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顾”求贤

为解决襄樊轻纺工业生产发展存在的问题，市委决定，将西安作为襄樊市大规模引进科技人才的重点。西安为什么会成为重点呢？

任何社会，人的吃、穿是生存的最基本需求，吃要种粮，穿要织布。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旧政权留下的烂摊子，人民政府开始了全力治理。经过两年的努力，1952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79亿元，全国棉花产量2607万吨，全国棉纱产量65.7万吨，棉布产量38亿米，当时5亿人口，夏要穿衣，冬要盖被，这么点棉布，人均不过几米，供需矛盾十分突出。中共中央、政务院要求纺织工业部门大力发展纺织工业。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棉纺织工业主要集中在江苏、山东、辽宁和上海、天津3省2市，而中国的棉花主要产区集中在河北、山东、河南、湖北、陕西五省，这五省的棉花产量占全国72%。生产基地远离棉花产区，这显然不符合工业生产规律。时任纺织工业部部长钱之光对发展纺织工业的布局作出战略决策：建设新的纺织工业基地要原料、市场、劳动力三者兼顾。根据这一原则，盛产棉花的华北、西北、中原和消费市场巨大的北京成为新纺织下业基地的候选地。中国经济实力有限，发展纺织工业也要靠“老大哥”帮忙。20世纪50年代，苏联援建中国156个工业项目中，纺织工业是重点之一，经过中苏专家共同商讨后报国家批准， “一五”期间，在石家庄、郑州、西安和北京建设大型棉纺织工业基地并在接近羊毛产地的乌鲁木齐、银川、西宁等地，建立毛纺织生产基地。为适应新建纺织工业基地的需要，1952年7月，纺织工业部成立基本建设局并组建基本建设局设计公司，各大区纺织工业管理局也成立基本建设处并组建了部直属的华北、西北、华东、中南等4个建筑工程公司，确定由上海、天津、青岛等老纺织工业基地分别对口支援新基地。因为盛产棉花且地处西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安得以成为国家发展纺织工业的重要基地，从“一五”起到“二五”期间，从西安灞桥到咸阳，先后建设了十几个大型棉纺织工厂，西安成为我国西北地区的棉纺织工业中心。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西安地区轻纺工业不光出了产品，也培养了一支力量雄厚的科技、生产、管理人才队伍，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力量已经很富裕，富裕到有余了。据了解，西安地区的棉纺工业有很多技术、管理人员都是五六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但由于中国城市农村二元结构的现实，很多家属在农村的技术人员都处于夫妻分居状态，和北京、上海一样，西安也无法解决这些问题，这就给了襄樊这样新兴的中等城市以“可乘之机”。虽说人家有富裕之才，但在地方部门所有制的体制下，“扛着锄头去挖人家墙角”，人家会做何想法？这可是颇费思量的问题。

时任湖北省委书记陈丕显和时任陕西省委书记马文瑞在战争年代就是战友，战争年代的战友之情都是“割头换颈”的生死之情，可否请省委书记给陕西省的马书记打打招呼呢？中国有句俗话：“想什么来什么”，就在这个时候，湖北省委办公厅来电话：省委书记陈丕显要来襄樊视察。对于襄樊人来说，这是送上门的“机会”。陈丕显按时来到襄樊，在全面工作汇报间歇之际，李世久插空将技术人员缺乏对襄樊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的事做了简要汇报。李世久的汇报引起陈丕显的重视。李世久回忆：“陈书记说，你们反映的情况很重要，你们的想法也很不错，到人才富裕的地方去引进，给人家解决困难，也给自己解决问题，这是件好事。他立即交代秘书：你按照李世久书记的话给马文瑞同志写封信，写好后我签个字。”

这封重要的信件很快送达马文瑞手中，马文瑞很重战友情，立即批示给陕西省委秘书长，省委秘书长按照马书记的批示，给陕西省纺织工业局局长边锋打招呼，要他们做好接待工作。开头炮打响，1978年底，李世久带领襄樊一干人马到达西安，住进西安市的人民饭店。第一次到边锋的办公室，恰逢纺织工业部一位领导来陕西，边锋接待领导，不在办公室。第二次去见到了边锋，讲明来意后，边锋表示：我们知道了。边锋是个典型的关西大汉，高高的个子，说起话来高喉咙大嗓门：“你们襄樊需要纺织人才，我们陕西就不需要？”

李世久一惊，他就担心对方怀疑襄樊市来“挖墙脚”。赶紧解释，一面给对方戴高帽子，诸如西安市大城市，纺织工业是老基地，有富裕人才，希望支持我们中等城市等等，一面委婉地声称只是希望陕西支持一点富裕的人才，他特别强调“富裕”的，以免给别人留下“挖墙脚”之嫌。边锋何尝不知道，湖北省委书记给自己的省委书记写信， 自己的省委书记又专门打招呼，这件事情肯定要办，但如何办就很有讲究了。他表示：“此事重大，我个人无权表态，需要开党委会研究如何落实马书记的批示。”

话已至此，李世久只得告退。几天后，李世久电话联系边锋，边锋让他后天去。住在外面办外交，又是上门求人，又担心事情有闪失，那两天，李世久心中有如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寝食不安。预定时间一到，他立即赶到边锋办公室。边锋称：“省委来电话交代的事，我们要服从，至于能否解决，解决多少，那需要看具体情况，此事交给我们徐副局长，他分管政工、劳资、干部管理等工作，你们所提问题由他全权解决。”意思很清楚，上级要求我们照办，但具体数额，那就要“看着办”。至于问题交给副手来承办，很明显，这是留下一个回转的余地。在他的安排下，李世久等人与徐副局长见了面。徐副局长到底是承办具体事务的人，细致周详。他先是问：“襄樊具体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李世久等人递上所需人才类别清单。徐副局长看看单子又问：“你们有些什么条件”？

李世久等人详细告知襄樊市委的一系列决定。徐明显表现出不相信，话语中充满怀疑：“你们说你们能为科技人员解决夫妻分居、解决农村户口商品粮、解决子女就业，这都是与现行政策冲突的问题，这怎么可能呢？难倒你们就不是党领导？”

虽然李世久等人反复陈述，但这位徐副局长声称还有事，李世久等人只得离去。被人怀疑受到冷落，一路上随行人员也情绪低落。虽然内心焦急，但李世久还要给随行的人打气。第二天他再联系这位徐副局长，竟然被告知出差了，这可急坏了李世久，于是赶忙联系陕西省纺织局办公室，得知时间不长，数日即回，这才稍稍安定。

一行人在西安度日如年，虽然西安的名胜古迹到处都是，但一行人哪有心思游览？时值冬令，西北寒风瑟瑟，大风吹起，整个西安尘土飞扬，一片灰黄。好不容易等到徐副局长回来，李世久等人立即赶到。徐副局长开口就问：“你们给我说个实话，这城市户口你们究竟能否解决？你们那个城市的就业岗位究竟有多少？是不是所有调动人员去了都有房子住？”

李世久回忆：“说实话，刚见到他时，心里还忐忑不安，听到他的问题，我的心里反而踏实了。他的问话说明，他实实在在思考了我们的事情；他那里一定有不少需要解决此类问题的人。他是为我们襄樊为何敢于做这样的事情而困惑。于是我详详细细地向他讲了襄樊市经济发展遇到了怎样的问题，市委常委会是怎样研究解决问题的。这在我们襄樊并不是头一次，早在几年前‘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就在北京中科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院所引进了好几百名科技人才，这些人才正在我们那里发挥作用，他们的两地分居、农村户口、子女就业、住房问题都已经解决，谓予不信，我们请你们派人到襄樊实地考察。”

听完李世久一番话，徐副局长叹一声：“说个实话，我们系统要求解决这些问题的人太多了。”他刷地起身打开身边的铁皮办公柜，指着里面堆得满满的档案袋说：“你看看，这些都是各个企业科技人员写给我的信，要求解决家属户口问题、两地分居问题、住房问题的。但他们的这些要求都涉及党和国家的现行政策，我们哪里有能力解决呢？”他摇摇头，重复了一句：“一个也没解决。不是我不解决，在我们这里，这些政策问题就像西安的城墙，靠个人的双腿那是无法逾越的。”

看到他亮了底牌，李世久觉得心里敞亮了，他随口接上：“你们这里不能解决，我们那里就能解决。我是襄樊市委副书记，市委市政府授权我们现场解决问题。”他这次随行的共有几人，全是襄樊市的各路“大员”：组织部长、公安局长、劳动局长、人事局长、粮食局长、工业局长，李世久将这些人一一介绍并让他们亮出随身携带的“家伙”：印鉴、空白调令、调函、粮食供应本等。看到这些东西，徐副局长瞪圆了眼，他一边端详着这些物件，一边不停地摇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不可想象，不可思议，我老徐也是个有几十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我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事情。”

徐副局长的疑惑的确在情理之中，但我们能责怪徐副局长吗？在那个时候，“全国一盘棋”，政策在哪里都是一样的，为什么襄樊敢这样做？为什么襄樊能这样做？这的确是让很多人难以理解的事情。实事求是是党的理论的精髓，为了发展经济，敢于碰触“天条”、敢于“出轨”、敢于“越矩”，都是为了党和国家的事业，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实事求是，敢于打破思想禁锢，冲破制度的藩篱，这正是改革开放最需要的精神。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邓小平号召解放思想，提出“摸着石头过河”，国内才出现“遇到红灯绕着走”，深圳才出现敢于蔑视档案、户籍的权威，以“三不要”政策招揽人才。谁能想到，襄樊早在十年前就这样做了，襄樊是全国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襄樊的所作所为正是对邓小平同志“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精神的精彩诠释。在“文革”时期，邓小平同志敢于顶着“帽子”、“棍子”大张旗鼓地“整顿”，不就是对“天条”的触碰吗？胡耀邦同志在中国科学院的“汇报提纲”里破天荒地提出“科技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不正是顶着“反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吓人的大帽子吗？邓小平、胡耀邦等人正是“文革”中解放思想的先行者。难能可贵的是，襄樊人的这种解放思想，敢于碰触“天条”也是在“文革”时就开始了，曹野、郝逢武、鄂万友等人也为此付出过代价。襄樊这次在西安引进人才已经是改革开放元年，仍然遇到此类不理解，足以说明，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解放思想任重道远。

徐副局长将李世久等人带来的公章和调令、调函一个一个仔细端详，口里连续不断：“好，好好，好。”放下这些物件，他对李世久等人说：“你们先回去，后天再来。”

李世久回忆：“我心里明白，事情有眉目了，他一定是先向局长汇报，再商量放不放人，放哪些人。”这天回去，李世久等人终于吃了碗顺心饭，晚上倒头就睡，一觉睡到自然醒。隔了一天，他们如约来到徐副局长办公室，这一次，徐副局长态度大变，见面握手，然后奉烟、倒茶。在他的眼里，襄樊来的这几个人是来帮他解决难题来了，来帮他解决他们解决不了的难题。徐副局长说：“我已经向边局长汇报了，边局长说，如果你们真的能解决这些问题，那你们真是给我们帮了大忙了。”说到这里，徐副局长眼睛红了，喉头有些哽塞：“多少年了，我们这些同志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我们对不起他们！他们都是我们的骨干，在我们纺织系统工作了十几年，有的几十年，到现在我们连他们老婆的户口问题也解决不了，我们对不起他们！只要你们真的能解决他们的问题，我们尽量动员他们去，你们先安心等候。”徐副局长安排政工处长立即与各企业联系，核实要走的技术人员的名单。

李世久等人出来已经大半个月，好不容易有了结果，心里坦然了许多。但坐着等心里仍然不踏实，有人提议，与其坐着等不如我们自己到一些大型棉纺厂去实地考察。李世久一击掌：“走，我们自己去。”在一家棉纺厂，他们与厂长书记见了面，因为纺织局已经打过招呼，双方谈得也顺利，到了中午，他们谢绝了厂里的安排， 自行来到职工食堂站队买饭，吃饭时主动与周边的人交谈， 自我介绍来自何方，所来何为。听说他们是襄樊市委的领导，专程来西安引进纺织技术人才的，食堂里顿时热闹起来。近百人将他们围在中间，各种各样的问题让他们应接不暇，直到上班铃声响了，围着的人群才慢慢散去。当天晚上就有人按照他们留下的地址找来了。李世久回忆：“第一个来的是西北国棉五厂的一个总工程师，他原来是一个大学的副教授，他的夫人户口在农村，十几年了一直没解决，50多岁的人了，讲到伤心处，眼泪叭嗒叭嗒往下淌。他说，因为户口问题，他的老婆总觉得低人一等，心情长期压抑，他对不起自己的老婆，他坚决要走，他想过一家人团聚在一起的正常人过的日子。最后，这位总工程师是第一个来的。到了襄樊棉织厂，我们仍旧任命他担任总工程师。”

接下来的问题便顺理成章了，那段日子，西安的人才引进小组每天与引进对象见面，谈话，调阅档案，签发调令、调函，忙得不亦乐乎。前后三个月的时间，从西安棉纺织系统共调来127人。这一百多人上至总工程师，中间的有车间主任、工段长、生产调度，下至车间的高级技工、生产骨干。这些人到了襄樊走进棉纺厂就能上岗工作，对于他们来说，纺纱、织布、印染的工作环境都是熟悉的，只不过生活的城市从陕西西安变成了湖北襄樊。这些人在西安的工厂里都是挑大梁的，到了襄樊，个个按原职位安排工作，而且做到有职有权。“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他们到襄樊的棉纺企业接手管理后很快就发现：工厂生产管理混乱，职工不规范，设备维修保养不及时，他们立即安排，一部分关键岗位职工到西安棉纺厂去跟班实习，一部分在厂里办短训班，生产管理全部按照原来西安工厂的来。经过这些引进人才的一番“调教”，短短几个月，襄樊棉织厂、印染厂等纺织系统的主要企业面貌大变，产品优良率由不足50%飙升到85%以上，企业当年就转亏为赢。李世久回忆：“不夸张地讲，这127人的到来，使襄樊棉纺织企业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襄樊棉织厂在原来500台新型宽幅织机的基础上，再次扩建厂房，购进500台宽幅织机，企业的效益出现惊人的翻番。”有心人对李世久到西安纺织局登门引进人才的次数做了统计：7次，于是套用当年刘备“三顾茅庐”，称为“七顾求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