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谱与顾祠_顾炎武的事迹
明清两代的撰述，许多作品都会有多人列名“参校”，不少文字狱案件即根据这个名单大肆株连。但是审理的结果，往往是列名的人员对该著作并无贡献，甚至本人毫不知情，之所以罗列名流，无非是借重时贤，以壮声色而已。年谱类的著作也不例外，被列名的人士有时是谱主门生故旧，有时是同乡同年，有时是硕儒名宿，至于有没有参与年谱的编纂，还要其他的证据来证明。
张穆本亭林年谱列名参校的是鄞县王梓材、高要苏廷魁、道州何绍基、日照许瀚、肃宁苗夔、晋江陈庆镛、安丘王筠、顺德罗惇衍、武进赵振祚[86]。这几个人当中，王梓材（1792—1851）是何绍基之父何凌汉的门生，当时正在北京，受何凌汉的委托整理黄宗羲《宋元学案》；苏廷魁（1800—1878）时任福建道监察御史，正直敢言，是著名的“谏垣三直”之一；许瀚（1797—1866）是著名的文字学家和金石学家，当时在日照家中，张穆与他多次通信，讨论顾谱的编纂；苗夔（1783—1857）是时任户部尚书兼军机大臣祁寯藻的门客，专研《说文》；陈庆镛（1795—1858）时任江南道监察御史，也是“谏垣三直”之一；王筠（1784—1854）曾著《说文事例》，是当时重要的文字学家；罗惇衍（1814—1874）时为翰林院侍讲；赵振祚（？—1860）是张穆的妻兄，时任詹事府赞善。这些人中，除了许瀚和王筠不在北京，其余互相形成了一个由学者和清流组成的交游圈子（徐松如果没有出京为官，肯定也会是这个圈子的成员），而这个圈子的旗帜就是顾炎武。张穆本亭林年谱中，引用何绍基、许瀚、王筠按语的地方甚多，张穆与许瀚、王筠往复讨论顾谱的信件，现在还有几封保留下来，足见列名参校并非虚文，而张穆本亭林年谱也称得上是这个交游圈子的集体成果。他们为了表彰顾炎武做了两件事，一是编辑刊刻顾炎武年谱，二是创建顾炎武祠，发起对顾炎武的常规祭祀。
张穆最早萌生给顾炎武建立专祠祭祀的想法，是因为从何绍基那里看到车持谦本亭林年谱，得知了顾炎武的生日是在万历四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参见第二章第二节）；而张穆创建顾祠与编纂顾谱，也有明确的并行关系：“道光二十三年，穆与太史（何绍基）创议，勼赀为先生建祠堂于京师慈仁寺西偏。既成，太史谓穆曰，先生踪迹甚奇，学者或不尽知，子盍比而叙之，以贻后进乎？”[87]
张穆本亭林年谱的刻成，在道光二十四年的十一月。何绍基当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云：“张石州来，知《顾亭林年谱》已刻成，可喜之至。”十二月初六、初七，何绍基又以两日之功校对顾谱，并在结束之后前往亭林祠祭拜[88]。这一近乎宗教性的行为，显示出顾炎武对于他们而言，其意义已经不限于学术上的宗主或者私淑的对象，而具有了某种人格的神性。当道光二十四年二月十四日顾祠举行第一次会祭活动的时候，列名参校顾谱者大多与祭，而张本《亭林年谱》也对顾祠事记载特详，不仅记录了顾祠的发起，全文收录了张穆所撰两篇祭文及何绍基《别顾先生祠》诗，甚至还包括捐资兴建顾祠的名录[89]。顾祠和顾谱，一个是建筑的传记，一个是纸上的祠堂，两者相辅而行，共同掀起近代思想史上尊顾的热潮。(www.guayunfan.com)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