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职业外交家顾维钧

近代以前，中国无所谓外交。有之，则所谓理藩是也。堂堂华夏之外，无非四夷；甚至巍巍天朝的清廷之外，亦是番邦（实际上后金正是明的番邦）。理藩理番，其事一也，承平则纳贡、朝觐，战乱则安抚、征讨。祖宗成法，千年如此，是不能变更的。马嘎尔尼使团访华，阿美士德号东来，诚有觊觎之心，然其主旨，则在破藩篱，建立外交关系。前者尚能见乾隆一面，后者则全然无功而返。相继碰壁，势所必然。

这种局面，靠了帝国主义的兵舰枪炮打破，其事可愤，其情可悲。又历年所，近代意义的外交事务浸假以成，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算是有了一个办外交的机构，而相继派遣出使大臣，算是有了驻外公使。从一种意义上说，奕䜣、李鸿章以至于驻外使臣郭嵩焘、曾纪泽、张荫桓等，是我国的第一代外交家。然而，他们都不是职业外交家。从名义上看，所谓外务，即是洋务，亦即前于此所称的夷务。奇怪的是，近代史专家常所议论的洋务，往往多非外务而系内政。概念的混乱，当由于实际的混淆所致。这就说明，外务究竟是什么，其时也还不是那么清楚。

其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领班大臣，更替频繁，责无专司。也就是说，晚清之际，并没有专管外交名实相符的领导班子。至于出使大臣更多临事膺命，任期无常，亦少在各国之间作调动。如郭嵩焘、曾纪泽、张荫桓三人，可算有眼光有成就的外交家，郭嵩焘能渐明西事，知西学非只以奇技淫巧见长，其典章文物制度实多可取，只学西方之物质是仅得其皮毛。可是，就因为他发表了这样惊世骇俗的怪论，以致不能终于外交战线，归国郁郁以终。曾纪泽出使英法，兼使俄，修订中俄条约有成，赫然一功，回国后，尽管曾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职，为时不长；而分别参与和法英的有关谈判，实是临时性质，本职工作实在内政上转来转去。张荫桓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办事多年，是一位能员，出使美日秘，亦有成，但也没有被任命在外交战线坚持下去，最后且先被充军后杀头。因此，可以这么说，清末，有了第一代外交家，但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职业外交家。

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家，当始于辛亥以后之袁世凯及历代北洋政府，其中个别人物，或在清末即开始外交生活，但作为一代人来讲，其诞生当在辛亥以后。在这一代可数的著名人物中，有伍廷芳、伍朝枢、陆徵祥、曹汝霖、施肇基、王正廷、顾维钧等。论资历，顾维钧低于上举诸人，然论服务外交年限之长，贡献之大，则非顾维钧莫属。顾维钧于一九一二年二十四岁之时自美学成归国，任总统袁世凯及国务总理唐绍仪的英文秘书，开始接触外交事务，至一九六七年以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兼副庭长退休，服务外交界长达五十五年，在世界上亦属罕见，可谓真正的职业外交家。顾维钧一生所历，诸多中国及国际重要事务，他是当之无愧的历史见证人。研究顾维钧，是研究现代史的组成部分。长达五百余万字的《顾维钧回忆录》出版，为顾维钧研究和中国现代史外交史研究，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高克留学日本，为博士研究生，以其长期研究所得，写成《外交家与战争——顾维钧外交官生涯片断》一书，卓然有识，成其系统，对于顾维钧研究和中国外交史研究，可有推进，值得欢迎。此书名为“生涯片断”，盖以截取顾氏一生外交生活中参加国联李顿调查团此一重要经历为全书的骨干，上溯初涉外交和参加巴黎和会，下及七·七事变后中国战时外交政策的转变，意欲以此而探索政治和外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历史意义。此意可嘉，此志可取，其作，非只泛泛的叙述而已，可谓为后来的研究辟了蹊径。

我以为，顾氏一生外交生涯，在精神上的支柱是爱国主义，而其最可敬的态度，则是勇于任事。他一生中最重要事迹，是参加巴黎和会及国联李顿调查团。一九一九年参加巴黎和会时，顾氏年方而立，在代表团陆徵祥、施肇基、王正廷、魏宸祖诸人中，位居后进。首席代表陆徵祥，敷衍塞责，以病为辞，临事推卸，甚而一度人也失踪了，施、王诸人亦互相推诿，不敢以理在会议力争，甚至对于极重要的一次会议——向和会最具权力机构的十人会议报告山东问题，陆、施、王均不愿参加，后来王表示参加，但拒不作报告，顾维钧勇于任事，以代表身份痛陈山东问题经过及中国态度，历时半小时，义正词严，那些强权政治的代表，美国总统威尔逊、国务卿兰辛，英国首相路易·乔治，外相巴尔福，都离席与顾氏握手道贺。此后，历尽艰难，代表团努力均告失败，终而以坚决的态度拒签和约，向全世界表示了中国不可欺。其间，最勇于任事者，也是顾维钧。五四运动所表现的全国人民爱国精神与顾氏的爱国精神相符合，便能临事以勇。顾氏晚年回答他在巴黎和会上何以有如是勇气问题时说：“这很简单。我满腔热忱，爱国情深，只想为国家做点事。山东是我们的国土，德国是我们的敌国。敌人既败，应把从前在我领土内强夺去的权益归还我国，是名正言顺之事，既符国际公法，也合公理正义，自勿需假手日本还我河山。我相信凡是有正义感的人，对我国只有同情，只有赞助；对日本的强词夺理只有驳斥，只有厌弃。”⁽¹⁾正因为顾维钧深具爱国精神，且勇于任事，同样在作为中国代表参加国联李顿调查的全部活动中，才能不顾日人多次的威胁暗害，大义所在，据理力争。于全局言，李顿调查团是失败了，所采取者是妥协的态度，此国联的使命所以然，时势所以然，顾维钧是尽了力的，不足为责。

抄一段郭嵩焘奏折的话：“交涉之方，不外理势。势者人与我共，可者与，不可者拒。理者所以自处。势足而理直，固不可违；势不足而别无可恃，尤恃理以折。”这是当强邻压境时，郭嵩焘提出的外交之方。不幸四五十年之后的顾维钧办外交的时代，中国仍处于强邻压境之势，顾维钧所执以处理外交之方，亦在得其“势足而理直”，“恃理以折”。此所以为明智也。高克此书，其所分析，亦得此理，是以可取，是以能有所见，读后可以明白，顾维钧处于其“势”之下所持之“理”之必然和必要。

一九九五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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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袁道丰《顾维钧其人其事》第一一〇页，台北：商务印书馆一九八八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