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祠与《肇域志》的流传_顾炎武的事迹

顾祠与《肇域志》的流传_顾炎武的事迹

顾炎武的《肇域志》是一部明代全国地理总志。该书初创于崇祯十二年（1639），经过“二十余年之苦心”[148]，方才辑成初稿，撰述过程跨越了明清两代。在顾炎武的构想中，《肇域志》与《天下郡国利病书》相辅而行，“一为舆地之记，一为利病之书”[149]，代表了顾氏舆地学的最高成就。

但是，两书的命运却绝然不同：《天下郡国利病书》在顾氏身后不久就有了整理的本子，《肇域志》却长期被埋没，学人只知其名，未见其书。究其原因，除了《肇域志》卷帙浩繁之外，主要还在于它是一部史料的抄集，而且未经整理删定，体例也不尽统一，实际上是一部未写定的著作。

乾隆五十八年，德清许庆宗从粤东李氏手中买得《肇域志》的稿本，而李氏则购自吴门[150]。根据许氏友人胡虔的记述：“乾隆癸丑正月，周生公车过桐城，告虔曰：‘予得《肇域志》于广南’”[151]，从此《肇域志》藏于许家。

同治六年顾祠生日祭，仁和许善长（1823—1889）第一次与祭，他在题名之后特别提到自己家藏有顾炎武《肇域志》的稿本，但却失却于太平天国之乱：“先生有《肇域志》手稿二十册，藏予家四世矣。每册约三十页，每页二十余行，蝇头细字，一笔不苟，续增者旁眉几满，读之恒苦目力不继。咸丰庚申岁，粤逆陷杭州，家藏书四十余橱散佚无有存者。或者先生有灵，默为呵护，此书尚在人间，窃愿海内同志留心咨访，什袭藏之，庶不泯先生苦心，藉以补予疏漏之过，幸甚。”(www.guayunfan.com)不过，在失陷之前，此书已经有了若干抄本流传出去。同治八年春祭，长沙周寿昌阔别顾祠十余年之后再度与祭，他看到许善长的题记，忆及自己曾经见过许家所藏的《肇域志》的稿本：“亭林先生《肇域志》一书，旧藏钱唐许氏。寿昌于道光甲午寓杭州曾一见之。其书系先生手辑，草书细字，旁行斜上，以朱笔勾点，间有涂乙。凡郡邑内乡村里社，十里五里小地名无不备载，险隘扼塞一览而知，自来志地理者所不能及。惟江南等处备载冢墓寺观，仝于《皇览》等书，而他省皆无之，此体例之尚未定者也。又中阙山东、江西、广西等省，必得补辑。先生前有小序数行，亦自云尚未成书，留待后来有志之士。此书真本闻粤寇陷浙第二次始被毁弃，幸海昌蒋寅昉曾录副本，行次朱点俱照原稿，几可敚真。同治元年，予在武昌遇蒋君，借此书在寓中两月，因恐孤本有失，属同年严渭春中丞照缮一副册，并属舍弟寿祺用朱笔照点一遍。中丞拟属寿昌补订成书，校刊以传，未几去官，遂不果。惜哉！然此书在人间已有两册矣。”按严树森（1814—1876）字渭春，四川新繁人，原籍陕西渭南，咸丰十一年至同治四年任湖北巡抚，清末民初时代著名藏书家严遨（雁峰，1855—1918）就是他的后人。现存《肇域志》抄本之一、整理本《肇域志》所据的底本之一就是严遨所收藏过的本子[152]，应该就是来自周寿昌嘱请严树森所录的副本。

蒋寅昉所录的副本后来又经辗转传抄，流传颇广。曾在道光二十五年参加过顾祠生日祭的武进张曜孙（1803—？）于咸丰十一年见到蒋氏的抄本，建议蒋氏“合同志数人，取《方舆纪要》、《郡国利病》诸书，与此书相勘，撷其菁华，去其繁衍，弥其缺佚，校其讹误，勒为一书，以终亭林先生之志，为拨乱致治者取法”，还表示自己也愿意参与到这项工作之中[153]。曾在道光二十七年参加过顾祠春祭的汪士铎在同治元年也见到了蒋寅昉的《肇域志》抄本，深为张穆未能见到这部书感到痛惜：“道光丁未，平定张石洲方为山西杨墨林刊未刊书，是时顾祠落成，先生《年谱》亦印就，如见是书，必为校刊，惜乎其不之见也，岂物之显晦有时耶？”[154]

汪士铎是《肇域志》的功臣。咸丰十年，左宗棠在深陷太平天国战乱的杭州觅得《肇域志》稿本，辗转为曾国藩所得。曾国藩将此稿本交给幕僚汪士铎整理，直到同治八年，汪士铎和成蓉镜据原稿本整理分析成五十册，拟作付刻的清本，可惜并未实现。究其原因，据在光绪九年参与顾祠春祭的徐树铭在《题名卷子》上说：“先生书惟《肇域志》未流播士林。丁卯冬初，树铭供浙江途中，晤九香前辈，知此书稿本已寄曾相，附金陵书局。嗣晤侯相语，则以援引诸文，非逐加雠校，恐未足为定本。然则亦此书副本焉，钞手诚不无伪脱也。文正归道山，其书存未卒之业，岂无补辑之成完书者乎？广西南界越裳，控滇黔，跨岭峤，险隘扼塞，原志所未及，则尤今日所当加意者矣。”徐树铭不知道汪士铎和成蓉镜已经整理了一个较为完善的本子，但这份题记透露出曾国藩对付刻《肇域志》的态度相当谨慎，也反映出这项工程的艰难浩大。

除了蒋寅昉和汪士铎抄录的本子，阮元也曾抄过一个副本。宣统元年顾祠秋祭，王仁俊在《题名卷子》上的题名记述了这段经过：

昔在光绪庚寅，贵筑黄陶楼师属编亭林先生舆地全书，以《肇域志》、《郡国利病书》、《宅京》、《东京考古录》、《山东考古录》诸书及《日知录》、《文集》中关涉舆地者分省辑入。惟《肇域志》系抄本，密行细楷，眉评犹精，陶师谓从仪征阮氏本传录者。后曾敦劝先以抄本录副，本已告成，凡签注斠记，多在副本，为分省编辑地也。而阮氏传录之本，则一字未敢增损，有所献疑，另为札记，为单行刻印地也。是年冬，陶师移藩湖北，十二月四日谢宾客，再同世兄奔丧哀毁，旋故。亭林先生地舆各编，南皮张文襄公属谢孝廉锺英为之校理，亦未付刊。后屡询《肇域志》于秦生世兄，亦未述告。是书之往来于胸中者垂二十年矣。去岁夏，故友严以盛之子启丰来见，后往报谒，则阮氏传录本二十厚册适见于案头，为之大喜。俊昔用朱书札记，亦仍旧贯，附于册尾。不知是稿何以归诸严氏。

这个本子的流传是阮元—黄彭年—严迪生，而终于不知下落。

许善长、阮元、周寿昌、汪士铎、王仁俊，这些与顾祠关系密切的数代人士先后参与到《肇域志》的收藏、抄录、整理、刊刻事业当中，这部重要著作的保存和流布有赖于他们持续的努力。顾祠会祭不仅代表了精神上的向慕和继承，也激发着后人保存先贤文献的热情，同时也体现出士人对帝国地理认识的扩张。在汪士铎为校刻《肇域志》所拟定的则例中，他希望能有“大力者取明《一统志》、《明会典》及本朝《一统志》、嘉庆十七年重修《会典》”等书，“以今日新添改府、厅、州、县为主”，将地方各项事宜分类列入小注，以“成一吏治之书”，而他所提出应当参考的书籍，于为首的《大清一统志》、《大清会典》两部官书之后，即开列徐松的《西域水道记》、《新疆赋》及《西域传补注》三种，然后是张穆《蒙古游牧记》，魏源《圣武记》及《海国图志》也都在其中[155]。尝试增补边疆及域外的知识，这是汪士铎设想中的对顾炎武舆地学的极其重要的改造，也反映出经过西北史地之学的洗礼之后，中原士人对于政治地理的新认知。联想到汪士铎不仅是慈仁寺顾祠的参与者，同时更仿慈仁顾祠之例，在南京也创建了顾炎武祠[156]，则顾炎武、顾炎武的舆地学作品及顾炎武祠堂中的交游活动对于这一进程的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