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主义与对外传播

互联网将原本生活在世界各个角落的人们连接起来，全球信息非常便捷地迅速流动，网络、卫星电视、卫星广播以及报纸、电影等传统媒体将令人瞩目的信息快速扩散。一种新的社会形态越来越明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网络社会已然崛起，全球化浪潮呼啸而来。

在一些学者眼中，全球化势必带来政治、经济、文化互联互通、渐趋融合。从一些表象来看，这种判断似乎具有事实依据。政治方面，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亚的颜色革命、利比亚突尼斯埃及的政权颠覆，以及俄罗斯5万人上街游行反对选举舞弊等等，这些都与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法治”“普世价值”融为一炉。经济方面，金融市场早已国际化了，只要爆发经济危机，必然波及世界市场；国际资本自然而然地向生产成本比较低的地方流动，劳动力国际化了，跨国企业是国际经济中的重要力量，劳动力结构也将发生变化，传统的劳动力将减少，生产和加工“信息”的技术人员越来越多，这些数量庞大的新兴劳工可能只是坐在家里，面对电脑，却为远在大洋彼岸的跨国企业工作。文化方面，消费文化全球盛行，可口可乐、麦当劳、世界名牌产品风行世界，哪怕在偏僻的村落，也能通过卫星电视或网络观赏美国好莱坞影片、韩国的影视剧或日本的动漫，人们享用着全球共同的文化产品。

然而，全球化并不能将一切融为一炉，尤其是原本具有多元特性的文化，文化根植于本土，文化的认同是根深蒂固的，由于处在多元与融合的艰难博弈中，文化的冲突成为当今世界最主要的冲突，正如亨廷顿所言：“在后冷战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人们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他们认同于部落、种族集团、宗教社团、民族，以及在最广泛的层面上认同文明。”[16]

（一）一个世界、多种文化

从远古至今，人类文化世代传承、不断发展，迄今大致形成几个有代表性的文化圈。“人们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他们认同于部落、种族集团、宗教社团、民族，以及在最广泛的层面上认同文明。”[17]亨廷顿认为，当前世界主要存在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六大文化圈，这些文化的差异是明显的。[18]季羡林把世界文化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欧美的文化体系。或者分为两大文化体系：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者为西方文化体系。[19]当前世界文化总体而言呈现两极趋向，一极是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体系，另一极是中华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构成的东方文化体系。对文化进行追本溯源，根据文化的血缘关系，中国以外的东南亚以及其他地方华人群体的共同文化、越南和朝鲜的相关文化、日本文化都被归入中华文化的范畴。拉丁美洲文化一般被划归西方文化体系，不过也有观点认为拉美有自己的文化，将拉美文化从西方文化中区分开来。亨廷顿、季羡林对文化的划分虽然方法不同，结果迥异，其实大体还是吻合的。西方提倡普适价值观，包括西方的民主、自由市场、权力有限的政府、人权、个人主义和法制的价值观念，而其他文化圈对于这种普适文化或是普遍怀疑，或是强烈反对。[20]

多元文化主义认为世界上的文化是多元的，是丰富多样共存共荣的，“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比其他文化更为优秀，也不存在一种超然的标准可以证明这样一种正当性：可以把自己的标准强加于其他文化。”[21]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曾给“人的发展”作出如下定义：“人的发展是扩大人的选择的过程。”这个定义揭示，人类文化的发展应该是多样文化的自主选择，世界上各种文化，只要不是狭隘的、专制的，只要不对其他文化的存在构成威胁，我们不仅应该包容，而且应该尊重和欣赏。“人类要和平共处，就必须尊重他人的文化，至少，要尊重那些包含容忍的文化。有些文化不值得尊重，因为它们代表着狭隘、排外、剥削、残忍和压迫。”[22]

少数的文化是神秘的，不愿广为流传，而是选择性地传承。比如湖南的“女书”只传给同族的女性，一些民间文化也只是由长辈传给自己的继承人，有的规定传男不传女，这些文化具有保守的性质，影响范围狭小，而且很脆弱，一旦世代相传链条中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就可能导致失传。

不过大多数文化都具有开放和扩张的特点，这些文化希望得到更多人的了解、认同和传扬。比如上述的几大文化体系、各种宗教都是如此，唯有具备这样的特性，文化才能被广为弘扬，影响深远，生命力强大。不过文化的扩张性也可能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当一种文化扩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希望成为世界普适的文化。西方文化体系已经在全球产生巨大的影响，伊斯兰文化也具有很强的影响力，中国文化也在极力对外扩展，当一种文化足够强大的时候就有同化其他文化的野心，全球化推动了世界的文化认同。比如西方的自由民主法治的政治理念和消费主义文化在世界上产生强大的辐射力。

“作为全球化的一个结果，文化也正在迅速地消逝。基于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多元文化主义似乎正受到全球趋同性的威胁。”[23]最典型的文化趋同表现在消费文化方面，好莱坞影片、韩剧、日本动漫、麦当劳、LV包等等带给全球共同的消费文化，全球强势文化（目前主要为西方文化）对多元文化造成压力，导致多元文化的衰落，有的文化甚至濒临消亡。如中国的剪纸、皮影戏以及众多地方戏曲日渐萧条，我们从大众传媒上很少见到这些文化符号的身影。不仅发展中国家和贫穷地区的文化衰落令人忧心，经济发达的国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比如北欧，由于经济的重大结构性变革，导致一些特殊的产业如捕鱼业和煤矿业的亏损，带来社会文化的失落，机械化带来某些特殊手艺和技能的衰落，对电视的依赖则导致了社会性娱乐的衰落。[24]于是一些人认为：“人类在文化上正在趋同，全世界各民族正日益接受共同的价值、信仰、方向、实践和体制……西方消费模式和大众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正在创造一个普世文明。”[25]

正如我们每日所见，全球化的确导致一些文化的衰落，西方文化体系影响日盛。然而，这种趋势真的会进一步发展并出现一种令全球认同的“普世文明”吗？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看到的情形是：“在中东的某个地方，几名年轻人满可以穿着牛仔裤，喝着可乐，听着摇滚乐，但他们却可能在向麦加顶礼膜拜的间隙，造好一枚炸弹去炸毁一架美国飞机。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美国人消费了成百万的日本轿车、电视机、照相机和小电器，却没有变得“日本化”，相反却变得与日本更加敌对。只有幼稚的妄自尊大才会导致西方人假设非西方人会通过获得西方商品而变得‘西方化’。美国对全球电影、电视和录像业的控制甚至超过了它对飞机制造业的控制。1993年全世界最受关注的100部影片中有88部是美国片，两家美国组织和两家欧洲组织控制了全球范围的新闻收集和新闻传播。然而，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证据证明下述假设：普遍的全球通讯的出现正在导致观点和信仰的趋同。”[26]文化之间可能交流、沟通、相互影响，但是文化之间存在的根深蒂固的差异是很难彻底消除的，人们可能接受异文化中的某些影响，却难以完全抛弃自己的文化。

马里总统阿尔法·奥玛·克奈尔说：“只要某个文明利用自然和历史的馈赠，对其他文明进行政治、精神和道德上的压迫，人类就没有和平可言：否定人类文化差异就是否定人类的尊严。”[27]希望以一个普适的文化取代世界丰富多元的文化显然是不现实的，如果违背文化发展的规律进行强制的压迫、灌输、传播，必然激发“压迫—反弹”机制，效果适得其反。

文化多元主义并不意味着狭隘和守旧，我们面临着各种文化的辐射，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还是鲁迅先生说的“拿来主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拿来”，衡量是精华还是糟粕的标准是公民权利的保障、对真善美的追求、社会制度的规范和可持续发展。2011年6月27日温家宝总理在英国皇家学会演讲中指出：“目前中国社会还存在着贪污腐败、分配不公以及损害人民群众权益的种种弊端。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未来的中国，将是一个充分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国家。”[28]西方文化中的民主和法治建设值得我们借鉴，这有利于国家建设和社会良性发展，而对于西方的消费文化，我们应该警惕，消费文化带来唯利主义、道德滑坡等社会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受到消费文化的影响很深，目前我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与此有一定关系。

（二）对外传播的多元文化思路

文化往往具有传播和涵化属性，润物无声向四周辐射，潜移默化施加影响。中国的孔子学院，德国的歌德学院，美国的好莱坞电影，韩国的电视剧等都承载着本国主流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国际传播、对外传播实质是跨文化传播，各国都希望本土文化在国际舞台占一席之地或起主导作用。对外传播中，传播的意义大于交流的意义。从一国的角度来看，对外传播能力反映国家文化软实力，注重文化扩张无可非议，然而，从全球的视野来看，各国都强调对外传播，注重对外文化输出，而忽视他国的信息输入，传播效果常常不如人意。在国际传播中，面对外来的异文化，尤其对与本土文化相左的外来文化，受众常常持抵制的态度，出现意想不到的，甚至适得其反的效果。越是极力灌输、极力塑造良好形象，对方越是反抗，不论你说真话还是假话，对方一概捂耳不听，不论你说得多有道理，对方一概反对，呈现出“强压—反弹”的效果。

对外传播中表现出强烈的人文中心主义思想，人文中心主义“从本群体的角度看待其他民族、将自己的习俗和规范作为所有评判的标准的，将自己、将自己的种族、民族或社会群体置于宇宙的中心，并将其他的群体分别置于相应的位置。人文中心主义有两个不同的组成部分：一方面自己的文化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另一方面，人文中心主义常常是与在其他民族、国家和文化面前的那种‘优越感’联系在一起的。”[29]

从全球视野出发考虑对外传播，也从传播效果角度出发，对外传播应该具有多元文化主义的思想，摒弃人文中心主义。对外传播的多元文化思想是以交流的心态对待文化，不只是向世界介绍中国，向世界解释中国，还要让中国了解世界，这个观点并不新颖，但在对外传播实践中，这句话似乎停留在表面，我们关于国外的报道往往数量相对较少，而且有时候为政治服务，“妖魔化”外国的情况屡有发生。这导致国人对国外的了解也是偏激的甚至错误的。

从宣传到传播，从传播到交流，不仅是概念的转换，更重要的是角色转换，从传者立场的对外传播，移形换位到站在较为中间的立场，着眼于不同文化间的交流。

[1] 张长明：《让世界了解中国——电视对外传播40年》，北京：海洋出版社，1999年版。

[2] 郭可：《当代对外传播》，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3] 1952年克鲁勃和克拉克洪收集到164个对“文化”的定义。

[4] ［美］拉里·A·萨默瓦，理查德·E·波特著，闵惠泉等译：《跨文化传播》，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7页。

[5] ［美］拉里·A·萨默瓦，理查德·E·波特著，闵惠泉等译：《跨文化传播》，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0页。

[6] ［美］拉里·A·萨默瓦，理查德·E·波特著，闵惠泉等译：《跨文化传播》，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4页。

[7] ［美］拉里·A·萨默瓦，理查德·E·波特著，闵惠泉等译：《跨文化传播》，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3页。

[8] 王方：《西班牙人不吃鹅与拿破仑有关》，《环球时报》，2011年12月30日，第9版。

[9]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

[1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著，张玉国译：《文化多样性与人类全面发展——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报告》，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4页。

[11] 郭光华：《“内外有别”：从对外宣传到跨文化传播》，《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12] ［德］马勒茨克（Gerhard Maletzke）著，潘亚玲译：《跨文化交流——不同文化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页。

[13] 刘芳：《郑和更像和平使者》，新华社，2005年7月6日。

[14] 刘咏秋、陈占杰：《解开郑和在斯里兰卡的历史谜团》，新华网，2005年07月7日，http：//news． xinhuanet．com/overseas/2005-07/07/content＿3187475．htm。

[15] 张威：《文化误读与比较新闻学》，《国际新闻界》，2001年第2期。

[16]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17] 同上。

[18]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00页。

[19] 季羡林：《东西文化议论集》，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5—6页。

[20]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00页。

[21] ［英］C．W．沃特森著，叶兴艺译：《多元文化主义》，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

[2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著，张玉国译：《文化多样性与人类全面发展——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报告》，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

[23] ［英］C．W．沃特森著，叶兴艺译：《多元文化主义》，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8页。

[24] ［英］C．W．沃特森著，叶兴艺译：《多元文化主义》，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1页。

[25]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43—45页。

[26]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45—46页。

[27]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著，张玉国译：《文化多样性与人类全面发展——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报告》，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

[28] 温家宝：《未来中国的走向——在英国皇家学会的演讲》，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06/28/c＿121592031．htm，2011-6-27。

[29] ［德］马勒茨克著，潘亚玲译：《跨文化交流——不同文化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