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平乱的顾祠同人_顾炎武的事迹

参与平乱的顾祠同人_顾炎武的事迹

在道光二十七年的春祭首次与祭的吕贤基是道咸之际顾祠会祭的重要参与者。吕贤基（？—1853）字鹤田，安徽旌德人，时任吏科掌印给事中。道光二十二至二十三年，吕贤基先后任湖广道监察御史、掌山东道监察御史、礼科给事中，二十三年丁父忧，二十六年起复，次年就参与了顾祠会祭。吕贤基在言官任上的表现，虽然据何绍基说是“同时与苏赓堂、朱伯韩以能建言，有声于时，称三御史”，但同时又说他“正直雍容”，似乎有所保留[158]。从现存的吕贤基奏稿来看，吕贤基固然没有陈庆镛那样弹劾重臣的惊人之举，但也屡上弹章，建言献策[159]。李元度作的传记说他“在台垣抗直敢言，感时事至涕泣不食，每入对，痛切沥陈，声泪俱下”[160]。自此次参与顾祠会祭以后，吕贤基每会必与，直到咸丰元年他擢升工部左侍郎、出典浙江乡试。

咸丰三年正月，吕贤基受命前往安徽办理团练。八月，安庆第三次被太平军占领，当时吕贤基正从六安赴霍山，闻讯折回，在舒城、桐城招募团练，为官军声援。十月舒城陷落，吕贤基与徐启山同时罹难[161]。吕贤基的传记说他“恂恂儒者，不知兵”，而且办理团练之时又无兵无食，“但提空名杀贼，以忠义激励乡人”，虽然未必能遏“方张之寇”，但是“狂寇既逼，誓死殉城”，仍称得上是忠臣，所以予谥文节，入祀京师及本籍昭忠祠，咸丰八年又入祀乡贤祠[162]。

比起吕贤基的“空名杀贼”，同为顾祠中人的朱琦在太平乱中有更重要的表现。道光二十八年，朱琦回到桂林，任秀峰书院山长，讲学里中。三十年，太平乱起，林则徐起为钦差大臣，中途病逝，李星沅为代，驰往广西平叛，年底抵广西，驻扎柳州，次年初，朱琦入李星沅幕中。月余之后，朱琦奉命组织团练。太平军张嘉祥来降，疑虑者颇多，朱琦力保其无虞，这位张嘉祥后来改名张国梁，成为清军中的著名将领[163]。

咸丰六年，朱琦以团练功升道员候补，再次回到北京，又重新参与到顾祠会祭中来。咸丰六年的春祭、生日祭，咸丰七年的春祭、生日祭、秋祭，咸丰八年的春祭，朱琦都曾参加。咸丰八年，朱琦跟随钦差大臣桂良到江苏。咸丰十年，入浙江巡抚王有龄幕中赴杭州。咸丰十一年，“总办团练，贼既围城，琦守清波门，督士卒守御，无间昼夜……城陷，琦死之。”[164](www.guayunfan.com)陈庆镛也是回乡办理团练的京官中之一员，不过他的敌人并不是太平天国，而是福建地方的民变。咸丰即位，下诏求贤，陈庆镛因朱凤标、林则徐之荐，起用为监察御史。不久“闽境盗起，泉、漳、兴、永之间，稂莠蔓延”，陈庆镛上疏条陈防堵事宜，“洞合机要，有诏回乡办理团练”。抵家之后，陈庆镛与地方官吏合力经营团练，因为他居官声名甚著，资历又老，地方官往往拱手受教，因而在镇压民乱、安定地方方面起到很大作用，“方事之殷也，官或发一令、敛一钱，必假公名。”[165]其后，福建爆发林俊起义，并与太平军联通，全闽震动，陈庆镛率众固守泉州城[166]，之后还单车赴敌营，陈说利害，据说敌军因而解散，首领只身逃遁。咸丰八年八月，陈庆镛积劳成疾，逝于泉州团练公所[167]。

苏廷魁也在道光三十年奉召回京，得任工科掌印给事中，还参与了咸丰元年顾祠的春祭。次年以丁忧回籍，协同督抚筹备经费。咸丰四年，他“陈请大府提银万两给旗员养练，余丁助剿”，颇有效用；三水守城之役，无三日之粮，苏廷魁“设法从间道转运，不但顾城活全，实为西北两江保障”，地方官称“吾辈受庇于绅士，良可愧也”。八年，奉旨督办团练，驻守肇庆。十年，受两广总督劳崇光之托，戮力守肇庆，城得以完[168]。

像苏廷魁这样，由京官而转为地方“绅士”，进而在对抗太平天国战乱中起到重要作用的顾祠同人相当多。例如冯桂芬在苏州办理团练，并且募饷二十余万两，支援围困天京的江南大营[169]；赵振祚在原籍常州办理团练，“集赀置保卫局，募兵购械，仿行保甲，人心以安”，咸丰十年死于缉捕“土盗”之役[170]；王茂荫咸丰元年迁任御史，屡屡就战事建言，“言事侃侃，文宗颇向用”[171]；吴嘉宾在江楚督办团练，同治三年战殁于南丰[172]；邵懿辰在杭州与巡抚王有龄固守，“朝夕策战备”，城陷，“骂贼而死”[173]；王东槐在湖北盐法道任上，由岳阳调防武昌，太平军攻占武昌时全家殉难[174]；严正基伤心于士大夫殉难之惨，作《悯忠草》102首，以免死难者“与草木同澌灭”?[175]，等等。

顾祠同人曾将死于太平天国之乱的吕贤基、王东槐祔祀于顾祠之内，孔宪彝的祭文在回顾了二人死难的情形之后说，“忆昔在京，同祭亭林，今届春祠，不闻足音。同志渐稀，寥落数子，设位祔君，痛哉至此”[176]。顾祠同人在平定太平战乱中的表现说明，太平天国时期地方精英的崛起有着超越地方的政治背景，至少对于相当一部分在地方发挥作用的“乡绅”来说，他们所凭借以实现其影响的社会资源，多是在中央任职或者在京城游历时所获取的。咸丰八年，朱琦离京，顾祠同人冯志沂写了一篇序送他：

国家惩明之弊，制士大夫居乡者不得预公事，诸生不得上书言时政得失，故今之号为乡绅者，莫能以威福暴乡里。而势既处于积轻，一旦有事，欲出其身为桑梓捍灾患，官吏皆得掣其肘，而莫能以有为。军兴以来，劝捐劝赈，所在皆是，官吏不能得之于民，则使乡绅任之，富商大贾宁贿胥役自免，而不顾公家之急。乡绅任其事者宽假之，则官吏怒其不我助；操之蹙，则其里之富人皆雠视之。故士大夫居乡者在今日尤难，其膺朝命、司团练者，提空名于官民之间，则所处愈益难，非其立朝大节有以深服乎官吏之心、而素行信于乡里者，莫敢出任事，强任焉亦无不偾败者。[177]

官员回籍办理团练，守护地方，所面临的最大问题还不是农民军之威胁，而是与地方官的权力争夺。冯志沂认为，朱琦之所以能在地方起到中坚作用，关键还在于他的“立朝大节”，也就是朱琦在监察御史任上积累下的声望和资历，而朱琦的声望则大部来源于他在鸦片战争时期反对和议的强硬态度。

道光后期，外忧内患在士大夫群体中引发了强烈的焦虑，这种焦虑又和残明历史和遗献的复活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强调忠义、针砭士风的思潮，顾炎武祠的建立即是其结果。对政治气节的渲染是对朝廷政治需求的回应，但也给政治中枢处理内政外交施加了不少压力，其具体表现则是以固有的世界秩序观念来反对议和，以固有的政治道德观念来反对内政中的权宜。不过，这一切也激发了汉族士人对于国家政权前所未有的忠诚感，这种精神层面的动因，应该和保护家乡的实际利益考量一样，同样驱使他们在国家受到太平军威胁的时候投入各地的军事行动，进而延长了清帝国的寿命。徐鼒的个人生命历程，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