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报业的转变和初步发展

第四节　近代中国报业的转变和初步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世界历史的形成时期,也是中国社会发生剧烈政治变动的时期。与这个变化相适应,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中国历史上先后出现了三次办报高潮。报刊业在由最初的出现到逐步形成的过程中,第一次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产生影响。

戊戌变法与第一次办报高潮

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办报高潮,始于戊戌变法时期,自1896年到1898年两年时间里,由资产阶级改良派直接或间接创办的报刊达70多家,是前30年所出现报纸的两倍多。其中重要的报纸如《时务报》、《国闻报》、《知新报》、《湘报》等,在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895年,维新派领袖人物康有为、梁启超在甲午战败后发动公车上书,同时在北京创办了《中外记闻》,在上海创办了《强学报》等刊物作为宣传变法的舆论工具,但刚刚出版不久就被清政府查封了。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成为变法期间影响最大的一份报纸。《时务报》每期3万字,内容包括政论、谕折、京外近事、域外报译、西电照译等。该报全面地提出了变法维新的要求,梁启超亲自撰写的《变法通义》连载43期,是篇幅最长的一篇纲领性文件。该报发行量一度高达17000份,是当时发行量最大的一份报纸。《国闻报》是维新运动知名人士严复1897年在天津所办,也是华北地区唯一的日报。该报以中国的《泰晤士报》自居,设有上谕、论说、路透社电报、本地新闻、京城新闻、华北地区新闻、外洋新闻等栏目。该报还曾以《视死如归》为标题,报道了六君子在北京菜市口遇难的消息。《知新报》是由康广仁1897年在澳门所办,是华南地区知名的维新报纸,其编辑方针与《时务报》一致,宣传维新变法,但是在言论上往往更为激烈。尽管康广仁与谭嗣同等一道被杀,但该报一直出到1901年,共133期。《湘报》是另一个著名维新人士唐才常在1897年的《湘学新报》基础上创办的,1898年开始在长沙出版,是华中地区维新派的重要舆论阵地。《湘学报》设有论说、奏疏、电旨、公牍、本省新闻、各国时事、商务、新书、答读者问等众多栏目,言辞激烈。该报为日报,一共发行了177期。唐才常与谭嗣同被人们称为“浏阳二杰”。1900年,他组织自立军起义失败,被俘身亡。

在维新变法期间,维新派也提出了一些“开放言论”、争取新闻自由的主张。在维新派的推动下,1898年7月光绪皇帝曾就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一折发布上谕,史称“官报章程”。此上谕称“报馆之设,所以宣国是而达民情,必应官为倡办”,可视为近代中国第一个开放报禁的法令,也是同近代报业相关的第一个法律规定。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根据维新派的建议,颁布了几十道改革诏令。其中有一条规定“允许自由创立报馆、学会”。这是清王朝第一次正式承认官报以外的民间报纸有合法存在的权利。但是变法不过进行了三个多月,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代封建统治集团中的顽固派很快反扑,以血腥手段扼杀了这场轰轰烈烈而又十分短暂的维新变法运动。

可以说维新变法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一场运动,而政治现代化的第一步就是“社会动员”。所谓社会动员,是“人们所承担的绝大多数旧的社会、经济、心理义务受到侵蚀而崩溃的过程;人们获得新的社会化模式和行为模式的过程”。⁽¹⁵⁾在变法期间,维新派报纸承担了社会动员的任务。例如,《时务报》大胆而新颖的言论就使朝野大为震动,所翻译的外报文章也使读者大开眼界,因而“举国趋之,如饮狂泉”。梁启超的政论文章风靡一时,以至于“上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新会梁氏者”。⁽¹⁶⁾维新派报纸鼓吹新的思想、宣传变法维新影响很大。尽管我们说报刊在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实事求是地说,由于报纸发行量毕竟有限,运动时间也短而且最终失败了,所以其影响也主要局限于中国思想文化界。

辛亥革命与第二次办报高潮

如果说“百日维新”是“传统范围内的改革”,那么辛亥革命就是对传统体制的一种革命。戊戌变法的失败清楚地表明,“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来使中国现代化是无效的。唯一的办法是从下面进行革命”。⁽¹⁷⁾在辛亥革命前,出现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二次办报高潮。

1901—1911年新创办的报刊⁽¹⁸⁾

这一时期报刊的广泛出现首先是由于社会激烈变动所形成的社会需求。维新变法之后的中国社会,是清王朝的统治风雨飘摇、外国侵略不断加深的社会。在政治上,不仅存在着自下而上的革命和自上而下的改革两条路线,同时也存在着这两条路线的激烈争论。在经济上,世纪之交的十几年,外国在华投资迅速增长,而民族资本所办的企业也开始缓慢发展。报刊的出现,反映了这种社会现实。

清政府对于新闻出版控制的放松是报刊广泛出现的另一原因。在深刻的社会危机面前,清政府开始了有限的改革,1901年宣布实行“新政”,允许民间办报,1906年又宣布实行所谓的“预备立宪”。从1906年到1911年,清政府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报业监管的法律及规定。1906年由商部、巡警部、学部共同制定,经朝廷批准颁布的《大清印刷物专律》,是中国新闻管制的第一次立法。在这个专律中,尽管规定出版物实行注册登记制度和毁谤条款,依然对新闻出版进行管理和控制,但是毕竟有法可依了。1908年清政府又颁布了《大清报律》。在这部法律中也严格规定了新闻管制的措施,例如采取保证金制度,规定创办报纸必须交纳一定数额的保费;采取报刊送检制度,规定“不得揭载淆乱政体之语”等,但是这部仿效日本报纸法的法律也为报纸的合法出版打开了大门。

在第二次办报高潮中,资产阶级革命派所办的报纸成为其中一个突出的现象。以孙中山1900年在香港办《中国日报》为标志,到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海内外共办报刊120多种,其中日报60多种,杂志50多种。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超过了维新运动时期。⁽¹⁹⁾《中国日报》是孙中山从日本采购设备,委托陈少白主办的,它仿照日本的办报方法,首次采用了横排版,开设了杂文专栏,与保皇派的报纸展开了激烈的论战,是革命派的大本营和机关报。《中国日报》之后,有一大批在国内宣传革命思想的报刊相继问世,并形成了上海、武汉两个重要基地。在上海,著名宣传家章士钊在1903年开始担任《苏报》的主笔后,明确提出了“第一排满、第二排康”的办报方针,言辞激烈,引发了清政府对报刊进行镇压的所谓《苏报》案。1905年以后,革命派又在上海办了十几家报纸,其中比较有名的有1907年秋谨所办的《中国女报》和于右任所办的《神州日报》。这两家报纸被查封之后,于右任又办了所谓的“竖三民”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在武汉,革命派所办的重要报纸有《楚报》(1905年)、《商务报》(1909年)和《大江报》(1910年)等。这些报纸对动员武汉地区的革命舆论发挥了重要作用。《大江报》在1911年7月17日发表的时评“亡中国者和平也”和7月26日发表的社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实际上完成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前最后的舆论动员。除了上海、武汉外,在清王朝统治的最后几年,北京、天津、保定、广州都出现了一些革命派的报纸。

除了上述报纸外,这一时期中国还出现了一些白话文报刊,如《无锡白话报》(1898年)、《杭州白话报》(1901年)、《中国白话报》(1903年,上海)、《安徽俗话报》(1904年)、《北京白话报》(1904)等,这些报纸一般倾向于革命立场,目的在于动员社会下层群众,在宣传救亡图存、普及国民教育、推广白话文运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维新变法失败后,在清政府所谓“新政”的刺激下,改良派也加入了国人的第二次办报高潮,他们所办的著名报刊有《大公报》、《京话日报》和《东方杂志》等。其中《大公报》于1902年在天津租界创刊,称其办报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大公报》的含义是“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²⁰⁾。尽管《大公报》在政治立场上坚持变法维新,保皇立宪,但是其报风严肃,敢于揭露政府的黑暗,表达对民众的同情,所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京话日报》1904年在北京创刊,是一张以城市居民为主要对象的通俗报纸,同时也敢于报道清政府的腐败和民众与外国传教士的冲突。《东方杂志》是由商务印书馆1904年在上海创办的一份著名时政杂志,视野开阔、博采东西、切中时弊、顺应潮流,也深受读者的欢迎。

这一时期在“新政”的旗号下,清政府为了适应潮流,开始创办官方的近代报刊。例如1902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在天津创办的《北洋官报》,1903年江苏总督伍廷芳所办的《南洋官报》。在清政府的要求下,各省纷纷仿效。1906年开始“预备立宪”以后,各地官报大增,有政治、教育、实业等各种官报。1907年,清政府还通过官报局主办了《政治官报》作为政府机关报。不过这些报纸的内容主要是政府文件、法律等,一般是免费定向发送,并没有起到控制舆论的作用。

在国人掀起第二次办报高潮的时期,中国还出现了最早的通讯社。早在1872年,英国路透社就在上海设立了远东分社。1904年,著名报人骆侠挺在广州成立了第一个国人所办的通讯社———中兴通讯社,主要向广州和香港的报纸发新闻稿。1909年,杨实公又在广州创办了展民通讯社。同一年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还出现了一家清政府暗中支持的中国民间通讯社———远东通讯社,该社的创办人王侃叔还作为会员参加了1910年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世界新闻记者公会的大会。

总的说来,第二次办报高潮无论在规模还是在影响方面都远远超过了第一次。在以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主角的这次办报高潮中,报刊不仅在政治舆论动员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而且一些报馆还直接成了革命派的联络机关和指挥机关。革命派明确提出了报纸的党派性、报刊的舆论动员功能,报刊的政治性进一步强化了。与此同时,报刊也开始在全国各地普及,从新闻的角度讲,报纸一般已经具备了新闻、评论、副刊和广告四大要素,报刊的新闻量大大提高,消息、通讯、新闻摄影等现代报道方式初具雏形,记者队伍也开始出现,报刊的形式也结束了书册化和杂志式的传统形态,开始采用重要新闻放在头版,充分利用标题、栏目、花边、图片等编辑手段的“综合编辑法”。⁽²¹⁾可以说,从形式上初步开始了向现代报刊的转变。

民国建立与报刊新闻传播的勃兴

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三次办报高潮出现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后。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之后,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短暂的报刊新闻勃兴时期,据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记载,在武昌起义的半年内,全国的报纸由100多家猛增至500家,总销售数达到了4200万份,创历史最高记录,以至于有人把这段时间称为“报界的黄金时代”。⁽²²⁾

报界黄金时代的到来突如其来,但并非不合逻辑。由于辛亥革命推翻了在中国持续2000年的封建帝制,给中国新闻业注入了活力。一方面,以孙中山为首的临时政府成立之后,立即通过立法的途径建立了新闻自由制度,废除了清政府限制新闻自由的种种规定;另一方面,制度的变革造成了政治空气的空前活跃,在所谓政党政治的西方化潮流中,全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出现了三百多个大大小小的政党,而报刊的政治重要性已经在前一个时期有所显现,各种政治力量都希望利用报刊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掌握舆论,扩大影响,而政治的活跃又带来了巨大的信息需求,所以全国各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办报高潮。

认真研究这一时期的报刊,大体可以得出以下两个结论:报刊的类型多种多样,但是政党报刊居于主要地位;尽管报刊依然在追求新闻性,但是其表现更多的是舆论宣传性特征。在这些新创报纸中,有些是新建的各级政府的机关报,例如四川督政府的《都督府政报》、云南都督府的《云南政治公报》;有些是民国新贵为个人鼓吹的报纸,例如尹昌衡在成都办的《西方报》;有些是知识分子宣传自己的主张的报纸,例如章士钊在上海所办的《独立周报》;有些是行业报、商业报、学术研究报刊。但其中绝大部分是政党报刊,主要有支持共和、反对袁世凯的国民党和支持袁世凯的进步党两大派系,前者的著名报刊有《民立报》、《民国新闻》等,后者的主要报刊有《天民报》、《湖南公报》等。正如《民国新闻》在创刊号中所说,“非有精确之新闻,无以造正大之舆论;非有正大之舆论,无以扶初步之共和”。⁽²³⁾这些报刊在追求新闻性的同时,实际上把新闻与舆论宣传混淆在一起了。除了重视言论之外,报纸还开始了辩论和相互政治攻击,而这些报刊本身,又多以民众代表、舆论之母自居,宣传“共和国之最高势力在舆论”,记者是“不冠之皇帝,不开庭之最高法官”。⁽²⁴⁾上述情况,就报刊的勃兴来看,很像法国1848年革命后的报业景象;就报刊的政党性和相互政治攻击的表现来看,很像英美19世纪上半期的政党报刊阶段;而就对报刊的看法而言,又很像19世纪末美国大众报刊发展到鼎盛时的意识。中国的报刊新闻,在短短的时间内竟然浓缩了西方国家上百年的历史发展阶段。

可惜,报界的黄金时代时间太短。袁世凯上台后不久,就开始采取收买、镇压等手法实行新闻控制。1913年7月国民党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以后,袁世凯政府的新闻禁令更加严厉,到1913年底,报刊的数量下降到130多种,大批报人受到迫害。因这一年是中国历史上的癸丑年,所以在新闻史上被称为“癸丑报灾”。直到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新文化运动开始和1916年袁世凯下台,中国的报刊新闻才完成了由近代报刊向现代报刊的初步转变。

中西新闻传播产生的异同分析

从17世纪初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西方国家新闻传播的产生时期,也是中国新闻传播的产生时期。尽管构成新闻传播的四种层次结构:传播体系、传播内容和方式、传播媒介和传播功能在东西方都先后出现了,但是其中的差别还是十分明显的。

首先,从历史发展的轨迹来看,尽管在17世纪初东西方都出现了新闻传播的萌芽,但是西方国家是沿着传播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传播内容的丰富、报刊媒介从政党报刊到大众报刊和传播功能的不断扩展而平稳发展的,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闻传播已经成为一个功能明确的独立社会部门。而中国的新闻传播发展则表现出了一个马鞍型的特征,在经历了长时期的停滞之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过三次办报高潮而突然勃兴,新闻的所有要素才初步具备了。

其次,上述情况的出现与新闻传播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有关,也受中国近代社会的基本历史发展轨迹所决定。尽管在17世纪初东西方都出现了新闻传播的萌芽,但是中国长期以来官报系统发达,民间传播只是政府传播的补充,是在体系内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西方新闻传播的萌芽产生在传统的体系之外,有一个独立的发展过程。在西方国家完成了社会结构演变的同时,中国依然停留在传统社会,结果西方国家成为殖民者,而中国成了被侵略的对象。中国社会结构的改变是在外力的压迫和刺激下开始的。就新闻传播而言,也表现出了很强的西方输入和影响的特点。

最后,就媒介和传播功能来看,尽管有新闻传播的勃兴,但是相比于西方国家,中国报刊媒介的发展还是比较弱小的。尽管中国的报刊新闻在社会的各个方面也开始显示出作用,例如商业的、文化的,但是由于社会历史的发展所决定,主要体现出来的还是政治化功能,报刊是社会变革中最重要的舆论工具,在救亡图存的总目标下发挥着激发民族主义的独特历史功能,不过这种特点也影响了对新闻本体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