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与近代中国外交官文化的变迁

外交家的诞生：顾维钧与近代中国外交官文化的变迁

顾维钧作为杰出的外交家，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近代中国的外交家身处沟通中外的特殊地位，在近代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互动关系中具有一种逐渐变化的文化内涵。因此，梳理清末民初关于外交官的录用知识标准和角色认定的演变脉络，有助于深入理解顾维钧作为近代中国外交家的时代特性。

一　外交官录用的知识标准

1904年，顾维钧在他的圣约翰大学学长施肇基带领下，踏上了自费留美的征途。尽管他对前途的憧憬还很朦胧，但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一年后，他便将政治和国际外交作为主修专业，明确了当一名外交官的抱负。正如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感到中国当时正经历着社会、知识和文化革命的痛苦阶段。”^[1]中国外交官究竟应具备怎样的知识结构，这是一个数十年来争论不休的问题。顾维钧的留学经历使他具备了外语和国际政治理论的良好训练，但这种训练对于中国外交官来说是不是必要的或理想的录用知识标准呢？

当中国第一个中央外交机构——总理衙门成立时，其主持者恭亲王奕䜣首先意识到的是外语训练的迫切需要，“查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2]为此，他在1862年设立了学习西方语言文字的京师同文馆，并按八旗官学的原则，奏定了对同文馆学生考试授官的制度。

然而，同文馆的设立并不意味着近代外交官录用知识标准的确定，因为作为外交机构本体的总理衙门，其章京的选拔却是按照早年军机处的规矩，从科举正途人员中考试录用的。1867年，随着京师同文馆开办天文算学科目，奕䜣奏请朝廷让科举正途人员也进入同文馆学习西学，但此举立刻遭到传统士大夫的激烈反对。理学大师倭仁宣称：“今以诵习诗书者而奉夷为师，其志行已可概见，无论所学必不能精，即使能精，又安望其存心正大、尽力报国乎？”^[3]

传统士大夫的担心似乎不是没有道理。1872年，根据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奏请，清廷派遣120名幼童分批赴美留学，但这些学生在美国的迅速“美国化”，引来了朝廷内部的激烈争议。监督陈兰彬奏称：“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先已沾其恶习”，结果清廷在1881年决定将这些学生全部撤回。^[4]

于是，19世纪后半叶清朝的外交官录用实际上采用了双重知识标准。办外交的主要官员，包括总理衙门的大臣和章京，以及出使大臣，基本上是科举出身的传统士大夫，而学习西学的同文馆学生及留学生，则是充当以翻译为职能的辅助性官员，如翻译官、参赞、随员等。早年的同文馆学生中只有汪凤藻一人因科举中试而得以考充总署章京，后来出任驻日使臣。^[5]曾纪泽是一位曾自学英语的士大夫外交官，他在出使英国前的召对时认为：“朝廷遣使外洋，将成常局。士大夫读书出力后再学洋文洋语，有性相近性不相近、口齿易口齿难转之别。若遣使必通洋文洋语，则日后择才更难。且通洋文洋学与办洋务系截然两事。办洋务以熟于条约熟于公事为要，不必侵占翻译之职。”^[6]

应该承认，早期充当外交官的士大夫并非都是庸才，如曾纪泽在对俄收复伊犁的谈判中就表现了卓越的才能，又如郭嵩焘、薛福成、许景澄都是熟悉洋务的一时之选，而出使德国的李凤苞则对科学技术颇有造诣，为筹建北洋海军出了大力。^[7]然而，这些士大夫外交官的西学知识都是自学而来，缺乏近代教育的系统性，因此办事水平参差不齐。而那些对洋务毫无考究的官员出使异域，便成了尸位素餐的摆饰，后人形象地描绘他们是“名为外交官，而周围十丈使署以外无天地，左右数人唯诺请安通译以外无见闻，一递国书照例报销谢恩外无经济。”^[8]

而且，在传统的夷夏之防意识下，朝廷中弥漫着卑视洋务的气氛，像李鸿藻、阎敬铭那样的清流人物任总理衙门大臣后，“皆自谢为不知洋务，以终年不一至衙门为高”。于是，“虽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而堂司各官皆未洞识洋情，因应不能得诀”，因此“其刚者争非所争，柔者又让非所让，事益不可为”。^[9]习外语与洋人交际者更难免有假洋鬼子之嫌。例如曾纪泽回国任职总理衙门后，逢总署贺年团拜，他用英语与外国使节交谈，同为大臣的翁同龢见之便“啁啾不已”，赶忙“避而遥望”。^[10]

另一方面，即使从事翻译语言的辅助工作，没有适当的外交工作训练也难以胜任。由于同文馆教育的程度太浅，不堪实用，因此自1866年起有了初次派学生出洋游历，以“增广见闻，有裨学业”，^[11]并自设立国外常驻使馆后，每个使臣一般都带上几名同文馆学生，作为使馆的翻译学生，实习外交事务，也可在国外大学深造。陆徵祥回忆他被派到驻俄使馆后，许景澄“教他以外交习例”，从交际礼仪、谈吐举止，到处置外交事务、分析国际形势的方法，无不认真指导。陆后来成为著名的外交家，自认是由于这位恩师的栽培。^[12]

但是这种见习深造同样基于个人兴趣和志向，学生未来出路不定，便影响他们提高业务能力的热情。清朝驻英使馆自始就靠英国人马格里处理对外文牍，甚至马格里卧病，“使馆有公事，尚须派人就马枕边请其口述之，而后能行文，故尤恐闹笑话”。汪大燮1905年使英，适值马格里退休，他为此怕耽误公事而“危惧之心，几于夜不能寐”。而他手下有原同文馆学生陈贻范，在英已十年，但“经龚（照瑗）、罗（丰禄）、张（德彝）三任之陶熔，其胸中之分寸止于当差而已，不免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之见”。陈贻范曾在英国大学肄习法律，在翻译中尚属佼佼者，故经汪氏擢用，尚能应付公事，“大约刻板文字断不至有误谬。然设有辩驳等事，殊难恃也”。在当时的驻美使馆，办理对外公牍“小事则容揆为之，大事必请教福士达。”^[13]而容揆是容闳之侄，恰是当年留美学童中“沾其恶习”的典型，因入基督教而没有随其他学生一同回国。他在美国入哈佛大学深造，毕业后便服务于驻美使馆，在从清末至民国的数十年中成了那里处理对外文牍的顶梁柱。^[14]

1901年的《辛丑条约》中规定，新设的外务部“侍郎中必须有一人通西文西语”，^[15]开辟了西学之士升迁高官之途，但这种外来的强制规定并不意味着能迅速打破外交官录用双重标准的固有信念。当1902年袁世凯等奏请以通外文者补外务部及使领馆各缺，“概不准以洋务隔膜之人滥与其选”时，^[16]外务部虽然同意考试录取“有各国高等学堂卒业文凭”的留学生，但表示“臣部司员及使馆参随等，向来办理公牍，均以汉文为主，故通知时务者有人，而熟习洋文者尚少；翻译官职司传译，又于汉文或非所长，欲求兼贯中西，此时殊难其选。”^[17]事实上，清末外务部内仍是以传统官员当家。例如邹嘉来，从部丞递迁至尚书，以熟悉档案，“人称他为外务部活字典”，做事勤恳，“惟科举出身，不通外交”。^[18]《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理循则称他“是个斜眼的草包，这样的人给我当仆役头目我都不要，让他担任这个官职是因为他屡次在档案中发现一些多年来找不到的文件。即便是在波斯最糟糕的年代里，也难以想象在任何负责的职位上有比这位更加无可救药的人”^[19]。

然而在20世纪初的揖美追欧之风下，外交官必须更新换代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例如驻英使臣汪大燮，奏请“使事非改良不可，使席非通公法通语言不可”，并以自己不通语言“请罢斥”。他认为自己“外交思想实有之，比常人不在其下，而外交手段则无之”，因“不通语言，不善应酬，是至吃亏处”。他从自己的切身体会深信使臣必须通语言，“洋文一字不识，其所办者，不知所述何语。假如开一店铺，其掌手所办之事，东家绝不知之，必不能放心，况以国事之重乎。”^[20]随着科举制的废除和对留学生考试授予“洋进士”、“洋举人”，外务部终于在1906年制定了新的录用办法：“就各国使馆、各省洋务局人员调取曾经留学欧美毕业，或精通外国文字、熟谙交涉、年力富强者到部行走”；学生则“选尽曾经留学欧美及日本者，而专在本国学堂肄业者次之”，从而真正突破了双重知识标准的畛域，把录用的天平放到了西学一边。^[21]

因此，顾维钧投身中国外交界，正值这一更新换代的转折点。尽管他是在民国建元后突然接到总统袁世凯的委任，但对他的录用考察显然在清末就已经做了。据顾维钧自己回忆，他游历英伦时汪大燮就对他“格外感兴趣”，而汪“总是留意那些他准备向政府推荐的学生”；更直接的因素则是1908年秋唐绍仪使美时，他是被邀请作为唐的客人赴华盛顿逗留十天的40名留学生之一。^[22]毫无疑问，顾维钧的学历背景和从事社会活动的能力，正符合当时新定的外交官要求，因为外务部1907年修改的出使章程规定，外交官将必须是“通晓外国语言文字及政治、法律、商务、理财等科研究有得人员”。^[23]而民国成立后，1912年颁布的《外交官领事官任用暂行章程》，把“兼通一国以上外国语言”定为外交官录用的必备条件，从而进一步淘汰清末外交官中的传统型人员，以给顾维钧那样的留学生腾出位置。^[24]

顾维钧在童年时的私塾教育中曾打下一定的中文基础，但他的知识主体则来自圣约翰大学的美国教会教育和留美后所受的美国高等教育，因此英文是他的主要语言工具，虽然他也有一定的中文表达能力。例如有人回忆：“他写起东西来，一定得用英文。对于中文，他写的工夫不行，但看的工夫很高。他要改一些字，改一些话，一定改得很好。”^[25]顾维钧自己也承认，一个好的中文秘书是他不可或缺的，“需要他润色中文文稿”。^[26]他的这种情况在民国初年涌现的外交家中颇具普遍性，如陆徵祥、颜惠庆、刁作谦等都是如此，因此这一代外交家可以说在语言文字上恰与传统士大夫外交家形成一种文化换位。

这种文化换位代表了对传统中国文化至尊观的突破，但是随着新的民族主义意识的兴起，这种文化换位便引来新的忧虑。当顾维钧在1920年代初出任外交总长时，张太雷斥他为“国家买办”，便引用了一段田桐的话：“数年以来，国人认熟解洋语、善着洋服、惯食洋餐之人，为外交系。如陆徵祥、颜惠庆、顾维钧诸人，皆其选也。夫外交家者主观的也，非客观的也。外交家之所由来，即爱国男儿精神之所勃露者也。以上三者为构成洋奴之要素，不能谓构成外交家之要素。募话西人之声音笑貌，仰其鼻息、体贴入微者，未有能知国家大事者，洋奴之技，西葸之才，正与外交相悖谬。”^[27]

将“熟解洋语、善着洋服、惯食洋餐”等同于“洋奴之技，西葸之才”，不是科学的评判。外语对于外交官是一种工具，这与民族性丧失与否没有必然联系，例如早在20世纪初严复在与张元济的一场关于教育宗旨的争论中就指出：“若谓习外国语者将党于外人，而爱国之意衰欤，此其见真与儿童无以异。爱国之情根于种姓，其浅深别有所系，言语文字非其因也。”^[28]

然而，同样正如严复提倡学外语所强调的：“国之所患，在于无学，而不患国语之不尊。使其无学而愚，因愚而得贫弱，虽甚尊其国语，直虚骄而，又何补乎？”^[29]习外语是中国文化更新的手段，目的是以西学改造国学，从而改变中国的愚昧和贫弱。因而习外语是一种特殊的时代要求。就西方国家外交官的录用标准而言，外语只是一个希望的条件，不是必要条件。清末民初录用留学生为外交官，也是因为他们对“政治、法律、商务、理财等科”的西学受过专业的教育，只是对外语的强调往往使这一点被忽略。顾维钧在回忆录中就批评当时的外交界：“中国外交界历来就有一个传统，即政府当权者考虑外交官合格与否的重要标准是讲外语的能力。如果某人曾在国外求学，并获得过西方大学的学术头衔，那么他就具备了在外交界供职的一切条件。而外交人员必须具备起码的国际法和外交史方面的知识这个问题，却从未引起国家高级当局的重视。”^[30]

顾维钧强调的“国际法和外交史方面的知识”，是西方国家外交官的必要条件，其作为中国外交官的标准，隐含着对中国外交官在西方主导下的国际秩序中的角色认定。而张太雷指斥顾维钧等一班外交官为“国家买办”，反映的不仅是对其文化素质的怀疑，其实恰是对这种近代外交官角色的否定。然而，对中国近代外交官角色作科学的评判，必须基于对这一群体的构成和功能的理解。二　外交官角色认定的递嬗

外交官是一个执行国家对外政策的特殊群体，然而在近代中国，关于这个群体如何构成和体现什么价值的看法却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文化变迁过程，顾维钧作为近代外交家的角色评判只有对照这种文化变迁才是客观的。

中国传统上将礼仪教化视为王朝的根本，有天朝至尊的信念。尽管与西方的近代外交随着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而出现，这种信念却并未消逝。因此早期的中外交涉基本上是强权的对话，缺乏国际关系理念的共同基础。曾纪泽作为最卓越的士大夫外交家，曾试图建立一种中外沟通的原则。他认为，对于西洋诸国，“以势较之，如中国已能自强，则可似汉、唐之驭匈奴、西域、吐蕃、回纥；若尚未能自强，则直如春秋战国之晋、楚、齐、秦鼎峙而相角，度长而挈大耳。”由于中国的国势只能以后者处之，就须有沟通之道：“礼义教化虽有不同，然事之不在情理中者，则虽僻在数万里外之国，亦不能经行而无滞。”因此“办洋务并非别有良窍，遇事仍宜以吾华之情理酌之”。^[31]曾纪泽在英国与一位“万国公法会”人士谈中国加入公法会问题时言道：“中国总理衙门现已将公法一书择要译出，凡遇交涉西洋之事，亦常徵诸公法以立言，但事须行之以渐，目下断不能锱铢必合者，公法之始，根于刑律，公法之书，成于律师。彼此刑律不齐，则意见不无小异。要之，公法不外‘情理’两字，诸事平心科断，自与公法不甚相悖。至于中国之接待边徼小国朝贡之邦，则列圣深仁厚泽，乃有远过于公法所载者。”^[32]显然，基于这种原则，外交是中国尚未“自强”到足以驭夷前的临时应付手段，西方的国际规则可以为用，但不可损及中朝之体。

在这种“中体西用”理念下，中国外交官自始便处于内外有别的尴尬地位，正如奕䜣在成立总理衙门时称这个机构“在该夷视之，以为总理之所，名目甚大，而在臣等则视同四译馆等衙门之列”。^[33]并且，既然搞外交只是为了应付一时，所有外交机构便都是临时机构，其所有官员，无论是总理衙门的大臣和章京，还是出使大臣和参赞随员，都是临时的差使，并非职官。

于是，与这种非正规的体制相应，对于早期外交官普遍适用的是“保举制”。当1875年筹备建立驻外使馆时，总理衙门便奏准“在京王公大臣等保举熟悉洋情、边防之员，兼备出使简用”。^[34]这种制度可从1887年选派驻日本使臣时总理衙门提交的保举名单（仅选录了从事过外交活动的人员）中略窥其貌：^[35]

因此，外交官实际上处于权臣们的荫庇之下，西学之士多为权臣的幕僚。李鸿章是早期容纳西学之士最多的封疆大吏。留学英国的伍廷芳、罗丰禄和留学法国的马建忠是李鸿章办外交的主要助手，他们在甲午战败后随李鸿章赴马关议约时，谈判对手伊藤博文以伍廷芳、罗丰禄当年和他是留英同学，“皆一时俊彦”，如今他“已为一国之首相”，伍、罗二人则“仍居下僚”而讽之，李鸿章回国后遂保举二人分别出使英美。^[36]张之洞为办洋务也聘用一些留学生充幕僚。留美学童之一的梁敦彦曾长期为他当翻译，参与议定“东南互保章程”。^[37]但据曾充其“洋务文案”的施肇基回忆，张仍保持清流之风，“对洋务人才不甚接近，见面机会甚少”。他器重的还是科场名士。汪凤藻作为通外语的翰林，成为他的总文案，“事务指示多由总文案承转”。^[38]

进入20世纪后，虽然外务部有了正式官制，并自1907年起使领馆的使臣、参赞、领事等也成了正式职官，但这种私人荫庇体系继续存在。袁世凯继承李鸿章的北洋大臣之职后，把“学校和军队”视为权力的根本，^[39]大力网罗西学人才。在早年的留美学童中，唐绍仪早在朝鲜为袁世凯当翻译时就成为袁的把兄弟；蔡廷干此时离开海军，成为袁最亲信的英文秘书。通过唐绍仪，袁又把张之洞手下的梁敦彦、施肇基等挖了过来。^[40]1907年袁世凯被任为外务部尚书后，对该部人事大为更动，以唐绍仪、梁敦彦为侍郎，调周自齐、高尔谦、施肇基等为丞参，张荫棠、颜惠庆、朱子文、钟文耀等也在那时调入。颜惠庆还主编英文《北京日报》，参与者有魏辰组、刁作谦等。^[41]此行动几乎是以西学之士将外务部的人事作了更新换代，同时也使近代外交官对袁世凯多数有僚属关系。而且，其中还有亲缘网络的因素。例如袁世凯与孙宝琦是儿女亲家，颜惠庆又是孙宝琦的妹夫。事实上，这种亲缘网络在外交界相当重要。顾维钧尽管是在民国成立后进入外交界，他也很快被唐绍仪看中招为女婿。虽然此时唐绍仪和袁世凯在政治上已开始分道扬镳，但顾被迅速提拔与这种亲缘纽带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42]

在这种荫庇体系下，西学之士对权臣自然有依附关系。伍廷芳在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受各方唾骂时仍竭力为李辩护，尽管他也忍不住私下抱怨李鸿章误国。^[43]他们的抱负必须有权臣作后台。汪大燮不断向其师瞿鸿禨进言。尽管他知道瞿不是个勇于任事的主，“惟时局如此，其地位如此，真是没法的事”。他的一个比喻颇代表当时这批人的心态：“菩萨本是泥塑木雕的，只好拜到他灵，拜他不灵，亦是没法的，只好当他是灵的，尽管拜去。再说看菩萨的运气，如果有此灵验，可望香火不断。又看那烧香人的运气，如果拜出此灵验，大家有点依赖，信菩萨固只好如此，不信菩萨亦只好如此。谁不知其泥塑木雕，到了痛苦时候，不得不姑妄祷告之耳。”^[44]

尽管如此，随着进入20世纪后的世风亟变，外交官开始逐渐形成一种专业意识。例如汪大燮认为早先西方与中国交涉用的是“强权手段”，如今则“用外交手段”，“用强权，则使臣备位而已，无一用处。用外交手段时代，则其中大有出入，且有可为，非其人不可也。”^[45]国内民族主义兴起后的纷乱，令他深感专业外交官的组织筹划的必要，认为：“我国外交失败，实非失败于开始之时，而无事不失败于结果之际，盖永远不能有后劲也。此病不去，可决其万无起色。所谓志士，所谓国民，与政府同一病根。事前毫不预备，事后毫无布置。事前预备，临事可免仓皇。事后布置，则此事失败，他事可有殷鉴。此际失败，将来尚可补救，不然其何能淑也。嗟嗟！国民志士则临事一哄，政府则临事一急，报馆则临事一骂，天下有如此可以谢天下卸责任者乎！天下有如此行事而可有希望者乎！”^[46]

此时，以西学之士为主体的外交官开始崛起，成为继曾纪泽之后的第二代外交家。他们不再像曾氏那样搞“中体西用”，而是接受了西方的国际规则。而且，在传统体制下的长期蹉跎，使他们深知其弊，从而把国际规则的接受与国内体制的改革结合起来。伍廷芳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利用从英国学到的法学知识，为清朝改革法律，“藉以挽回法权”。^[47]这一改革被张之洞斥为“大率采用西法，于中法本原，似有乖违，中国情形，亦未尽合，诚恐难挽法权，转滋狱讼”。^[48]然而，也正是这种传统的阻力，使伍廷芳这一代外交家更多地把建立一个符合世界文明潮流的民主和法治的中国视为提升中国国际地位的前提，因而成为国内政治的改革者。例如，在1917年的参战案争议中，伍廷芳作为外长，不是不知道参加协约国一方对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有利，但基于对宪政中国会权力的信仰和对军阀势力膨胀的担心，他还是坚决地反对参战。^[49]相比之下，当时在美国当公使的顾维钧对国内的政治角逐知之甚少，仅从世界政治力量对比的分析，积极主张参战“，不明白为什么会遭到反对”。^[50]

顾维钧是民国成立后崛起的第三代外交家的典型代表。这是一代完全职业化的外交官群体，其形成首先应归功于陆徵祥对外交官制度的大力改革，规定外交官任用必须经严格的考试或资格审查。即使数十年后隐居比利时的修道院，陆氏仍以此自豪，对访客说：“我记着许师的话，起手收罗有志青年，各国的留学生都有，不分省界，预备培植他们做外交人才。”他的信念是，“凡是办政治，尤其是办外交，决不可用外行。武人做外交官，只可认为一时的变态。我那时培植六十余青年，我决不用私人，只选择青年培植，希望造成一传统外交人才。”^[51]顾维钧是高度赞扬陆氏这一成就的，并且自己在用人上也坚持唯才是举，不以亲戚、同乡等中国传统的社会网络作为用人标准。^[52]

这是一代以留学生为主体的外交官，虽然年长的颜惠庆等曾在旧体制下有较长久的磨砺，“城府甚深”，但年轻的顾维钧这批人“俱书生，一跃跻高位”，与旧体制关系不深。^[53]因此，与上一代伍廷芳关注国内政治改革不同，他们对国内政治了解不深，而是把才能限定在外交领域，一种与传统文化的隔阂使他们再次把外交与内政分隔开来。作为以西方文化为本位的外交家，他们倡导其履行民族国家外交的功能，强调民族利益与党派利益的区别。顾维钧的观点是：“如果是民族利益，那就是永恒的，不因时间、舆论或党派而改变。因此当国内人们批评中国的外交家们没有政治头脑时，我接受了这种意见。因为如果一个外交家有了政治考虑，那他的外交就很危险了。”^[54]当国内政治在袁世凯死后裂变为军阀与政客的派系之争后，他们竭力维持一种超然的态度，于是在人们习惯以“系”来区分国内政治派别时，他们被冠以一个“外交系”的名号。

基于以专业知识服务国家而不是操纵政权的西方文官信念，外交系在北洋时代各派系纵横捭阖的政治拼图中始终有一席之地。没有权力野心使他们能与任何派系合作，用顾维钧的话就是：“我们自己没有分外之想。也正因为外界认为我们超然于政争之外，不依附任何政治派系和任何军事集团，所以他们都愿意延纳我们。”^[55]他们的入阁，是“力图使国际上认为中国像其他国家一样，是个法治国家”，^[56]因而与伍廷芳这代的文明国家信念一脉相承。但此时的民国政体在军阀混战下已徒具形式，结果他们实际上成了龌龊政坛外面的遮羞布。

在他们的外交专业领域，其西方的专业素养使他们既是民族主义者，又是世界主义者。一次世界大战后威尔逊“十四点原则”中的理想主义的民族自决理论，使他们将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结合在一起，把恢复中国的主权“，使中国与其他国家在国际上处于平等的地位”，^[57]视为符合世界的“公理”。然而，国际强权政治的现实却给他们当头一棒。当巴黎和会上中国的要求被列强无视时，他们深深感到了“公理”在强权面前是如何的脆弱。陆徵祥的传记作者认为陆氏的息影政坛，“巴黎和会的刺激，较比二十一条件的刺激更大。二十一条件谈判时，所感触的是一个霸道国家的强横。然而究竟是一个强国的霸道，不足动摇老外交家的信心。巴黎和会乃是国际主张正义的会议，仍竟欺弱媚强，使我国无伸冤的余地。兴老于是感到世界正义终无伸张之日……”^[58]

尽管如此，顾维钧这一代外交家并不气馁，而是把理想化入现实主义的对强权关系的精心算计。他总结自己的外交信念是：“中国有一句大家普遍接受的谚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外交上却不能接受这条成语。因为国家是不能任其破碎的。但在外交上也不能指望百分之百地成功，如果你想达到百分之百成功，而对方也这样要求，那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外交，因为这样就无法达成协议。因此你可能做到的只能是求取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的成功，能够做到这点，对你来说即是大胜。……‘人民外交’总是以百分之百成功为口号，是永远成功不了的。”^[59]他们以现实的态度，利用列强间的矛盾，通过一次次艰难的谈判，力图把早年丧失的主权一点一滴地收回来。华盛顿会议上的初见成效，奠定了这一代外交家的盛誉，使他们成为近代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个亮点。然而在把西方资本主义国际秩序视为桎梏的革命民族主义者的眼中，他们的现实主义外交和与军阀的合作，使他们被视为“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间的仲卖人”。^[60]

总之，顾维钧代表了近代中国经过长期的、痛苦的文化变迁而形成的一代外交官群体。他们以偏重西方的文化素养，以西方的职业文官理念和世界观服务于中国的外交事业，力图把中国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相结合，为中国在国际社会中谋一平等地位，体现了近代中国与世界的文化整合。在中国政治中，他们始终处于边缘地位，既受到传统体制的抑制，又遭到革命民族主义的抨击，但他们的出现，显示了中国外交首次被建立在一个理性模式上，形成一套系统的理念和方法，因而他们成为真正与国际社会接轨的一代中国外交家。

（本文原载于金光耀主编：《顾维钧与中国外交》，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注释】

[1]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9页。

[2]齐思和等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第5册，第345页。

[3]《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8，第11页。

[4]陈元晖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页。

[5]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32页。

[6]曾纪泽：《曾纪泽遗集》，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333—334页。

[7]沈渭滨主编：《近代中国科学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60—167页。

[8]《二十世纪之中国》《，国民报》第一期，载《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68—69页。

[9]薛福成：《庸庵文别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19、221页。

[10]《翁文恭公日记》（光绪十三年正月初十日、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转引自张立真：《曾纪泽传》，辽宁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61页。

[11]《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9，第2页。

[12]罗光：《陆徵祥传》，台北商务印书馆1967年版，第26页。

[13]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84页。按：福士达，John W.Foste（r1836—1917），美国政治家，曾被李鸿章聘为顾问参与中日马关条约谈判。

[14]陈元晖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第142—143页。

[15]《1901年美国对华外交档案》，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146页。

[16]朱寿朋编，张静庐等校点：《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总第4858—4859页。

[17]同上，总第4889—4890页。

[18]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台北传统文学出版社1970年版，第39页。

[19]［澳］骆惠敏编、刘桂梁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上卷，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708页。

[20]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870、874、884页。

[21]《东方杂志》，第3年，第8期，外交。

[22]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48、63页。

[23]《东方杂志》，第4年，第2期，外交。

[24]《外交官领事官任用暂行章程》，《大公报》（1912年12月5日）。

[25]杨玉清：《我所知道的顾维钧》，《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中国之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199页。

[26]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7页。

[27]张太雷：《顾维钧就外长职和中国国际地位》，载《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98—399页。

[28]严复：《论教育书》，《外交报》第九、十期，载《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110页。关于张元济与严复的争论，参见张荣华：《张元济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9—33页。

[29]同上，第111页。

[30]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36—337页。

[31]曾纪泽：《曾纪译遗集》，第194—195页。

[32]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225—226页。

[33]《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715页。

[34]王彦威辑，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卷3，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年版，第14页。

[35]《军机处录副奏折外交类档案》，北京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藏档第1465号。

[36]施肇基：《施肇基早年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28页。

[37]骆惠敏编，刘桂梁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下卷，第656页。

[38]施肇基：《施肇基早年回记录》，第40页。

[39]骆惠敏编，刘桂梁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上卷，第311页。

[40]施肇基：《施肇基早年回记录》，第42页。

[41]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记》，第47页。

[42]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98—100页。

[43]L.Pomerantz-Zhang，Wu Tingfan（g1842-1922），Reform and Modernization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92，pp.96-97.

[44]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907页。

[45]同上，第874页。

[46]同上，第851页。

[47]《修律大臣伍廷芳奏呈刑事民事诉讼法则》，载伍廷芳等：《大清新编法典》，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年版。

[48]《光绪朝东华录》，总第5732页。

[49]L.Pomerantz-Zhang，op.cit.，pp.248-250.

[50]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152页。

[51]罗光：《陆徵祥传》，第64页。

[52]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31—35页。

[53]甘簃：《睇向斋臆谈》《，近代裨海》第13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76页。

[54]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97页。

[55]同上，第266页。

[56]同上，第252页。

[57]同上，第272页。

[58]罗光：《陆徵祥传》，第117页。

[59]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96—397页。

[60]张太雷：《顾维钧就外长职和中国国际地位》，第3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