国政府还利用大众传播媒介来进行有目的的、有针对性的宣传活动，并且越来越受到各国权力机构的重视。有时其激烈程度不亚于真正的战争，因此称为“宣传战”。这也是我们接下来分析的重点问题。

文化手段——是指国家利用艺术、体育等国际交流活动来实现其对外政策。这些交流活动在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的同时，也经常被各国政府赋予某种国际政治的含义，是国家推行某种对外政策的非官方手段。

我们在考察国际传播与对外政策之间的关系时发现它们二者是双向的、互动的关系。一方面，国际传播对对外政策的决策者施加着影响，发挥着作用；另一方面，国家在对外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也是在利用和控制着国际传播。

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是国际传播与对外政策之间最基本的问题，需要我们做出客观的认识和评价。由于不同的国情和政治制度，我们不能就这两个问题中的一个问题得出普遍结论，必须分别加以分析。我们采用两个典型的国家分别进行个案分析，在分析传媒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时，我们把美国作为典型的国家；在分析国家对传媒的利用和控制时，我们以中国为典型国家。以中国和美国作为典型国家进行两个方面的个案分析并不是对两个国家进行孰优孰劣的比较，而是各有所重，通过客观分析来说明问题。

（二）传媒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美国个案分析

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一般是由首脑以及一些主管对外或国际事务的政权机构提出、制定并实施的。在美国政府中，这些人和机构包括：总统、国会、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情报局以及国防部等。然而在美国这样一个多元化、开放的政治结构中，参与到对外决策过程中的还有一些非国家政权机构。这些非政权机构也在发挥着显著的作用和影响，成为美国对外政策中不可忽视的参与因素。这些因素主要有：特定利益集团，如种族利益集团、院外活动集团等；思想库，如对外关系委员会、布鲁金斯学会、胡佛研究所等。另外一个重要的影响对外决策的非政权机构便是大众传播媒介。由于大众传媒主要指新闻媒介对美国政策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影响，所以有人称之为美国三权分立之外的“第四种权利”。另外由于战后生育高峰出生一代已经成为了美国政坛的中坚力量，而这一代恰恰是“在电视辐射中成长起来的，对媒介和舆论特别敏感”^[11]。这一代人的当政意味着美国内政外交中大众传媒因素的加强，因此在研究美国对外政策时也要求我们对传媒在其间的地位和作用做出深入细致的探究。

1.世界上最发达的大众传媒产业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今天美国的大众传媒产品就像它的可口可乐和麦当劳一样充斥着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休斯顿通信公司、通用电器公司以及西联公司发射的数十颗通讯卫星提供几百个电视信号转发器，使得美国的电视新闻和娱乐节目无处不在。创办于1980年的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CNN），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从不间断地向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报道着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新闻。其他各大电视广播公司近几年纷纷效仿，开办全球性电视广播，使得美国的广播电视信号无处不在。另外，以纽约为中心生产的电视节目和以洛杉矶（好莱坞）为生产中心的电影同样占据着世界的影视节目的绝对份额。美国出版的《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报刊更是全球舆论的先导，读者遍及世界各地。在传播科技领域，美国也一直占据着世界主导地位，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全球传媒的发展方向。美国传媒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第一，商业化。美国绝大多数传媒产业都是私人拥有的商业实体，所以追求商业利润是这些媒体的第一目标。在利益动机的驱使下，各媒体在市场竞争当中各显其能，追求高发行量、高收听率和高收视率。因此在节目的制作上也一味地迎合受众的口味。尤其是电视新闻更是投观众之所好，极尽搜罗刺激性、怪诞性新闻之能事。另外，每个成功的媒体都有一套十分商业化和高效率的运作体制，以确保整个传媒机器的高速运作。

第二，集团化。近年来，随着竞争的日益激烈，以及1996年通讯法的出台，美国媒介连接出现兼并热潮，超级媒介集团不断地组成。1996年时代—华纳公司（Time Warner）和CNN的母公司特纳广播公司以67亿美元总资产实现合并，从而创建了世界上最大的媒体公司。鲁伯特·默多克的新闻公司也于同年以30亿美元购买了新世界通信集团公司的全部股权，从而成为全美国拥有22个连锁电视台的业主^[12]。新一轮的兼并与重组已经改变了美国传媒界的面貌，其后续影响也日益突现。

第三，开放性。美国大众传媒享有高度的言论自由，同它的政治经济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1791年制定的宪法第一修正案为言论、出版和新闻自由提供了基本保障。在传媒本来就很少受到监督的情况下，近年来美国为了鼓励竞争，进一步为通讯传媒产业解除法规限制（Deregulation）。宽松的言论环境一方面加强了大众媒介的舆论监督作用，保证了所谓的“公平原则”，另一方面也助长了舆论的泛滥。新闻媒介大量不负责任的报道使得美国传媒在公众心中可信度下降。另外，在这样的政治文化与舆论环境下也造就了一批被称为“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传媒从业人员。这些自由派记者以“攻击式新闻”（Attack Journalism）见长，并以此为己任来获取民心与实现个人的自身价值。

2.大众传媒是美国外交决策的重要信息源

大众传媒不仅仅是美国公众了解外部世界的信息通道，同时也是美国外交决策机构所依赖的重要信息源。现在通讯传播技术迅猛发展，尤其是全球卫星传播系统的建立，已经使全球信息及时传送成为可能。发达的传媒企业将文字记者或影像记者派往全球各地，迅速捕捉和跟踪正在发生、发展的新闻线索，这一点正符合美国政府的全球外交战略的需要。从日常工作的基础来讲，美国政府中各级外交事务官员往往先通过阅读、观看、收听传播媒介来获悉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事件，然后才收到驻外使馆的电传报告，接下来才是中央情报局以及其他情报部门的详细报告。尤其是突发事件发生时，在事情的最初阶段，往往是大众传媒向决策者提供最快捷的报道。当然，随着时间的发展变化，决策者们对传媒的依赖会逐渐减少。

然而，大众传播的职能不仅告诉决策者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还会向他们翔实地提供世界舆论和有关各方对事件的反应。早在越战时期约翰逊总统便在其办公室内装设多台电视机，随时轮流收看三大电视网对战况和民众舆论的报道^[13]。1990年9月黎巴嫩人质危机发生时，布什总统几乎每天在办公室收看CNN的电视报道。美国前国防部长切尼曾公开说CNN是他最好的信息来源。有人甚至称CNN取代了中央情报局成为决策者们最新、最全面的信息渠道^[14]。

在危机事件中，传媒甚至可能成为美国政府决策者的唯一信息源。例如在多次中东危机中，阿拉伯国家召开会议后，美国使馆往往会派人同与会国接触，但往往收效甚微。美国前国务院中东事务官员丹尼尔·克哲尔表示：“媒介比我们更容易接触这些国家，所以我们在看媒介报道时比看我们使馆的报道还要仔细。”^[15]

当有关方面通过大众传媒向外界或对方发出某种外交信息时，传媒便因此起到了外交信号系统的作用。这一点在某些没有外交关系或敌对关系的国家之间表现得更为明显。例如伊朗领导人哈塔米上台不久曾经发表电视讲话表示愿意同美国展开积极对话，随后美国总统克林顿也通过媒介对哈的讲话表示欢迎。尽管双方在幕后已经进行了外交接触和沟通，但仍然利用媒介这一外交信号系统进行公众性传播，以促进对方迅速作出反应。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大众传媒正在日益介入外交运作之中，成为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因素。

3.大众传媒设定美国对外政策的议事日程

大众媒介一般通过对某一事件或某一地区进行连篇累牍的跟踪报道，或直接表明其独立的立场和观点，使这一事件或地区的显著性（Salience）和公众性（Publicity）日益突出，并对决策者形成舆论压力，从而达到设定议事日程的功能（Agenda Setting）。在美国对外决策过程中，大众传媒的议程设定功能大致有三种情况：

首先，大众传媒可以将本来没有列入美国议程的某一事件或地区设定在议事日程之中。例如在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南部地区，以军不断空袭和炮击巴解武装力量的聚集地造成许多无辜百姓的伤亡。当血腥的镜头在美国电视上连续不断地播出时，里根总统直接致电以色列总理贝京要求停止这种不人道的攻击行动，以色列当局随后接受了这一要求。

其次，大众媒介也可以使原本已经设定在美国外交议程中的某一事件或地区在重要性上升级，或者使某一地区性事件上升为世界性事件。例如由于媒介不断报道索马里战乱饥荒，黎民百姓横尸遍野的悲惨情景，从而促使非洲事务在美国及其他西方各国的议程中迅速升级以致最终采取军事救援行动。

最后，大众媒介还可以改变或加速改变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某些决策。这一点在美国的越战政策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本来美国的传媒是支持政府在越战中的基本政策的，直到1968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权威新闻节目主持人克朗凯特访越归来，在2月27日的新闻节目中尖锐指出，越战已经陷入僵局，美国不可能取得胜利，唯一的出路就是停战谈判。此后整个传媒舆论转向反战，每天将战场上传来的死亡惨状和国内日益高涨的抗议示威反战情绪传播到每个家庭，从而使美国政府在内外交困情势下改变了长期作战的政策。约翰逊总统也不得不宣布放弃竞选连任。美国军方汲取了越战受到传媒困扰的教训，在以后的历次战事中加强了对新闻媒体的管制。由此我们也看出大众传媒的直接介入对外交政策产生的影响之大。

4.大众传媒是外部力量对美国外交施加影响的重要手段

现代大众传媒的通讯网络可以在美国政府和外部力量之间建立起一座“空中桥梁”（Space Bridge），以实现彼此之间的沟通和影响。有两种主要的力量最善于利用这种空中桥梁来影响美国的对外决策：

第一，别国政府和别国领导人。许多国家的驻美使馆都要定期举行记者招待会，向有影响的媒体发布本国的信息和政策，从而一方面引起美国政府的注意和重视，另一方面可以赢得舆论的支持，以便在美国政府那里争取有利于本国的双边和多边政策。一些国家的驻美使馆在举行宴会和庆祝活动时，美国各大传媒的记者总会成为座上宾。美国记者认为德国、埃及、日本、印度等国应该是最善于同美国记者搞好关系的国家^[16]。

另外，许多别国的领导人也会利用访问美国的机会通过媒体大展个人风采。由于美国是一个非常崇尚个人英雄主义的国家，所以别国领导人在媒体上的个人魅力更容易赢得舆论的支持或友善的倾向，同样也会影响到决策者们对待该国的态度。英国首相丘吉尔、埃及总统萨达特都曾经在美国媒体上享有极高的声誉。1999年4月间中国总理朱镕基的访美之行同样赢得了美国媒体众口一词的赞扬，遏制了反华的潮流，为中美双方的实质性谈判创造了积极的舆论环境。

第二，非政府组织（NGO）或利益集团。这里所说的非政府组织和利益集团主要是指那些具有别国政治、经济背景的组织和团体。这些组织和团体一般在政治上处于劣势，不代表主流政治，因此也就更善于利用传媒来加强自己的显著性，扩大政治影响。

5.美国政府对传媒的利用与控制

美国政府并不是任由外部力量对它的对外政策施加影响的。它已经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机构，投入巨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来影响和控制着国际传播媒介，以达到它的国际战略目的。白宫、国务院、五角大楼以及其他所有美国政府中与国际事务有关的部门都在利用传媒来确保美国的和美国以外的读者、观众、听众看到或听到那些美国政府愿意让他们知道的官方消息。众所周知，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访华时带了大量的电视转播设备和一支庞大的记者队伍，并且故意将抵达的时间安排在美国三大新闻网的黄金时间，将这历史性的一刻通过传媒向全世界广播。由此产生的全世界的轰动效应和美国国内的“中国热”则正是当时美国对华政策所需要的。

自电视宠儿肯尼迪总统以来，美国历届总统都会利用大众传媒来宣传自己的重大对外政策以赢得舆论的支持。比如前总统布什在美国出兵巴拿马后立即通过电视向世界和美国解释他动武的原因；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他更是马上发表电视讲话，宣布他所谓的维护世界秩序的外交政策。更有甚者，美国军方甚至将大众传媒当作散布虚假信息的工具运用于作战策略之中。海湾战争期间，美军开始陆战之前一直散布大批美军正在科威特东部海上集结的消息。其实这不过是“声东击西”的现代传媒版，结果美军是从科威特西部由陆路进入伊拉克的，成功地蒙蔽了CNN的热心观众萨达姆^[17]。

美国政府在冷战期间开办的自由之声、自由欧洲之声电台以及目前的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则是直接为其对外政策服务的。传媒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直接工具，“没有硝烟的战争”中的有力武器。这一点我国听众对美国之音在1989年六四风波中的宣传攻势也颇有领教。

美国政府除了利用传媒为它的对外政策目标服务之外，还会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来控制和限制国际传媒，防止它们做出不利于美国对外政策实施的报道。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对南联盟的空袭中就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袭击了南斯拉夫电视台，造成了南斯拉夫新闻记者的重大伤亡。如果说美国政府对它本国的传媒进行利用和控制的时候还要采取一些隐蔽的、巧妙的手段的话，那么它在控制外国传媒的时候，如果必要，则直接杀人灭口。

（三）对传媒的利用和控制：中国个案分析

1.中国的对外政策

（1）中国的内政及其外部环境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总的对外政策目标或者称国际战略是由它的国内政治及其外部环境两个因素决定的。那么决定当代中国对外政策目标的内政和外部环境是什么样的呢？

首先说内政。1978年，中国结束了长达20年的混乱的政治和文化“革命”，重新回到了以发展经济建设，提高生活水平为主要目标的道路上来。从1978年至今经过20年的探索与实践，逐渐形成了符合中国历史和现实国情的发展模式，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发展模式的根本目标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以改革开放为基本国策，努力增强国家实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就是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三方面的改革，建立起有利于增强国家实力和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新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体制。

其次说外部环境。对当代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外部环境特征主要是以下两点：其一，“两极”格局解体。“两极”格局的解体给整个国际关系带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前苏联一极的坍塌造就了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尽管当今的世界格局还不能确定就是以美国为主宰的单极世界，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中美关系是中国现阶段外交中最重要的内容。另一方面，前苏联及其他东欧国家的变色，使得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道路上遭受了重大挫折。这一严峻的现实把中国推到了东西方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尽管目前中国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中合作还是主流，但双方在意识形态上的根本矛盾却依然存在。其二，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日益严重，南北贫富差距有进一步加大的趋势。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努力缩短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过程中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压力。

我们可以对中国的上述国情和外部环境做出一些基本的概括：

一是，中国要全力进行国内经济建设；

二是，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三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

这三方面的要素便决定了中国对外政策的最基本内容和发展方向，同时也规定了中国传媒参与对外政策的根本任务在于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在世界舞台上传达社会主义中国的声音。然而由于受到中国发展状况的影响，传媒在参与国际传播过程中受到了限制，在很多方面还要加强，否则这一状况和中国日益加强的大国地位不相协调。

（2）中国的对外政策目标

中国的对外政策目标一般被表述为：“中国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一政策的基本目标是维护中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18]这是中国现阶段对外政策目标总体的、概括的描述，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它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前提是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主权包括领土之内的一切内政，是绝对不受侵犯的和不受干涉的。主权原则是国家交往的最基本原则。中国不愿意接受任何国家以任何理由对中国国家主权之内的事情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对于任何在历史上受到严重侵犯的国家来说，没有比保持国家的独立自主更为重要的了。

第二，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任务是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国家环境。经济发展是中国内政最重要的内容，对外开放则是中国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

第三，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是维护世界及地区的和平稳定。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世界和地区的安全和稳定方面，中国更是发挥着重要而独特的作用。

在对中国的对外政策及其决定因素作了整体性的考察之后，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中国国家权力机构同传播媒介之间的关系，以及在对外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国家对传媒进行利用和控制的重要意义。中国所遵循的传播制度一方面是中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产物，另一方面它也必须符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和中国对外政策的需要。

2.中国的传播制度

中国的传播制度是由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决定的，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特点。

（1）党的喉舌

中国的传播事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宣传事业的一部分。中国的传播媒介是党的喉舌，党性原则是中国传播制度的根本原则。江泽民曾于1989年11月28日发表了《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的重要讲话。他说：“我们一贯地认为我们国家的新闻、广播、电视等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我们的新闻工作是党的整体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必须要坚持党的新闻原则”^[19]。

所以中国的新闻报道，无论是对内新闻报道还是对外新闻报道，都必须服从于和服务于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方针政策，在报道口径上必须和党中央的精神保持高度一致。

（2）发展中国家的传播制度

中国新闻传播制度的另一个特点在于它所遵循的是发展中国家的传播观念和传播理论，必须区别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传播理论。这一点不是由别的什么决定的，而是由中国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这一基本国情决定的。与发达国家传媒首要的“监督政府的看门狗”这一功能相比，中国传媒的政治功能和社会服务功能要强于它的舆论监督功能。传媒更多的时候是作为执政党和政府的宣传工具来为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服务，为大局和全局服务的。过分地强调或完全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传播理论都是不适宜中国的基本国情的。

3.中国的对外宣传

由于中国传媒是党的喉舌，由于中国传媒不可能超越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所以决定了中国传媒的基本职能就是为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服务；中国的对外传媒的主要作用就是为中国的对外政策的顺利实施服务的，这一点是中国传媒始终和必须要坚持的。因此中国对外传播参与对外政策最基本的方式是对外宣传。

（1）对外宣传的定义

中国传媒对外宣传的一个基本定义是：“借助现代化传播媒介或其他宣传手段，从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客观、真实地向远离的或来华的外国人和华侨、外籍华人、港澳台同胞介绍旨在反映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对外政策、经济文化建设成就，争取世界人民的了解、信任和支持，改变他们对我国的思维定势，在海外树立起我国良好的国际形象，为发展我国同世界各国间在经济、文化、科学技术方面双向的交流和合作牵线搭桥，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创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20]

（2）对外宣传的基本原则

“在我国，对外宣传机构抑或外宣工作者是我们党扩大在海外正面声音的喉舌和主体，在海外宣传什么、报道什么的问题上，不能受制于个人的因素，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前提下，无条件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观点，宣传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和稳定的政治局面，宣传我国经济、文化优势和发展前景等，绝对不允许在对外宣传或工作中发表同中央决定相违背的稿件和言论，这是党对外宣工作者的基本要求。”^[21]

4.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国对外宣传的三点建议

（1）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也在不断地提高，因此中国对国际事务的态度在国际舞台上也越来越重要而且有分量。尽管目前我们还没有能力在任何国际事务上都清楚地表明我们自己的态度，但在很多时候，在很多中国可以发挥独特作用的国际事务上，中国对外决策机构应该更加主动地利用中国的以及国际的传媒来表明自己的态度，让世界在事态发展的第一时间听到中国的声音。

1998年9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接见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记者时特别用英语讲到：“Voice is power（声音就是力量）”。的确如此，充分地利用国际传播，一方面可以加强中国的国际地位，让世界上更多的人听到中国的态度和主张；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得中国以一种更加明朗、更加开放的政治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逐渐改变中国的神秘政治形象。

（2）让世界听懂中国的声音

不仅仅要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还要让世界听得懂中国的声音。造成外国观众听不懂中国的声音的障碍主要在于我们的节目内容和制作手段不够国际化。国际频道的节目是传播给中国以外的、在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上都与国内的观众有很大不同的海外受众，所以要让海外受众看懂我们的节目，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就要适应他们认识问题的习惯，抛弃一些我们一直在对内宣传中沿用但不适合海外受众的思维逻辑方式，与国际接轨。对外宣传尤其要讲技巧，要让受众亲近、认同我们的频道和节目。宣传色彩过于明显会让海外的受众产生抵触的情绪，因此也就不能达到什么效果。

（3）让世界听到想要听到的声音

我们在对外宣传中应该注意针对海外受众的兴趣点，有重点地进行传播。对外宣传媒体的栏目和节目应该根据海外受众的需求来定位，而不能凭我们的主观臆断来定。一般来说，海外受众对中国传媒的需求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尽快而且全面地了解变化中的中国；二是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尤其是投资环境和合作基础；三是了解丰富的中国文化，包括历史、艺术、风光、人物、语言和风俗等。这三个方面既是海外受众最大的需求，也是目前中国对外宣传的优势所在，因此要充分利用好，发挥好。

5.传媒对中国的对外政策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信息源作用

目前对中国国家机构的决策行为所作的研究是非常有限的，加上因为中国传播制度的特点，使得我们还不能清楚地描述传媒对中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产生的具体影响，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认识到，那就是传媒对中国的对外政策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信息源作用。

中国目前已经向世界各地派出了大量的新闻记者，各主要媒体也在世界各地建立了记者站，形成了一个覆盖面相当广泛的信息网络。由于电视台在海外开设记者站的费用相对比较大，而且技术要求也比较高，所以目前中国中央电视台在海外的记者站数量还不是很多。但现在发生重大和突发事件以后，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CCTV记者的身影了。

中国的国际传媒一方面向中国受众传播世界各地的重大国际新闻，另一方面也担负着为国家对外决策机构搜集和传递信息的任务，在对外决策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信息源作用。以往中国对外政策的决策者们只能通过别国的媒介来了解外面的世界，而现在则可以借助中国媒介的视角来做出决策判断。1998年底的海湾危机中，我们看到了头戴防弹帽的水均益在隆隆炮火中发回报道。目前仍在进行中北约对南联盟空袭时，中国记者发挥了更加突出的作用，不仅是中国对外决策者的重要信息源，甚至有时在西方记者的采访受到南联盟政府限制的时候中国记者成了整个世界唯一的信息源。北约对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进行野蛮轰炸以后，向国内发回这一重大信息的第一人就是《环球时报》的记者吕岩松，为国内的外交机构做出迅速反应提供了最快捷的第一手信息。

近些年来，中国的新闻记者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对各国的民众和国家领导人进行采访，向他们提出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所关心的问题。这些采访都为中国民众和对外政策的决策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供了重要的和必要的国际信息。

另外，在国际互联网上开设的许多国际问题论坛也向中国对外决策者们提供了更加真实、更加鲜活的民间舆论动向。这些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民意也会为中国的对外决策提供重要的参考。

【注释】

[1]胡正荣：《传播学总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62页。

[2]李少南：《国际传播》，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94年版，第2页。

[3]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91页。

[4]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5]段连城：《对外传播学初探》，中国建设出版社1998年版。

[6]黄泽存主编：《对外宣传的理论与实践》，山东友谊书社1992年版。

[7]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4页。

[8]布特罗斯·加利：《加强联合国》，美国《外交》季刊1992年第1期，第98-99页。转引自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页。

[9]参见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第二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0]张季良主编：《国际关系学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76页。

[11]金灿荣：《美国对外政策的国内政治背景》，载《世界知识》1997年第18期第27页。

[12]《世界广播电视参考》1997年第11期第8页。

[13]李万来：《电视传播与政治》，台湾正中书局1993年版，第276页。

[14]文钧：《CNN在海湾危机中大出风头》，载《世界知识》1991年第5期，第31页。

[15]Patrick O’Heffernan：Mass Media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91，P38.

[16]Charles Press＆Kenneth Berburg：American politicians and journalists，Scott，Foreman And Company 1988，P282.

[17]李万来：《电视传播与政治》，台湾正中书局1993年版，第237页。

[18]中国外交部网站：www.fmprc.gov.cn。

[19]江泽民：《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在新闻工作研讨班上的讲话提纲》，载《论党的新闻工作》，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第1-12页。

[20]黄泽存主编：《对外宣传的理论与实践》，山东友谊书社1992年版，第3页。

[21]黄泽存主编：《对外宣传的理论与实践》，山东友谊书社1992年版，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