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世界说明中国(年以来)

三、向世界说明中国(1998年以来)

(一)背景

从六四风波到1997年,西方的和平演变企图在中国破产,西方舆论对中国由于意识形态差异而产生的负面报道在减少,社会主义中国在国际社会树立了泱泱大国诚实守信、坚持正义的正面形象。但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有实力参与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竞争,触及现有大国的既得利益,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美国和日本为首的国家别有用心地抛出“中国威胁论”(包括“经济威胁论”与“军事威胁论”)。西方舆论以新的负面臆想报道中国崛起给世界带来不安定因素。2005年初,美国五角大楼向国会提交《中国年度军力报告》(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5),掀起新一轮“中国威胁论”,成为自冷战结束后美国鼓噪最盛的反华浪潮。西方还有一种“中国崩溃论”的论调,将中国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和出现的矛盾曲意放大。不管是“中国威胁论”还是“中国崩溃论”,这些论调的炮制者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不希望看到一个富强、稳定的中国和平崛起。这是“非友即敌”简单二元对立的冷战思维的延续。

国内方面,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国力空前增强,社会面貌与公民素质得到极大提高,西方社会还是以预设的成见看待中国。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外国对中国的了解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甚至还有不少误会。中西方的信息流动还处于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状态。

(二)“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内涵

“向世界说明中国”是在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所遵循的中国对外报道思想。从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向世界说明中国”是江泽民1999年初在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新的外宣纲领。他说:“对外宣传工作的着力点应该是,继续向世界说明我国改革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说明邓小平同志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充分展示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形象;继续向世界说明我国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充分展示中国人民坚持实行改革开放的形象;继续向世界说明我国反对霸权、维护和平、支持国际正义事业的立场,充分展示中国人民爱好和平的形象;继续向世界说明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团结的局势,充分展示中国人民为维护安定团结和实现繁荣富裕而不懈奋斗的形象;继续向世界说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成就,充分展示中国人民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形象。”^[49]

江泽民“向世界说明中国”的五个排比要求新时期的外宣工作向世界全面说明中国的内政、外交、民生方面的新进步与新发展,展示国强民富、热爱和平的中国国家形象与中国人民形象,指明了外宣工作的前进方向。这五个排比概括了,中国需要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哪些情况,也就是“说什么”的问题;列举“向世界说明中国”的目的在于树立形象。

江泽民“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外宣思想,得到此期担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的赵启正的创造性贯彻与弘扬。赵启正被媒体称为“中国政府的公关总领”、“中国的形象大师”和“中国第一新闻官”,1997年至2005年间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他对于“向世界说明中国”之“说明”的方式,也就是怎么说,有深刻体会和独到见解。

“向世界说明中国”首先表明的是,对外报道需要主动发出属于中国的声音,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向世界说明中国,不仅包括呈现和阐述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人民的生活状况,更为重要的是敢于在国际舞台和对外窗口中传达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观点、立场和方法。

其次,是对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定位,赵启正在1998年就表达过,他所任职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担负着向世界说明中国,让世界更加准确地了解中国的重大责任”^[50]。并将新闻办和美国新闻署比较,认为“新闻办的任务是指导中国的外文媒体向世界说明中国,同时分析各外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向中央提供资料和提出建议。……但我们与美新署(USIA)不一样,我们没有进攻性”。^[51]

再次,是赵启正所发明的“向世界说明中国”的说明方式。1.“向世界说明中国”需要观察。“我现在的工作是如何让外国人认识中国。对中国的误会很多,充满对中国落后、愚昧的刻板印象。中国要加强对世界观察的准确性,世界各地要加强对中国观察的准确性,而这种观察最重要的是直接的观察。”^[52]2.准确地说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的“第一个重要任务是向世界各国准确地介绍中国和中国的进步”,是“使中国的真实情况让世界知道”。为了准确地说明中国,赵启正“誓言”提高中国的新闻报道水平,以便准确地、及时地、有深度地报道中国,^[53]使中国真实的情况让世界知道。由此可见,“向世界说明中国”的最好办法就是加强新闻报道的准确性、透明度和时效性。它的制度性成就就是推进和完善了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使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机关举办新闻发布会常规化。

2004年4月,李长春在中央对外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外宣“三贴近”原则,即坚持贴近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和接受习惯的原则。外宣“三贴近”原则为中国外宣新的发展阶段更好地“向世界说明中国”提供了方法论。

(三)“向世界说明中国”标示国家“软力量”

2003年12月7日,胡锦涛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逐步形成同我国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对外宣传舆论力量,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此处透露的信息之一是,中国的外宣能力和中国的国际地位还不相称。事实上,当前中国正在遭遇这种尴尬:当中国的GDP总量跃居世界第四,当“中国制造”摆满全球超市货架的时候,中国人突然发现在对外交流中存在严重的“文化赤字”。之二是,“对外宣传舆论力量”或对外宣传是塑造和展示中国国际地位的重要方面,是国家战略的重要元素。

2004年5月,赵启正在清华大学演讲中明确指出“向世界说明中国的能力是‘软力量’”:我们对外说明中国的能力是我国的“软力量”之一,是我国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54]软实力或软力量,都来自英文soft power。“向世界说明中国”标示国家文化软力量,提示我们需要重视和加强对外宣传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中国构建和谐社会不是关起门来搞建设,需要融入世界的开放体系。因此,“向世界说明中国”标示软力量的对外报道思想,实际上是通过软实力象征机制提高社会主义文化的吸纳力,加强和提高中国与世界的交流沟通能力,为社会主义建设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总之,到这一阶段,中国明确使用“国际地位”与“软力量”等重要国计指标定位对外报道。

综上所述,由“让世界了解中国”到“融冰、架桥和突围”再到当前遵循的“向世界说明中国”三度嬗变,中国对外报道思想由于超越修辞性标签的话语,而具有实践性和实践指导意义。因而,从思想到实践,中国外宣尽管因“宣传腔”、滞后性而招致诟病,并在六四风波后经历长达八年的“融冰、架桥与突围”调整。但总体而言,它逐渐褪去了自发的应急、应景性质,成为党和政府的实体性工作部门担负的常规工作,构成有组织、成建制、体制化的国家战略。“向世界说明中国”能力正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元素,是在新起点和新阶段更好地“让世界了解中国”。当前中国对外报道日益熟悉国际传播语法,正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高度构建同中国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外宣舆论格局,使中国进一步融入开放的世界体系,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和人类和平进步事业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同时,1978年以来,在表现为话语方式三度演化的中国对外报道思想演进脉络中,时代(制度)变迁和结构调整为这种演化和演进提供了助推性、保障性动力机制。

【注释】

[1]中国第一份近代意义上的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Monthly Magazine),于1815年在马六甲诞生,是一份由英国传教士创办的宗教报刊。注意,这是一份magazine(杂志)而不是newspaper(报纸),而且登载的主要内容多为宗教性信息,是为传教——扩大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服务的。中国出现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大众报刊,是19世纪中晚期的事。但戈公振认为,此期最初创办的外报即为“现代报纸”:“我国现代报纸之产生,均出自外人之手。最初为月刊,周刊次之,日刊又次之。”,见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64页。

[2]【美】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费正清(Fairbank,J.K.)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谢亮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同时参考了【美】费正清(Fairbank,J.K.)、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王建朗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的译文。

[3]郭可:《当代对外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如前所述,郭可此处所谓的“对外传播”应该是他所认可的对外新闻传播,因而与本书所讨论的对外报道含义相近。尽管真正意义上的对外传播起始时间比这早得多。

[4]甘险峰认为,“中国的对外新闻传播是在抗日战争期间起步的。在此之前,经历了一个很长的酝酿期”;“20世纪30年代,在抗日战争的隆隆炮声中,中国对外新闻传播迈进了它的起步期”。见甘险峰:《中国对外新闻传播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第311页。沈苏儒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对外宣传事业如果从1940年在延安成立国际宣传委员会算起,那么已有60多年历史”。沈苏儒:《对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五洲传播出版社2004年版,第79页。张桂珍等著的《中国对外传播》认为,1944年8月成立的新华社“英文广播部”是以新闻专线对外传播的第一个机构,其设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的正式开始。张桂珍等:《中国对外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4页。

[5]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94页。

[6]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212、201页。

[7]戈公振:《新闻电费率与新闻检查法》(1927年),见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中)》,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84页。

[8]陈绍康、朱少伟:《我党最早的通讯社》,《新闻记者》1984年第4期。

[9]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中)》,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29—1130页。

[10]胡道静:《新闻史上之新时代》,上海书店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版,第54页。

[11]【美】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邱应觉等译,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61页。

[12]【美】斯诺:《斯诺文集》,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404页。

[13]【美】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中国的双星》,祁国明、汪杉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09页。

[14]【美】斯诺:《斯诺文集》,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36页。

[1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3—386页。

[16]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中)》,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4、1352页。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20页。

[18]周树春:《从窑洞走向世界——新华社英文电讯开播50周年前夕访吴文焘》,《中国记者》1994年第8期。

[19]熊蕾:《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新华社英语广播开播60周年纪事》,《中国记者》2004年第10期。

[20]方汉奇、丁淦林等:《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1—261页。

[21]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选编(1921—1949)》上卷,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89页。

[22]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选编(1921—1949)》上卷,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89—190页。

[23]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选编(1921—1949)》上卷,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93页。

[24]1949年9月,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对旧广播人员政策的补充指示》,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选编(1921—1949)》上卷,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286页。

[25]《四川外事志·外国记者管理》,http://www.scfao.gov.cn/info/detail.jsp?infoId=B000000658。还参考了徐媛琴:《中外新闻发布制度比较》,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5—209页。

[26]戴延年、陈日浓编:《中国外文局50年大事记》第1册,新星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27]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选编(1921—1949)》上卷,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290—291页。

[28]周东元、亓文公编:《中国外文局50年史料选编》第1册,新星出版社1999年版,第37—38页。

[29]世界和大,系指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选编(1950—1956)》中卷,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223页。又见《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70页。

[30]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选编(1950—1956)》中卷,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224—225页。

[31]安妮塔·詹、理查德·马德森、乔纳森·昂格尔:《陈村》,第25页。转引自【美】麦克法夸尔、费正清(Fairbank,J.K.)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谢亮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70页。

[32]中央外事小组:《关于1958年外事工作的基本估计和1959年外事工作方针规划》,周东元、亓文公编:《中国外文局50年史料选编》第1册,新星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

[33]【美】麦克法夸尔、费正清(Fairbank,J.K.)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谢亮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71页。

[34]《美国经济危机的信号又响了》,《人民日报》1960年8月18日。

[35]《美国经济进一步恶化》,《人民日报》1971年12月9日。

[36]周东元、亓文公编:《中国外文局50年史料选编》第1册,新星出版社1999年版,第417页。

[37]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中)》,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77—1878页。

[38]《胡耀邦同志谈对外宣传工作》(1979年3月),见广播电影电视部政策研究室、《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编辑部编选:《广播电视工作文件选编(1978—1980)》上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8年版,第16—17页。

[39]朱穆之曾说:“对外宣传和对外新闻报道,根本任务是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建立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简要地说,就是在改革开放后常常提出的一个口号,让世界了解中国。”见刘洪潮主编:《怎样做对外宣传报道》,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40]《胡耀邦同志谈对外宣传工作》(1979年3月),见广播电影电视部政策研究室、《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编辑部编选:《广播电视工作文件选编(1978—1980)》上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8年版,第17页。

[41]朱穆之:《让世界了解中国什么》,《对外大传播》1995年第4期。

[42]朱穆之:《对外报道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1978年12月4日),《朱穆之论对外宣传》,五洲传播出版社1995年版,第1—13页。

[4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1页。

[4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2页。

[45]李瑞环:《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在新闻工作研讨班上的讲话》(1989年11月25日),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编:《新闻工作文献选编》,新华出版社1990年版,第208页。

[46]李瑞环:《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1992年1月25日)。

[47]中共中央宣传部政策法规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宣传战线的理论与实践》,学习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页。

[48]曾建徽:《融冰·搭桥·突围——曾建徽论对外宣传》,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年版,第64页。

[49]刘振英、陈雁、吴恒权:《江泽民在对外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1999年2月27日。

[50]赵启正:《把你们的见解留下,把我们的友谊带走》,《向世界说明中国:赵启正演讲谈话录》,新世界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51]赵启正:《人们不能忘记你的“面向亚洲”的政策》,《向世界说明中国:赵启正演讲谈话录》,新世界出版社2005年版,第183页。

[52]赵启正:《世界要加强对中国观察的准确性》,《向世界说明中国:赵启正演讲谈话录》,新世界出版社2005年版,第36—37页。

[53]赵启正:《让世界知道中国的真实情况》,《向世界说明中国:赵启正演讲谈话录》,新世界出版社2005年版,第189—190页。

[54]赵启正:《国际舆论是国家发展的重要环境》,《向世界说明中国(续编):赵启正的沟通艺术》,新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第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