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顾祠会祭中的宋学家_顾炎武的事迹

早期顾祠会祭中的宋学家_顾炎武的事迹

道咸之际，顾祠会祭的参与者中出现了邵懿辰（字位西，1810— 1861）、孙鼎臣（字芝房，1819—1859）、刘传莹（字茮云，1818—1848）的名字：邵懿辰曾两次参与顾祠会祭（道光二十七年、三十年生日祭），还有一次期而未至（道光三十年秋祭）；孙鼎臣参与了道光二十六年春祭，二十七年生日祭、秋祭，二十八年生日祭、秋祭，三十年生日祭（期而未至）、秋祭，咸丰元年春祭，二年春祭，七年秋祭，共计十次；刘传莹参与了道光二十五年生日祭，二十六年春祭，二十七年生日祭、秋祭，共四次。这几位都属于宋学中人，而且都对考证学持鲜明的批评态度，他们参与到考证学宗师顾炎武祠堂的祭祀中来，别具意味。

邵懿辰是晚清宋学复兴中的重要人物，他的《礼经通论》对考据学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最终殉难于太平天国攻陷杭州时的结局，也被时人认为是深具理学修养的表现。[74]在写于道光十五年的《仪宋堂记》中，邵懿辰表达了他对于汉宋学的看法，他认为汉儒之于经典，是“为之训诂以通其意”，汉儒而后，“历千余年而宋诸儒出，因是得以推见圣人之底蕴，是汉之训诂，宋人非不见也，而所为推见圣人之底蕴者，汉儒不得而见，乃宋儒之所独得也”，宋儒后出转精，兼得汉儒之美，以清朝之世而追慕汉学，“此岂异夫立熟食火化之世，而追茹毛饮血之俗？”[75]推尊汉儒的人，往往会指称汉代“去古未远”，较能得古人真意，邵懿辰的论证与此恰相反对，他认为“事之后起者，其美出乎前而兼乎前之美”[76]，这种类似于社会进化论的说法虽然容易引起后世研究者的共鸣，却很难令同时代的考据学者信服。到了道光二十六年左右，邵懿辰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对考证学进行了直接的攻击：

方乾隆中，士大夫鹜为考证训诂之学，内不本身心，外不可推行于时，虚声慕古，古籍愈出而经愈裂，文华日盛而质行衰。禁宋以后书不给视，肆人鬻宋五子书，无过问者。应举为《四书》义，敢倍异朱子之说，答策必诋宋儒。士著书满家，校其归，与庸俗人不异……慨自我朝康熙、雍正间，正学之传未尝绝也，至是而斩焉弗属，以至于今。以天下之大，不谓无人，其聪明秀杰者则皆靡焉同流，以从世好矣。[77]

“正学”直到雍正年间还没有断绝，其横遭摧毁当然就是乾嘉考证学所带来的后果。邵懿辰认为，专心训诂考证会让士人“与庸俗人不异”，他的着眼点已经从单纯的汉宋优劣论，转移到对士风和士大夫社会角色的反思上来。(www.guayunfan.com)邵懿辰是梅曾亮的门人，他来到顾祠很可能与梅曾亮有关。梅曾亮从学于姚鼐（1731—1815），是当时名重京师的桐城派古文家。他上承姚鼐的看法，在汉宋学的问题上虽然本于宋儒，但也强调不废汉学：“昔侍坐于姚姬传先生，言及于颜息斋、李刚主之非薄宋儒，先生曰：‘息斋犹能溪刻自处者也。若近世之士，乃以所得之训诂文字讪笑宋儒，夫程朱之称为儒者，岂以训诂文字哉？今无其躬行之难，而执其末以讥之，视息斋又何如也？’因岀《九经说》相授，曰：‘吾固不敢背宋儒，亦未尝薄汉儒，吾之经说如是而已’”。[78]

根据《题名卷子》，梅曾亮参与过顾祠道光二十六年春祭和二十七年生日祭，不过在梅氏自己的诗文集中，收有一首参与道光二十七年秋祭并公饯朱琦的诗：

谠言古所难，得丧贵无与。风清皋鹤鸣，霜重宾鸿去。秋辰饯归客，遗老旧游处。传经亦复佳，岂在重抗疏。所怀古欢别，高论莫余助。黄花正开林，徏倚澹吾虑。[79]

朱琦因为身居谏官而不得意，挂冠求去。“传经亦复佳，岂在重抗疏”是安慰朋友的话，不过也表明梅曾亮对以“传经”自命的考据学并无恶感。事实上，“不废汉学”几可说是清代宋学家们的基本共识，即使是对考据风气极为不满的人，也少有否定文字训诂价值的，孙鼎臣就是一个例子。

在咸丰年间的思想界，孙鼎臣算得上是对考据学抨击最为激烈的人物之一，可是他对于乾嘉学术的批评，却是上承顾炎武的风俗论而来。他说，“人心者，风俗之本也；风俗者，治乱之原也”，南北朝及五代之乱，“皆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恻隐、是非、羞恶、辞让之心消亡至于尽……士大夫不知名义可畏，而包羞、而忍辱”，此种情形与禽兽无异。造成如此现状的过程，“其始也，人心之失流为风俗，及其已成，胥天下之民溺乎其中，忘其本心，习而安之不为怪，而风俗之害又中于人心，故泯泯棼棼，其乱常数十百年”，而风俗之改良“非兵革代兴，刬除而荡涤之，使天下之民愁苦怨思，穷而无所复入，势不能返”不能完成。孙鼎臣认为，宋学的意义就在于淳化风俗，维系世道人心，从而支撑社会秩序而不坠。自宋以降数百年，虽然代有治乱，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伦、信义礼智仁之教，天下皆知之，凛凛不敢倍”，天下虽乱而旋定，都是出于宋学所赐。可是到了乾嘉时代，情况起了变化：

国初诸儒矫前明讲学空疏之失，读书实事求是，务明考证，以汉经师为法，与宋儒未尝相戾，其学未为失也……其后日久，承学者始用私意分别门户，造立名字，挟汉学以攻宋儒，而又有一二巨公，凭借权势，阴鼓天下而从之，士大夫于是靡然向风，争趋汉学。其言皆六艺之言也，其学则孔孟之学也，所托者尊，所当者破，倡狂妄行，莫之敢非，天下学术由是大变。[80]

孙鼎臣并没有从考据学的琐碎断裂立论，他根本不反对考据学本身，所不能容忍的是考据学对理学的批评和冲击。他说“国初诸儒……与宋儒未尝相戾，其学未为失也”，问题出在其继承者的门户之见上，如毛奇龄等人指摘程朱，才是风俗之害。他明言，“今之言汉学者，战国之杨墨也，晋宋之老庄也”，杨墨、老庄并不自知将会贻祸天下，但战国、晋宋之祸，它们不能不负有责任，同样，汉学也应当为太平天国的战乱负责。

孙鼎臣对于汉学发出如此严厉的指责，就连为《刍论》作序的曾国藩也觉得有些过分。他在序言中先说《刍论》“首章追溯今日之乱源，深咎近世汉学家言用私意，分别门户，其语绝痛”，承认“近者汉学之说诚非无蔽”，但是“必谓其致粤贼之乱，则少过矣”。孙鼎臣的《刍论》还论及兵、盐诸政，曾国藩认为这是顾炎武、江永、秦蕙田等人所关心的礼制的内容，而顾氏、江氏、秦氏“固汉学家所奉以为归者也”，孙鼎臣的说法未免“讥之已甚”。[81]

对汉学持激烈批评的顾祠同人还有刘传莹。刘传莹，汉阳人，以举人官国子监学政。他少时即读顾炎武、江永等人的著作，尤用功于胡渭、阎若璩的方舆之学，其余如音韵、天文之学也都涉猎，是考据学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学人，可是后来却转向宋儒。关于刘传莹思想发生戏剧性转折的过程，他的好友曾国藩所写的墓志铭中这样描述：

既与当世多闻长者游，益得尽窥国朝六七巨儒之绪。所谓方舆、六书、九数之学，及古号能文诗者之法，皆已窥得要领。采名人之长义，与已所考证，杂载于书册之眉，旁求秘本钩校，朱墨并下，达旦不休。久之稍损心气，又再丧妇，遂疾作，不良食饮。君自伤年少羸弱，又所业繁杂，无当于身心，发愤叹曰：凡吾之所为学者，何为也哉？舍孝弟取与之不讲，而旁骛琐琐，不已傎乎？于是痛革故常，取濂洛以下切已之说，以意时其离合而反复之。[82]

刘传莹本人对汉学深有研究，但对汉学人士动辄批评宋儒十分不满。曾国藩说：“往者汉阳刘传莹茮云实究心汉学者之说，而疾其单辞碎义，轻笮宋贤，间尝语余，学以反求诸心而已，泛博胡为？至有事于身与家与国，则当一一详核焉而求其是，考诸室而市可行，验诸独而众可从”。[83]

依照曾国藩的说法，刘传莹由汉入宋，是个人生命经历的体悟。不过刘氏享年未久，只活了31岁，即便早慧，他的思想转变最早也当发生在20岁以后，亦即鸦片战争前后。事实上，在道光二十三四年，北京城出现了一个以理学自誓的小圈子，以唐鉴、倭仁为精神上的引路人，曾国藩、刘传莹、孙鼎臣、邵懿辰都是这个圈子中的人物[84]，他们互相砥砺（例如曾国藩之认同理学，就与邵懿辰的启发密切相关[85]），努力从考证学的氛围中挣脱出来，其最显著的结果，当然就是曾国藩的中兴事业。

曾国藩虽然没有参与过顾祠会祭，但他与顾祠中人并不陌生，其中最密切的就是刘传莹、孙鼎臣、邵懿辰等宋学中人。道光二十六年冬，曾国藩寓居顾祠所在的报国寺，有诗咏顾炎武：“俗儒阁阁蛙乱鸣，亭林老子初金声。昌平山水委灰烬，可怜孤臣泪纵横。”[86]他们对于顾炎武的看法，与顾祠会祭同人并无区别，也一样是要以顾炎武为人格榜样。

鸦片战争之后的三数年，是理学在京师士人中蓬勃复兴的时候，也是顾祠发起的年份。在顾祠会祭开始之后仅仅两三年的时间，这个“讲理学”小圈子中的大部分人物都被吸引到顾炎武的旗帜之下，这十分清楚地表明，顾炎武有着超越汉宋之争的号召力，而当时对于汉学的反思和检讨，已经成为整个思想界的共识，作为考据学开山祖师的顾炎武，此时反倒成了破除考据学流弊的精神象征。

本来，程朱理学是清代的官方意识形态，但是在四库馆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强大影响力之下，考据学事实上也成了乾隆后期以降的官方学术，对考据学的批评同时也隐含着政治上的不满情绪。曾国藩曾暗示，孙鼎臣的极端言论，其实是受了某一两位名公巨卿的刺激：“其果有剖及毫厘千里者耶，抑将愤夫一二巨人长德，曲学阿世，激极而一鸣耶？”[87]曾国藩的说法大概来源于孙鼎臣文中所说的“一二巨公”。这句话究竟谁指，孙鼎臣没有明言，不过清朝的宗室昭梿曾有过这样的观察：“自于（敏中）、和（珅）当权后，朝士习为奔竞，弃置正道，黠者诟詈正人，以文己过，迂者株守考订，訾议宋儒，遂将濂、洛、关、闽之书，束之高阁，无读之者”[88]，姚莹也曾表示“自四库馆启之后，当朝大老皆以考博为事，无复有潜心理学者……是以风俗人心日坏，不知礼义廉耻为何事”[89]。

将乾隆以后士风的败坏归结于汉学的流衍，又将汉学的流行归因于“朝中大老”乃至四库馆，这等于说清朝官方的文化政策才是不良风俗和腐败政治的根源，对汉学流弊的批评暗含着对政治中枢的不满。这种不满情绪不见得是鸦片战争的产物，但由于战争的不幸结局而得到加强则属无疑。姚莹在批评了四库馆对理学的冲击之后接着说，“至于外夷交侵，辄皆望风而靡，无耻之徒，争以悦媚夷人为事，而不顾国家之大辱，岂非毁讪宋儒诸公之过哉？”[90]按照姚莹的逻辑，四库馆要为鸦片战争的失败负责了。李慈铭曾指出姚莹的说法太过牵强，因为鸦片战争时期主持政局的重臣都不是考证学者：“道光中年以后，时事日亟，正坐无读书人耳。夷变时，当国者潘（世恩）、穆（彰阿）二公，非能为汉学者也；广事坏于耆龄、琦善、奕山，江事坏于牛鉴，浙事坏于乌尔恭额、伊里布、奕经、文蔚，闽事坏于颜伯焘、怡良，皆不识一字者也。而御史陈庆镛一疏，最足持当时朝局之弊，陈固汉学名家也。石甫非世外人，何竟混沌至此乎？”[91]然而姚莹的“混沌”适足以展示当时的一般看法，那就是汉宋问题早已经不是学术之争，宋学的回潮隐含着对当局的不满，表明普通士人正在渴望发挥更大的政治影响力，这与顾祠会祭所代表的士人清议传统的复活，是互相交叉的两条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