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

任何组织在成长过程中，都无法回避组织内部个人与个人、上级与下级、团体与团体、大团队与小团队间的冲突与 矛盾。

近些年，我在与企业家、政府官员接触中发现，让大多数管理者头痛的不是外面（市场），而是组织内部，是组织中 的人。

人类成立组织的目的其实就两条：第一是提高效率，完成单个人无法完成的工作；第二是降低交易成本。当然，降低交易成本也是为了提高效率。为什么在我们的组织中“内部交易成本高”成为普遍问题？为什么我们的组织内部常常充斥着几乎很难调和的矛盾、冲突甚至内讧？为什么我们很多的组织时常面临着“战斗的堡垒”有可能变成“堡垒里的战斗”的尴尬现实呢？所有这些，如果仅仅简单地归结为“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三个中国人是条虫”，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翻开中国近现代史可以发现，并不仅仅是国力落后就要挨打，一个解决不了内部问题的组织同样要挨打。

有调查显示：企业家们工作量的75%不是在客户那里，而是在解决内部矛盾、平衡内部关系上。如何解决内部矛盾和冲突，是让企业家们头疼的问题。

解放军创建之初，是个由几名教师带领一帮农民建成的组织。其后，在90年的时间中，这个组织成员的主体依然是农民。这个组织不可能没有问题、没有矛盾，所以，无论是“三湾改编”“古田会议”，还是“遵义会议”“延安整风”，以及新世纪以来清除郭伯雄、徐才厚影响等活动，矛头所向，都是直指组织内部建设。

回忆自己当兵20余年的经历，无论是在基层还是在机关，各个岗位、各个级别，都有不同的矛盾和冲突，但这个组织最终把各种矛盾和冲突化解了，使组织始终保持了高度的团结和统一。

组织发展的关键在于“两力”——内部的凝聚力和外部的竞争力（战斗力）。一个没有凝聚力的组织，对外是没有竞争力（战斗力）的。同样，一个内部具有高度凝聚力的组织，也是不可战胜的。

早年看国产电影《南征北战》（那是一部上眏于20世纪50年代的片子。我们这些孩子当时不仅多次观看，而且片中许多台词都能熟练背诵），片中一位国民党军队将领在谈到自己为什么失败时有句经典台词：不是我们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了。每当出现这一镜头，全场总是一片笑声。因为这个借口找得实在高明，却又可笑。

其实，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类似的问题。走路摔了跟头，我们不是怪自己没有看脚下，而是抱怨路上为什么有石头；生活遇到不顺时，不是反省自己为人处世有什么欠缺，而是责怪人心险恶、社会环境太坏。

工作中这样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业绩好时，都是成绩，一切好办。但当业绩不好时，问题就来了。这时，负责销售的会埋怨负责生产的，说是产品不好，所以卖不出去；负责生产的则埋怨负责采购的，责怪他们采购回来的原材料品质不好，影响产品生产；负责采购的则把责任推向财务部门——因为财务给的钱少，那点钱根本买不回高品质原料；而财务则说，钱少是销售不好、回款不好。到头来，大家都把原因推给市场或竞争对手——不是我们不行，而是市场竞争太残酷，竞争对手太强大了——和前面提到的电影《南征北战》中那句经典台词竟是那么相似。

一个组织要想解决内部冲突，从文化上讲，必须要建立一种内省性文化——发生任何事情、任何问题，都要先从自己身上找答案。如同我们面对春夏秋冬季节变化，冬天气温下降了，我们不是埋怨天气，而是要穿好御寒的棉衣，否则，你会在埋怨中被冻死。

解放军在创建之初的20年时间里，始终面临着比自己强大的敌人和险恶的环境。可以说，每天都在生死线上和死神斗争。如果一味埋怨环境险恶、埋怨对手强大，这个组织不仅长不大，实际上也生存不下去。所以，解放军在思想文化上对强敌和险恶环境“在战略上藐视，在战术上重视”，并且形成在自己身上找原因、找答案的组织文化。通过不断内省，使自己适应环境，战胜敌人，取得最终胜利。

当新兵的时候，一次实弹射击考核，我成绩不及格，不仅自己排名最后，还影响了班里的成绩。在班务会上，班长和全班同志帮着我查找原因。

因为自己平时的训练成绩还不错，所以我说，这次没打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这次射击，没有用平时用的训练枪，而是改用专用射击枪，感到手生；第二个原因是，本来我瞄得挺好，可当准备击发时，身边另一位新兵小王突然枪响，我一紧张，扣动扳机，打偏了。

这时，班长严肃地说：“你说的两个原因，别人也都遇到了，但为什么有同志能打优秀，而你不及格呢？所以，不要强调客观，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在大家的帮助下，我找到了主要原因：心理素质不好。

让我一直耿耿于怀的小王也说：“张建华同志没打好，都怨我。为什么我先开枪呀，下次一定等他先开枪我再开。”

小王的话，把全班逗笑了。

班长这时说：“小张心理素质不好，主要原因在我这个当班长的，训练中没有想到这点。以后我不仅要帮助小张，而且我们全班都要加强心理素质训练。”

在后来的训练中，这招儿果然管用。当兵第一年，我成了团里的优秀射手。

“不要强调客观，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这是解放军的一种文化。这种文化最直接地把矛盾和冲突提前化解。用军队的标准语言说：要多做自我批评。

我曾参加过一些招聘。当问及那些前来应聘的人为什么离开上一家公司而到我们这里来应聘时，比较普遍的回答是：上一家公司有问题，以前的老板有问题——这几乎成为我们职场的一个通病：抱怨前公司、抱怨前老板。

我研究管理后曾认真思考过：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在组织中（包括在家庭中）总是对别人、对外部抱怨不断呢？

台湾有这么一所学校，学生年龄在15～18岁。每年3000多名学生中，因违反校规校纪被校方开除的达二三百人。学校没有工人，没有保卫，没有大师傅，一切必要工种都由学生自己去做。学校实行学长制，三年级学生带一年级学生。全校集合只需三分钟。学生见到老师7米外要敬礼。学生没有寒暑假作业，但没有一个考不上大学的。这就是在台湾享誉30年，以道德教育为本的忠信高级工商学校。校长高震东先生2005年曾受邀到大陆交流。他说，在教育学生时，他所强调的就是：“天下兴亡，我的责任。我们每个学生如果人人都说：学校秩序不好，是我的责任；国家教育办不好，是我的责任；国家不强盛，是我的责任……人人都能主动负责，天下哪有不兴盛的国家？哪有不团结的团体？所以说，每个学生都应该把责任归到自己身上来，而不是推出去。”

他在办学时就是这样做的。如果教室很脏，他问：“怎么回事？”假如有个学生站起来说：“报告老师，今天是32号同学值日，他没有打扫卫生。”那样，这个报告的学生是要挨批评的。因此，在忠信高级工商学校，学生会这样说：“老师，对不起，这是我的责任。”然后马上去打扫；灯泡坏了，哪个学生看见了，自己就会掏钱去买个安上；窗户玻璃坏了，学生自己马上买一块换上……不把责任推出去，而是揽过来。

“中国人的素质”是被我们国人自己诟病的老问题，但老问题为什么总得不到解决？——答案只有一个：这是别人的 问题。

我曾几次陪朋友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每次去都很振奋。但每次去后，心里总是有种不是滋味的感觉——当人们散去，满地废纸，到处乱飞！

一次去日本，朋友带我在大阪看了场足球比赛。几万人的体育场充斥旗帜、口号、锣鼓、哨音，整个球场几乎沸腾。但令我惊异的是，当人群散去，会场竟没有废纸、废塑料袋、饮料瓶……

这是真实的、我亲眼看到的日本。当我们在骂日本人的时候，想没想过：与这样一个岛国相比，我们的差距在哪里？

谩骂是不解决问题的。

孔子有个学生叫子贡，他问老师：夫子，有没有可以一生受用的一个字？孔子说，想来，那就是“恕”字了。什么是“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为此“吾日三省吾身”。

华人企业家李嘉诚先生为什么能从一个烧茶炉的小打工仔，一步步成长为华人首富？我想，这肯定和环境、背景以及运气相关甚少。因为，同时代的人都面临着同样的环境、背景和运气。别人为什么没有成功，而唯独是他成功了呢？

李嘉诚曾这样谈道：“我与大家分享的这项秘诀，那是终生指引我能凭仗情感和智慧，超越感受和本能的‘导航器’；它是一套衡量检讨自我意识、态度和行为的简单‘心法’。”

在李嘉诚22岁创立长江塑胶厂的时候，他问自己：“光凭能忍、任劳任怨的毅力已经不够，在没有找到成功的方程式前，如何让一个组织减少犯错、失败的可能？”

在李嘉诚29岁的时候，他的财富已经可以让他对贫穷永远说“再见”了。他问自己：“人生是否有钱便真的会快乐？富有后，感觉不到快乐又如何？”

在李嘉诚晚年的时候，他虽然已经富可敌国、功成名就，但是，他清醒地认识到，每个人最终都要离开这个世界。他问自己：“我如何才能让死后的自己比生前做更多的事情？”

李嘉诚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他问自己：“我的努力和蒙上天眷顾，取得今天的成功，应如何做得更好？”

李嘉诚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他问自己：“我有否过分骄傲和自大？我有否拒绝接纳逆耳的忠言？我有否不愿意承担自己言行所带来的后果？我有否缺乏预判问题、结果和解决办法的周详计划？”

当李嘉诚谈到个人管理的时候，他认为，个人应该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反问自己一系列问题：“我有什么心愿？我有宏伟的梦想，我懂不懂得什么是节制的热情？我有拼战命运的决心，我有没有面对恐惧的勇气？我有信息、有机会，有没有实用智慧的心思？我自信能力天赋过人，有没有面对顺流逆流时，懂得恰如其分处理的心力？”

李嘉诚的自省是其成功的主要原因。

对外要自省，对内呢？

翻开中国历史，2500年的王朝更迭，就是一部内乱和内讧的历史。20世纪40年代，还在延安的毛泽东曾让历史学家研究一个问题——一个落后的、人口只有不到100万的满族，为什么能战胜近两亿人口、财力雄厚、文化肯定先进于自己的明 王朝？

答案很简单：就是自己折腾自己，自己搞垮自己。“战斗的堡垒”变成了“堡垒里的战斗”。

明王朝不是被满族打败的，而是被自己打败的。

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的农民运动，4年时间席卷半个中国、建都南京。但谁能想到，太平天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不是清王朝的清剿，而是发生于1856年的“天京事变”。这是一次太平天国领导层的严重内讧。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及燕王秦日纲在此事件中被杀，另有约两万人丧生。此后，石达开率最精锐的20万人马离开太平天国，在四川境内的大渡河被清军剿灭，石达开被凌迟处死。

太平天国同样没有逃出怪圈，毁灭于内讧。

为什么我们总逃不出这个怪圈？总是自己斗自己、自己整自己、自己折腾自己呢？

从文化上讲，中国人比较内向，不愿当面、公开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思。这也导致了背后、私下表达——犯自由主义。

从制度上说，我们没有宗教，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解决内部冲突的仪轨和方法、程序。

由于文化和制度的缺失，中国有句俗话：哪有人前不说人，哪有背后无人说。这种“说人和被说”的文化，必然会孕育出极端的“告密文化”，在组织中告密泛滥，造成人人都防着他人。而告密者又常常把自己打扮成“忠臣”的模样。中国有“大义灭亲”一说。殊不知，正是这些人，葬送了组织，葬送了家庭。

非常可喜的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拟规定在某些情况下，近亲属可以拒绝做证，体现出“以人为本”的精神，中国人可以不“大义灭亲”了。

如果说，30多年前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浩劫，其实，当年在苏区“肃反”“打AB团”等“左”的做法同样是内乱浩劫，使“战斗的堡垒”变成了“堡垒里的战斗”，给党和军队几乎造成灭顶之灾。当然，这些错误和挫折也教育了党、教育了军队，使党和军队在惨痛教训中成熟起来。

解放军在组织建设方面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这些问题，在惨痛教训中，逐渐形成一套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理念，那就是：把维护组织内部的团结和统一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在具体做法上，就是坚决反对自由主义，相信组织、相信同志；不能互相猜疑、互相指责，更不能你告我、我告你，搞内斗。尤其是各级领导班子，绝不能出现这种情况。

在组织建设上，成熟的标志性事件是延安整风。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有篇著名的文章《反对自由主义》，文中专门谈到，组织中自由主义泛滥：一种是，画线站队，只要是自己小团体的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顿，不作彻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结果是有害于团体，也有害于个人”。另一种则是“不负责任的背后批评，不是积极地向组织建议。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开会不说，会后乱说。心目中没有集体生活的原则，只有自由放任”。还有一种，“不是为了团结，为了进步，为了把事情弄好，向不正确的意见斗争和争论，而是个人攻击，闹意气，泄私愤，图报复”。

我的体会是，在部队中，爱犯自由主义，背后说这个、说那个，搬弄是非的人，肯定会被组织淘汰。

我当连队指导员的时候，连队年终考核成绩不好，在团里排名靠后。其实，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我和连长互有猜疑，连队分成了两派；第二，我和连长都在不同场合向上级领导和机关说对方的不是。团结成为连队的主要问题。

一次，有人传话，说连长又在外面说我的不是。气愤之余，我准备了连长的一堆问题，郑重其事地到团长那里告状。

没想到的是，团长还没听完就严厉地打断我的话，说：“先讲你作为连队党支部书记，你该负的责任。”后来，他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谁都不是圣人，都会有问题。你们俩你告我，我告你，这个连队怎么带？一个班子共事，有问题，一方面要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另一方面也要学会坦诚面对。否则，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影响团结。连队工作不受损失才怪呢。”

这件事对我影响深刻。几十年过去，依然历历在目。

世界上三大宗教是人类存续时间最长的组织，也是竞争力极强的组织。近年来，我研究这些组织时发现，这些组织有个共同点：内省性思维。

在内部关系上，基督教在《圣经·雅各书》中讲：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

类似的话，在《古兰经》中也有。

基督教有个宗教仪轨，信徒们要向上帝忏悔（神父是上帝的代言人），而上帝“接受忏悔，但不接受告密”。也就是说，你在上帝面前，不要指责别人，而是要说你自己哪些地方做得不对、不好。

所以，你看基督徒们，进去忏悔前，都是满脸愁容：自己的问题太沉重了。但忏悔完，则是笑容满面——心灵上得到了解脱。

任何组织的成长，其内部组织成员间不可能没有冲突、没有挫折、没有矛盾，关键是如何解决。

中国儒家文化与西方基督文化比，在修养上有很大区别。

中国儒家文化的特点是：其一，讲究等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集体主义旗帜下，用身份、出身、年龄、关系等，把人分成等级，造成事实上的不平等。其二，儒家讲人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的“修、齐、治、平”，是个人修为，强调的是个人修炼，把基点放到了个人品行上。中国人最大的政治梦想，是出个清官、出个“尧舜”一样的好领导。但事与愿违——领导也是人，领导也爱美女、也爱好食物（食色，性也。孔子语），也喜欢被恭维。所以，梦想虽好，结果却未必好。

基督文化的特点是：其一，平等观念。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子民，大家相互间都是兄弟。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其二，是人生而有罪（类似于“人之初，性本恶”），需要与上帝用契约来限制行为（《圣经》中的《新约全书》《旧约全书》）。而赎罪的方法，则是不犯“戒条”，有问题要向上帝祷告、忏悔。在规定、戒条和契约的共同制约下，形成了一套有效的仪轨，就是组织修为。

现代组织发展，实际上是从关注人，到关注职位（岗位）。因为，我们常说的“人品”是个很难说清的话题；而岗位——该做什么、怎么做，做到什么标准，则是规定得清清楚楚。现代组织强调的是组织的修为——这在文化上，与基督文化是相近的。

共产党和解放军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肃反”扩大化、经历了“打AB团”、经历了各根据地“山头”间的融合，最终找到、形成并不断完善解决内部矛盾、冲突的办法，这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制度的建立。分析党的奋斗历程，我们事业的发展进步，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与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分不开的。邓小平同志说：“一个党犯错误是难免的，就是犯了错误，也要由自己去总结，自己去解决问题，这样才靠得住。”

我们分析联想、华为、新东方、宅急送、汇源果汁等著名、堪称标杆的企业发展史，就会看到，几乎所有企业都经历过带来灭顶之灾的内部冲突、内斗和内讧。这让企业家们明白：最强大的敌人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部。幸运的是，这些企业最终找到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和途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和制度。为此，联想的柳传志说：联想的班子成员，必须懂得批评与自我批评。华为的任正非更是讲到：不会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能做华为高层。

柳传志、任正非等人，都曾在解放军这个组织中服役，他们从解放军的组织建设中汲取了大量的经验，用于自己的企业实践。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解决内部矛盾、冲突甚至内讧的最有效的组织建设方法。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提出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一个显著特点。邓小平同志告诫全党：“党的三大作风有一条讲的是自我批评，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主要标志之一。”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增强党内团结的锐利武器。邓小平强调：“我们党的团结，是建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党内要分清理论是非、路线是非，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互相帮助，互相监督，克服各种错误思想。”他还讲道：“我们党之所以有力量，在于我们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

批评与自我批评的5个步骤。

第一步骤：共同学习。

当五湖四海、不同背景、不同秉性，甚至怀揣不同目的的人进入组织，每个组织都面临着共同的问题：用什么来统一组织成员的思想，用什么来凝聚组织成员的力量？毫无疑问，应该是组织的终极目标、阶段目标。

如何把组织的目标变成每个人的行动指南？

宗教的方法非常有启发性：共同学习。在基督教，通过基层的家庭教会，一个礼拜至少开一次会，大家坐在一块儿，或是由教士传经，或是大家一起读经。

共同学习，不仅是为了解决矛盾，而且是提前消解矛盾。

解放军组织内部，每当有重大任务颁布以及面临重大环境变化时，首先要做的，就是组织大家共同学习，统一思想。通过统一思想，统一大家的行为。

第二步骤：对照检查。

在共同学习的基础上，每个人对照上级的指示、组织的目标（终极目标和阶段目标），检查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查找差距，以期在思想和行为上与组织要求达成一致。

第三步骤：谈心谈话。

结合对照检查中查找出的问题，主动找同级、上级和下级征求对自己的意见，交换看法，化解误解和矛盾。

第四步骤：民主生活会。

利用民主生活会等形式，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共产党在组织建设上的一种创造，也是沿用至今的一种组织制度。

组织成员通过自查和谈心谈话找出自己的差距和问题后，用会议的形式解决问题。

每个人都要在这个会议上公开检讨自己，在进行自我批评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对同级和上级领导提出建议和批评。通过这种充分沟通的方式，力求在组织目标和使命上形成组织的高度一致。

以我个人经验，这个阶段最容易引燃“火药”。组织中的高管在这个阶段需要注意方法和艺术的结合。一般来讲，批评前需要充分肯定对方的成绩，然后再指出哪些地方还需要改进，最后一定要以鼓励的方式，为对方指明继续努力的方向。

第五步骤：制定整改措施并落实整改。

通过前几个阶段，每个组织成员都要结合自查以及组织和其他同志提出的问题，自己制定整改措施并进行整改。也就是，一方面，总结个人、组织在整个过程中的经验、体会，以便更好地完成使命、达成目标；另一方面，统一思想、统一行为，需要树立标准、树立榜样。

批评与自我批评要注意4点。

在组织中，批评与自我批评须掌握正确的方法，保证动机与效果、目的与手段的统一。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批评的方法要讲究，分寸要适当。”

一是以民主的说服教育为主。解决党内矛盾，只能“坚持对思想上的不正确倾向以说服教育为主的方针”，“采取民主的说理的态度”。

二是要有必要的思想斗争。鉴于好人主义、一团和气现象滋长，邓小平同志尖锐地指出，现在突出的问题是，“一则批评本身的质量和分量不够，二则抵抗批评的气势很盛。批评不多，却常被称为‘围攻’，被说成是‘打棍子’。其实倒是批评者被围攻，而被批评者却往往受到同情和保护。一定要彻底扭转这种不正常的局面”。

三是要突出批评的建设性。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对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党员当然有权利进行批评，但是这种批评应该是建设性的批评，应该提出积极的改进意见……要合乎党的原则，遵守党的决定。”

四是要正确处理三个关系：

第一，正确处理与上级的关系。

上下和谐是做好工作的前提。很难想象，一个没有上级支持或者不受上级赏识的领导者能够做好工作。面对上级的批评一般而言要先全盘接受，再慢慢检视。绝不能当面顶撞，更不能搞阳奉阴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对上级批评中不对、不客观的问题，可以事后、私下交换看法和意见。

第二，正确处理和同级的关系。

批评同级是组织中的难题，同样，对来自同级的批评也是一般人不愿接受的。在处理同级关系时，首先要明白“同级是帮手而不是对手，是伙伴而不是冤家，是兄弟而不是路人”的原则，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多沟通，不能以邻为壑，更不能与邻为敌，那样会害人害己。

组织中，同事有如手足，因为组织的特点决定了成员休戚相关。维护、辅助同事工作，可能在短期内自己不能获得利益；但伤害别人，很可能立即得到惩罚。军人有句话：不放弃、不抛弃。组织中的同事，也应该不放弃、不抛弃。否则，“损人”很可能“害己”。

第三，正确处理同下属的关系。

作为上级，绝不能因为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而放弃对下属的批评。

总之，批评与自我批评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宗旨，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要敢于严肃认真地正视问题，实事求是地对待问题，对就对，错就错，是就是，非就非，不当老好人。同时，也要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对同志的批评，应着重实事求是地分析错误的实质和根源，以事实为依据，不夸大，不缩小。每个错误的性质如何，程度如何，如何认识，如何处理，都要认真分析、区别对待。

要求批评的事实完全正确，要求批评者的分析完全恰当，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因此作为被批评者，对于别人的批评尤应虚心采纳，作为自己反省的参考，即使是别人对自己的一点感想，也是可贵的。要尽可能从别人的批评意见中吸取 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