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传播与语言政策

在西班牙人到达菲律宾时，菲律宾的他加禄语方言已经有了书写体的字母表，称“baybayin”，它共包含有17个字母，西班牙传教士再把它们分为3个元音，14个辅音。[2]

根据16世纪菲律宾的耶稣会编年史家Pedro Chirino的记载，他加禄语在殖民初期已被广泛地用于书写与交流。[3]当代研究菲律宾民族历史的著名历史学家斯科特 (W. H. Scott) 和兰达·约克罗 (F. Landa Joeano) 认为古代他加禄语的语音结构与苏拉威西岛民族的语言的语音结构类似，并因此推断他加禄语字母是由来自苏拉威西的商人在西班牙人来之前传入菲律宾吕宋岛的。[4]尽管历史上有众多语系的外来语通过不同方式传入菲律宾，但大多数都没能保留原貌在菲律宾流行发展，仅是部分字、词、音被吸收后融入本土语言，丰富了菲律宾当地语言的发展。按传入时间的先后顺序，在菲律宾全国或特定区域得以基本保留原貌且流行发展起来的主要外来语有阿拉伯语和其最早的官方语言西班牙语。1380年伊斯兰教传入菲律宾南部各岛，菲律宾开始使用阿拉伯语。100年间，伊斯兰教主要在棉兰老岛和苏禄群岛传播，阿拉伯语除用于阅读《古兰经》外，伊斯兰教学校还用它作教学语言。[5]这一时期，菲律宾的教育仅处于较原始的阶段。阿拉伯语随着伊斯兰教传入菲律宾南部，成为伊斯兰教学校的授课用语。[6]

随着伊斯兰教的普及，阿拉伯语也得到了较好的发展，成为菲律宾南部群岛间最早的通用语言和菲律宾最早的流行外语。在西班牙统治菲律宾的330多年间，现今的穆斯林地区始终未列入其统治区域，使得阿拉伯语在此区域得以较好的保留和发展，并成为当地学校的教学媒介语。菲律宾教育和文化部曾于1973年颁布第25号令规定: 穆斯林地区使用阿拉伯语作为教学媒介语。

1521年3月，麦哲伦开启了西班牙向菲律宾殖民与传教的历史，此后西班牙逐渐确立了在菲律宾的殖民统治，并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体制。大批传教士到菲律宾各地，为了使天主教能在菲律宾各地得到广泛传播，尽快融入菲律宾社会，他们学习菲律宾本土语言，并置办医院等慈善机构，使更多的菲律宾人尽快地接受天主教教义。他们还取得“巴郎盖”上层的支持，从思想上削弱菲律宾人反殖民统治的斗志。天主教教会通过殖民统治的建立，巩固了自己在菲律宾的权势。[7]

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信仰天主教的国家，西班牙国王热衷于投入大量的财力去宣传宗教教义，希望使更多的人信仰天主教。到来的殖民者，一手拿着剑，一手拿着十字架，在菲律宾迅速展开了政教合一的统治进程。天主教传教士在传教当中极为重视文化调适，他们首先面对的难题就是菲律宾分布在7000多个岛屿中的100多种方言。他们不辞辛苦，一面努力学习当地语言，运用当地语言进行传教，编纂宗教典籍，一面将他加禄语与拉丁语进行组合，重建他加禄语，方便传教。同时他们融合当地原始宗教，宣扬上帝作为人类全知全能的主人与菲律宾人民信奉的至上神“巴塔拉”存在共同之处，表示信仰上帝就能摆脱当地原始宗教观念中的妖魔鬼怪的侵扰。[8]

天主教在菲律宾的迅速传播原因有三: 第一是传教士注意使用当地的语言; 第二，传教士时常以“为民请命”的面目出现，注意赢得民心; 第三，教会注意和菲律宾上层领导合作，促使部族首领带动下层民众信教。[9]西班牙对待菲律宾的教育原则和其他殖民地一样，“对于新发现土地的首要目的在于使当地土著转到天主教的信仰”[10]，西班牙对菲律宾的天主教化促进了其全国语言、教育、文化的一致，催生了菲律宾早期的民族主义。[11]

在西班牙殖民初期，西班牙传教士认为，拉丁语是最接近上帝的语言，它是一种特殊、直接传达上帝教义的媒介，具有构建上帝的教义与教会的宗教经典的功能。因为拉丁语的这种功能，他加禄语应以拉丁语为母体而衍生，并且因为这种特征，拉丁语所以凌驾于其他语言之上。[12]西班牙把拉丁字母介绍到菲律宾，随同拉丁字母来的是西班牙文。后来西班牙传教士利用方言来传播天主教。经过1582年马尼拉宗教会议的讨论之后，正式把学习方言与翻译天主教经典确立为一项政策。[13]传教士试图把《教理问答》等天主教教义翻译成他加禄语，但是他们发现源语(西班牙语) 中表达宗教文化异质的词语在译入语 (他加禄语)中易成为“词汇空缺”。西班牙语和他加禄语可译性的基础是西班牙与菲律宾地域文化共同的文化共核、人类思维和语言的普遍性、译者和读者的接受能力和开放心理，但是传教士发现他加禄语词汇与语音太少，用来翻译天主教教义远远不够，所以他们决定利用拉丁语和卡斯第语的语音结构来重新构建他加禄语。经西班牙传教士改造后的他加禄语，充分体现了天主教的等级观念。聪明的菲律宾人很快地吸收了西方的书写方法并学会了西班牙文。契里诺神甫在1604年写道: “他们学会了我们的语言和它的读音，而且写得甚至比我们还要好，因为他们是这样聪明，以致学任何东西都非常容易。”拉丁字母和西班牙文把菲律宾人和欧洲亲密地联系起来。通过这些知识的媒介物，他们能理解西方的艺术与科学，以及欧洲教育家和哲学家的教导。[14]

此外，西班牙的卡斯第语 (Castilian) 在重建他加禄语的过程中也不可缺少，因为卡斯第语和拉丁语之间有很深的渊源关系，可以充当拉丁语与他加禄语之间语言转换的媒介，卡斯第语作为一种叙事文本在宗教文献翻译中起着关键作用。所以他加禄语的重建过程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参照拉丁语的语法来构建他加禄语的结构，二是在他加禄语词汇的构成方法中结合卡斯第语的构建方法。[15]

西班牙在菲律宾殖民时期执行的语言政策是语言帝国主义(Linguistic Imperialism) 的体现，对菲律宾本土语言起着促进和破坏的双重作用。[16]在菲律宾群岛，共有讲100多种方言的民族分布在众多的岛屿。单是在吕宋岛，就有六种主要的民族及其语言以及许多小的方言群。1591年的一份税收表显示的主要方言群的人口如下: 他加禄语，124，000人; 伊洛卡诺语，75，000人;邦阿西楠语，24，000人，邦板牙语，75，000人; 卡加延语， 96，000人。[17]而在米沙扬民族居住的中部群岛，除了三种主要的方言外，还有无数的方言群。菲律宾民族的这种语言特征，对西班牙天主教的传播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18]但是1594年以后情况有了变化，首先是传教士对菲律宾民族语言，主要是他加禄语的语言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并在1593年在菲律宾用木板印刷出版了第一本他加禄语和西班牙语对照的《基督教教义》(Doctrina Christiana)，这本教义的一些重要的天主教概念以及一些天主教圣礼、圣物的名称还是保留了西班牙的原文。[19]1603年，西班牙国王发布了一道命令，要求所有在菲律宾的传教士要学会当地的语言。

在整个西班牙殖民统治的300多年里，“几乎所有有关西班牙在菲律宾殖民统治的著作都来自于各修会的传教士”[20]。多民族、多方言的情况不利于西班牙天主教的传播，所以西班牙人在菲律宾的殖民统治，采取分化语言政策。为了传播宗教，殖民者要求传教士在当地推广西班牙语。Inglis认为，语言政策可以看出三种理念的类型: 同化、分化和多元化。[21]

传教士对菲律宾民族语言的研究使得很多菲律宾当地语言得以保留甚至发扬光大，然而西班牙传教士在菲律宾用当地语言宣教减缓了西班牙语的传播速度，造成西班牙语在菲律宾的传播一直缺乏广度与深度。传教士认为圣经的翻译过程是一次极好地参与对上帝智慧的转换与传播的神圣活动，是他们对上帝的一次感恩与报答。[22]然而西班牙民族的文化独特性在菲律宾民族文化中经常体现为空白，词汇空缺是这种空白的表现之一，可分为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以及社会体制方面的词汇空缺 (Lexicalgap)。词汇空缺产生的主要原因有两国语言文字系统差异、地域环境差异、生产生活方式差异、宗教信仰差异、风俗习惯差异、价值观念差异以及对客观世界认识差异等，词汇空缺有对应词空缺和词义 (外延意义、内涵意义、联想意义、感情意义) 空缺，由于西班牙语和他加禄语之间存在词汇空缺及两种语言之间的词语非对应现象，传教士在用他加禄语布道时以及在翻译中，关键词汇保留着它们拉丁语或卡斯第语的对应词原貌，比如像Dios (上帝)，Virg in ( 圣母)，Espiris Santo Cruz ( 圣灵)，Doctrina Christiana (天主教教义) 之类的词。传教理论中，宗教教义除了通过各民族的文字进行传播外，还特别强调通过用方言布道演讲这种方式传教。所以传教士学习方言，不仅是为了翻译天主教的经典，更重要的是要用方言来传播上帝的智慧。而方言的学习离不开相关的工具书如语法书和字典，这方面的要求也促使传教士在翻译天主教经典著作时重视方言的研究工作，并编写出版了大量的语言研究成果，直接推动了菲律宾民族语言的发展。[23]

教堂和传教士是传播西班牙文化的官方工具，所以西班牙殖民政府开始划分传教区，有组织地管理传教事务。根据西班牙国王菲利浦二世1594年4月的敕令，西班牙驻菲律宾的总督和主教把菲律宾群岛划分给最早来菲律宾的四大修会，即耶稣会，奥古斯丁会，多明我会与方济各会进行传教。这道国王敕令在菲律宾教会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传教地区的划分使各修会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指导传教士学习当地主要的方言，极大地促进了天主教的传播。从1594到1650年，伴随着各修会学习菲律宾各地语言的进展，以及各修会关于各地方言研究的加强，菲律宾民族语言的发展步入黄金时期。四大修会为了适应传教士的语言学习，纷纷建立了印刷出版机构。如多明我会在1593年建立了出版社，方济各会的出版社在1606年出版了该会的第一本书籍，耶稣会的出版社可能建于1610年，奥古斯丁修会的出版社在1618—1621年间出版了该会的三本书籍。

西班牙殖民者将菲律宾本土语言拉丁字母化来传播天主教，客观上保存了菲律宾本土语言，但同时也破坏了菲律宾古文字系统。西班牙语是菲律宾权利阶层的行政用语，平民被限制或禁止使用。西班牙人安东尼奥·内布贾里在其1492年出版的《卡斯蒂利亚语语法》序言的开头说: “语言素来是帝之伴侣，并将永久成为帝国之伙伴。”这种论调是殖民时期“欧洲中心论”在语言上的体现，是语言帝国主义的表述。西班牙人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方式使西班牙殖民者与普通菲律宾人之间很少交流，因此除了官方交际以外并不需要使用西班牙语，使社会结成异质的、封闭的社群，不同社群之间的联系和互相来往交际很少。社会分化决定了语言的分化，社会语言学认为是交往导致了语言的传播，“语言群体之间的交往频度是改变现行语言使用模式的主要方式之一”。[24]

1898年4月，长达5个月的美西战争 (Spanish-American War) 爆发了，美西战争是美国为夺取西班牙属地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而发动的战争。1898年6月，菲律宾起义者宣告独立。1899年1月23日，菲律宾共和国宣告成立，史称“第一共和国”。1901年，菲革命领袖阿奎纳多被美军俘虏，菲律宾进入美国殖民统治时期。

[1] 曹迪: 《国家文化利益视角下的中国语言教育政策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首都师范大学，2011年。

[2] Vicente L. Rafael，Contracting Colonialism: Translation and Christian Conversion in Tagalog Society Under Early Spanish Rule. Manila: Ateneode Manila University，2000， p. 44.

[3] Vicente L. Rafael，Contracting Colonialism: Translation and Christian Conversion in Tagalog Society Under Early Spanish Rule. Manila: Ateneode Manila University，2000， p. 44.

[4] 李娅玲: 《菲律宾语言教育政策的历史演变及启示》，载《外语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9期，第757～758页。

[5] 唐继新: 《菲律宾语言政策的新发展》，载《语文建设》，1989年第6期，第60页。

[6] 周益群: 《试析天主教在菲律宾得以传播的原因》，载《东南亚研究》，1989年第1期，第30页。

[7] Vicente L. Rafael，Contracting Colonialism: Translation and Christian Conversion in Tagalog Society Under Early Spanish Rule. Manila: Ateneode Manila University，2000， p. 44.

[8] Vicente L. Rafael，Contracting Colonialism: Translation and Christian Conversion in Tagalog Societyunder Early Spanish Rule. Manila: Ateneode Manila University，2000， p. 44.

[9] 金应熙、刘迪辉等: 《菲律宾史》，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91～100页。

[10] 〔澳〕黄开济、许衍敦: 《菲律宾教育》，载《东南亚研究资料》，1984年第3期。

[11] 张锡镇: 《天主教会的统治和压迫与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载《世界政治资料》，1982年第3期，第35～42页。

[12] Vicente L. Rafael，Contracting Colonialism: Translation and Christian Conversion in Tagalog Societyunder Early Spanish Rule. Manila: Ateneode Manila University，2000， p. 28.

[13] 金应熙、刘迪辉等: 《菲律宾史》，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91～100页。

[14] 〔菲律宾〕格国雷戈·F·赛义德: 《菲律宾共和国: 历史、政府与文明》(上册)，吴世昌译，上海: 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04页。

[15] 张成霞: 《西方文化在菲律宾的传播与融合——以西班牙、美国为例》，载《贵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11期。

[16] R. Philipson，Linguistic Imperialis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pp. 50-57.

[17] Emma Helen Blair，James Alexander Robertson，Edward Gaylord Bourne，The Philippine Islands，1493-1898. South Carolina: Bibliolife，2008，pp. 96-141.

[18] Emma Helen Blair，James Alexander Robertson，Edward Gaylord Bourne，The Philippine Islands，1493-1898. South Carolina: Bibliolife，2008，pp. 250-252.

[19] 施雪琴: 《16—17世纪西班牙传教士与菲律宾民族语言的发展》，载《东南亚》，2003年第3期。

[20] C. R. Boxer，“Some Aspects of Spanish Historical Writing Oil The Philippines”， in D. G. E. Hall ed. Historian of South East Asi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p. 200，p. 210.

[21] C. Inglis，Multiculturalism: New Policy Responses to Diversity. Paris:UNESCO，1996.

[22] Vicente L. Rafael，Contracting Colonialism: Translation and Christian Conversion in Tagalog Societyunder Early Spanish Rule. Manila: Ateneode Manila University，2000， p. 44.

[23] 施雪琴: 《16—17世纪西班牙传教士与菲律宾民族语言的发展》，载《东南亚》，2003年第3期。

[24] S. Lieberson Forces Affecting Language Spreading: Some Basic Proposi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