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情书缘报国寺

一、古寺书香

朴板数条陈素编，寒炉一鼎袅轻烟。

衡门既掩纷华去，点读经书味愈鲜。

这是我在北京南线阁街居住时，狭小书室墙壁上悬挂的一首小诗，乃本人当时读书生活之自画像。那时的书室是名副其实的“寒舍”，环堵萧然，斑驳零乱，绝无长物。室中最显眼的陈设是依墙层叠架起的四五条木板及上面放置的书籍。书籍很多，把木板压弯了腰，看上去摇摇欲坠，令人“不堪其忧”。不过，同时也有某种沉甸甸的满足感!

木板上的书册，整体看上去很显陈旧，也许以“破敝”称之会更恰当些。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从报国寺旧书摊上淘来的。

京中流动书摊区，以潘家园和报国寺为最大。前者距寒舍甚远，难得一顾。报国寺则近在咫尺。近水楼台，淘书极便。稍有闲暇，便跨上自行车冲进去，闲适地翻览一阵、尽情地采获一番。每逢节假日，更是不去不快。每次进入大门，一瞥见地上那一摊摊乱蓬蓬的“故纸堆”，就不禁心花怒放起来，心想:一定有宝贝在其中吧!失望的时候不是没有，但多数情况下，都能有可喜的收获。有时甚至大喜过望:提之抱之，袺之襭之，激动而归!回蛙居寒舍，口沫手胝，废寝忘食，自然不在话下。

报国寺位于京城宣武门内大街北侧。初创于辽，明清递有修葺。明代名慈仁寺，清乾隆间重修后改名“大报国慈仁寺”。明末清初大儒顾宁人在京时曾居此寺，故清季何绍基、张穆等在寺西院修建有顾处士祠。寺中建筑至今保存完好，檐牙高啄，庭宇俨然。院中古槐掩映，古碑挺拔，气氛幽静而肃穆。1997年，这里被辟为文化市场，有收藏展厅，有拍卖会，有古旧货物摊位和旧书摊点。对我吸引力最大的自然是旧书摊。前来摆摊的都是灵活机动的个体经营户。无酷暑祁寒之苦，又天气晴好，就骑上三轮车进来，找片空地铺上塑料袋，把书放上去卖。刮风下雨，或不想久蹲了，就卷而收之。来去自由，悠闲而随便。前来看旧货、淘旧书或凑热闹的人很多。尤其节假日，熙熙攘攘，摩肩接踵，无集市之嘈杂，而有庙会之热闹!

据历史学家商鸿逵先生《北平旧书肆》一文所言，有清一代，报国寺是京中最兴旺的书肆区之一。当时有所谓“一厂两寺”之说。“厂”当然是赫赫有名的琉璃厂;“两寺”一个是指隆福寺，另一个就是报国寺了。隆福寺书肆现在也几乎绝迹了，但五六十年代时，犹十分红火。我有一位忘年交，是北师大国文系四九年前的毕业生，耽嗜旧书。他就经常向我谈及五六十年代隆福肆旧书交易之盛况。报国寺的情形与隆福寺的相反。商先生在文中言及报国寺旧书肆时慨叹道:“如今却是连一些书影儿也没有的了。”^[1]商先生此文显然是民国年间所写。可见，至迟到那个时候，报国寺的书市就彻底消歇了。如此，1997年重新开业，可谓重整旗鼓，再现百年前的辉煌!

旧书摊的特点之一是“杂”。出现在报国寺书摊上的书，其来源很杂。有因单位图书室撤销，其书被“处理”辗转流进来的;有因搬家，户主将其藏书付之废品收购者而进入市场的;也有从其他图书市场贩来的。来源杂，书品自然也杂。也正因为“杂”，往往多有意外发现。有意外发现，就更能激发起淘书者之兴味。书摊别具魅力，也许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此。

书摊之魅力还在其有“新旧一体”的特点。大书店中所摆放的绝大多数是近几年内出版的书籍，在那里只能触及书籍之流的一个切面，少有古意幽情。书摊则不然。就报国寺而言，虽然书摊之“幕天席地”般的环境不属大雅之堂，数百年前之古本一般不至于“流落”到此，但是百龄左右的书籍则十分常见;历时数十年的书籍，更是比比皆是。由于书摊所容纳的是百年来各个年代的书籍，所以总能给人以“纵深”之感。且不说其内容，就其形式方面论，纸质、颜色、装帧、印刷技术、制作精粗以至字体之工拙雅俗等等，各具特色。某种意义上说，漫步其中，与参观历史文物陈列馆有几分相像，有某种厚重的历史感、“古今一体”之感，等等。当然，书摊比文物陈列馆更有独特魅力。在文物陈列馆，一般只能眼看，不能手动，更不能“据为己有”。在书摊，不仅可以尽情地看，而且可以信手拈来，随意翻动。如果看上了哪个“展品”，尽可携之而去。而所用花费也许仅仅二三元而已!对了，价格低廉，适合“不事生产”的书生消费，这无疑也是书摊的最大魅力之一!

英国作家约翰逊(Samuel Johnson)曾极力称道小客栈、小酒馆之妙处，说它虽然没有富丽堂皇的陈设，但是在这里客人却最能达到自由自在的佳境。他动情地对朋友说:“没有的，先生!在人类迄今所创造的一切事物中，没有什么能像可人的小客栈、小旅馆那样，给人以如此之多的乐趣。”(No，sir; there is nothingwhich has as yet been contrived byman，by which somuch happiness is produced as by a good tavern or inn．”From J．Boswell's The Life of Samuel Johnson)。可以肯定，旧书摊之于我辈，肯定不逊于英国小酒馆之于约翰逊博士!

2000年夏，我移至现在的西南郊寓所居住。虽居室之“寒气”未便祛除，但已不那么“逼人”了。遗憾的是，与报国寺拉开了距离，淘书非常不便，几个月难得逛上一次了。

二、缘来书至

回想起来，自1997年报国寺书摊区始辟，到2000年移居，这几年间，报国寺书摊不啻为我业余生活的乐园;有暇便至，如鱼得水，淘得自己喜爱的各色旧书。几乎每一本都程度不等地在自己心灵上留下了可资品味的印记，几乎每一册都与自己有着特殊的缘分和情谊。每当回想起那一次次、一番番难忘的书情书缘，心中总会泛起丝丝梦影般的温馨的感觉。书香书韵，萦绕于怀，绵绵不断。

有些书，以前阅读、赏悦过，并在我们心灵深处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印记，产生了难割难舍的顾惜之情。但由于种种原因，不在身边了。每一念及，总会徒滋怅惘。一旦某日某地不期而遇之，则如多年失散的好友，忽然重逢。这当然令人欣喜莫名!说到这里，我不能不提到下面这册小书:

《古代诗歌选》(第二册)，王易朋选注，贺天健、应野萍、程十发、赵宏本绘图，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1961年11月1版，定价: 0.46元。

开本很小，纸色泛黄。在书摊拣得时，封面已破损不堪。就这么一册很不入眼的小书，得之之后，却使我在精神上感受到了很大的慰藉。因此，买下后，便立即对之作了力所能及的修整加工。添加了封面，并在书后题上一则《得书小记》。览此《小记》，便知淘书者与此册小书缘分之深了:

此册书故家曾有之，以其版式疏朗，素朴典雅，且配有传神之插图，故书香尤浓焉。儿时辄喜翻览把玩，其中诗味固不得其深解，然其清香雅韵已浸滋于余幼小之心田矣。未冠游学远方，后且定居于外，与此小书暌违久矣。每次返故家省亲，辄欲一览之，重温幼时光景，然不知失落何处，无自而寻矣。能不怅惘!不意今日于报国寺书摊遇此册，与畴昔尝把玩者无以异，如故友久别而重逢，蓦然之间，儿时情景复现目前矣。

前后封面皆已失，携归后精心裱之，颇整爽，摩挲之间，心中慊然，而追思之情亦得有所寄托焉!

戊寅夏闰五月望前三日　米湾记于京华城南寓庐。

此套书凡四册。此第二册所选均系唐代名诗中之明白晓畅者。此册买到后，其他三册也陆续在书摊上配齐了。置于书架，随时可以翻阅。闲暇有兴致，也给孩子课读几首。一同吟诵，其乐也融融!

在报国寺淘得高亨先生的《周易大传今注》，所感受到的是同样的“故友重逢”之喜。

高亨先生是我所敬佩的国学大家之一。其学精实谨严，条理密察，疏解经典，辄能“探赜索隐，钩深致远”，有乾嘉诸老遗风。其《周易古经今注》一书我早已在琉璃厂书肆得之，而堪称其姊妹篇的《周易大传今注》，则一直未遇。而此书恰好又是我特别希望读、需要读的书。1994年秋9月，重入北大求学。当年12月，得以在北大图书馆借阅。犹记当时书到手后，即八字着脚肆力读之。当日所记数十页《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阅读笔记》至今犹在。据笔记，读此书前后历时凡17天，自我感觉算是相当勤奋了。此书既是难得的好书，又下工夫读过，而且读后深受裨益，那么，可以想见，想拥有一套长久相伴，以供不时参阅之需，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依依不舍地把书送还图书馆后，始终不能释然:何日能在何处得之?当然是在报国寺书摊!时在1998年12月26日，距在北大阅读之时，前后历时整整4年。既得之，如手足团聚再不失散，欣喜之情自不在言!

偶然遇到一书，读之如得投有宿缘的名师之门，如不期而遇相见恨晚的神交之友，心灵为之震动，受其开示，资其丽泽，此则淘书中最可庆幸之事。在报国寺偶然碰上饶岱章先生的《旷楼消夏稿》，便是一例。

2000年春某个星期天，又来报国寺，在书摊间步趋翻览。这时无意中遇到一册不厚的书，览读未久，心中即暗暗说道:有缘!

该书是一部诗文集，按传统图书分类法，可入“别集”类。书名《旷楼消夏稿》，作者饶岱章，皆前所未闻。再细看，发现此书无出版社、出版年，定价等“版权页”，是一本非公开出版的私人印制品。从序跋文落款看，书印行于1995年。

正文前是《〈旷楼消夏稿〉题咏》，礼赞作者之道德文章。题诗者二十来人，来自全国各地，其中只“江苏马祖熙”一名有几分眼熟。后来忽然想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陈子龙诗集》之校点者，一个是施蛰存先生，另一个就是马祖熙先生。找到了这点与自己原有见闻间的蛛丝马迹的联系后，平添了几分亲切感。于是马上排出几元人民币收下。

全书载古今体诗379首，古文74篇。读后掩卷叹曰:作者真士林中挺然特出者也!“五四”以来，国人浮慕西化，礼教荡然，国学土苴。一些深心之士不忍视之，卓然挺出，做中流之砥柱，以护持文化命脉，如梁漱溟、马一浮、熊十力、陈寅恪等等。这些人是名满天下的大师，尽人皆知。然而，尚有一些人，虽然他们声名不大显于世，但是坚信大道，居仁由义，介然独立，遁世无闷，人格精神皎然粹白，足为世人楷模。有些人的学问文章也卓然可观，披风一方。这些人，当有相当数量。只是长久以来，未得表彰，不广为世人知晓罢了。饶先生当是这批人当中之一员。

书中超卓之见甚多，如“物质之学有发明，心性之道无发明”之论(《跋故宫博物院出版帖》)，知易行难与知难行易“虽异而寔不悖”之论(《知行难易辨》)，“气无盛衰，理有得失”之论(《养气说》)，等等，皆具特达之识。今声名显赫的学者教授中，有几人能洞见及此!

从辞章之学上看，作者之诗、古文足追古之作者。此书之校理梓行者是作者的学生，其在《后记》中亟称“如此文笔国中不见久矣”。本人读过之后，深感此非过誉之词。然而，本人的着眼点主要是其道德价值、儒学价值。作者实际上也可称是一位深思明辨之儒哲。

饶先生是江西东乡县人。编者吴柏森于《后记》中云:“先生为吾乡翰林饶向荣先生后裔，世代儒宗。”此书所署作者名为“饶岱章”，作者行文也以“岱”自称。而书首载曾广泽《序》则云:“先生名泗如，字拱侯。世居东乡水南村”。“泗如”当是作者别名。关于饶先生生卒，序跋中无明确交代。据《从兄壮涛传》等文，并证之某些诗作，可推知饶先生生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据编者《后记》所言情形及《哭弟》一诗推之，卒年当在西元1951年。享年仅55岁。

现在出版业发达，公开出版之出版物遍地皆是，漫天横飞，鱼目混珠之情形十分严重。此《旷楼消夏稿》一册，虽然是私人印行，印数不会很多，公立图书馆也不大可能收藏它。但是，它凝聚着一代士人的精神和人格光辉，词精而理粹，具有很高的道德价值、思想价值、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那些汗牛充栋、堆放在图书馆、大书店之中的一般印刷品，怎能与之同日而语!

据编者《后记》说，书稿得以躲过十年浩劫而保存下来，非常不易。我得到此书，一方面感到幸运，另一方面又担心其堙没于今之汗牛充栋之印刷品中，不彰于世，难永其传。来日若能精校之后，正式出版，则永无堙没不传之虞矣!

1993年秋，我曾在琉璃厂旧书市淘得《人谱》。以此书为契机，我结识了念台先生，随之领略到了其深辟透极、洁净精微的“人极”之学，自己的生命境界也因之得到了大幅提升。迄今为止，这大概是给我带来最多教益的一次淘书经历。7年后在报国寺碰上此《旷楼消夏稿》，结识了饶岱章先生。虽然两人及其著述不能相提并论，但就我个人的淘书经历而论，这两次经历具有相同的性质，即:尚友前修，受其臻淘，蒙其沾溉。

在报国寺淘得《卷盫书跋》，了解作者叶景葵先生，也令我感到相当欣喜。此书是顾廷龙先生所编，封面上署题的书名，字体丰润厚重，雍容有度，当然也是出自顾先生之手。书是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所出，所用铅字尚是地道的宋体。经过半个世纪时光的浸润，虽然不是线装，也有了相当的古色古香的风味。再看书的内容，则又十分渊雅通博，读来亲切有味。只是作者叶景葵，不知其何许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于是，得书后就想了解一些作者的生平事迹。关此，顾先生的《卷盫书跋后记》讲到一些，但读后未能餍足。于是专程去国家图书馆库本阅览室查看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的、同样是顾先生编订的《叶景葵杂著》。此外，还利用现代手段，在网络上搜得《民国银行家:叶景葵、蒋抑与兴业银行》一文(孙曜东口述，宋路霞整理)，从中了解到许多叶先生的事迹。当初以为作者是位专职学者，进一步了解之后才知道，原来叶先生是位功勋卓著的银行家、民族实业家，是近代史上一位很有分量的人物。文献家则是其“兼职”。至此，很为自己的孤陋寡闻感到惭愧。

叶景葵先生是民国间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该行创建于1907年，是我国最早的商业银行之一。民国间，它与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并称“南三行”，并为之首，在扶持和促进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上，历来声名卓著。叶景葵先生担任该行董事长达30年，以过人的智慧和胆略，创下了巨大的业绩。

叶先生是个极具民族正义感的人，日伪政府曾多次派人前来游说，拉他“下水”，他坚不为动。同时也是一位渊雅的学人，中过进士，热爱文化典籍。当时他眼看在日军的铁蹄下，诸多亲朋好友的藏书无法保存，日益沦为纸灰，毅然出巨资，在租界内购地造屋，又联络了张元济、陈叔通等人，一起创办了合众图书馆，收藏了大批江南一带的珍贵典籍。这些典籍后来并入上海图书馆，至今仍是上海图书馆的一大特藏。《卷盫书跋》显然是叶先生校读这些珍贵古籍过程中陆续写就的笔札。

如果拿眼下的“经济人”与叶先生相比，所显现出的反差无疑是巨大的。现在之经济人大多是“脱文化”的，像叶先生这样既有经济之才同时又有学、有守的人，现在已经很少了。抚卷追思，曷胜怅惘!

三、一版一式总关情

以上所举数种书，之所以对其情有独钟，或是因为个人经历，或是因为书中内容或书之作者。有些书，钟情于它，除了内容外，还有形式上的因素。

2000年春在报国寺淘得一书，形式上不古不今、不中不西，又亦古亦今、亦中亦西，可谓“四不像”的“奇”书。书页是对折起来的白纸，版心上下各有一小圆圈作装饰。每页的上半页是汉语，所用字体是木刻版宋体字，粗重而醒目。行文自右而左，无标点符号。据此看，像是“古”书。但是，整个书不是用丝线装订起来的，而是用软布裹住书背并用胶粘合而成的。这是现代的装订法。从排版上看，每张书页被分成三部分，上面部分是竖排中文，行文自上而下，自右而左;中间部分横排英文，自左而右;下面部分中英文错杂排列，并有竖线又将下面部分分成左右两小部分。所以称之为“不古不今，亦古亦今”。

此书封面破损不算很严重，只是看起来黑乎乎脏兮兮的，难登大雅之堂。不过从版式上讲，这样的书是不多见的，因此也算我收藏的一部“奇”书了。得书不久，南京的秋禾先生北上，往顾寒舍。我拿出此书给他看。记得看后他说:“好好修整一番，就成难得之货了!”我想:就这样放着吧，也不是供展览的，所以一直一仍其旧。书上看不到出版时间，从整体上判断，当是晚清或民国初期的书。书之内容是英汉对照《四书》及注释，书名就叫《注释校正华英四书》。书名下有“顾鹿署”三字，并钤有“轶庭”两篆文。何方人士，尚无暇求证。

此书从内容上讲，也很有价值。虽然书中未标英译者何人，但我对勘后很快发现，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理雅各(James Legge)的译本!英人理雅各(1814～1897年)来中国传教，却迷上了中国经典，献身中国经典的翻译事业。自1861年到1894年30多年间，先后翻译出版了八卷之多的“The Chinese Classics”。其译文以谨严精确著称于国际汉学界，至今不废。我平时经常会遇到一些儒学文稿的英译事务，此书经常能帮上忙，不是中看不中用者。

陈衍著《石遗室论文》，1936年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发行，民生印书馆印刷。1999年得之报国寺。不知近年新出版的《陈石遗文集》中是否载有此书内容，无论如何，对我这个连清版书也鲜有收藏的爱书者而言，这册民国间的“初版”足以跻身我的“善本”之列。

无锡国专是近世大儒唐文治先生(字颖侯，号蔚芝，别号茹经，1865～1954年)先生所创，乃民国间一所带有传统书院色彩的近代名校。群慕西化的大气候下，此校能保持传统教育理念，独树一帜。因此曾有人誉之为“研究‘国学’之最高学府”。^[2]此书既是无锡国专丛书之一，其作者陈石遗又是执教国专的国学大家和“凌云健笔意纵横”的传统文学家，热爱国学的人对此等书自然别有亲和力。

书之字体比时下一般书籍的用字大许多，无现代标点而有圈点。翻阅之际，唯觉清明朗畅，赏心悦目。寓目数行，即可收到“通体畅快”之效!

我们知道，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高亨先生的《诗经今注》是部名著。我早已在琉璃厂购之。彼时以来，一直以为高先生之“《诗》学”尽在是矣。不意1998年在报国寺又碰见一册《诗经选注》，也是高先生所著!翻阅后可以看出，《今注》是在《选注》基础上著成的。不过，《选注》仍有其独特价值。虽然《今注》遍注305篇，而《选注》只注其中之70篇，但是《选注》中，每首诗下都附有白话译文。上下排列，句句对应，极便览读。“注释”、“考证”两项，多数情况下也比《今注》中与之相应的“注”和“附录”部分晓畅直白、委备详悉。行文有几分“串讲”的风格，读来有一些如聆謦欬之趣。拿《选注》中的第一篇《葛覃》为例，《今注》解此诗“黄鸟于飞”一句曰:“黄鸟，即黄雀，身小，色黄。于，在也。”《选注》解此句曰:“黄鸟就是现在所谓黄雀，身小，色黄，不是黄莺。于飞如同现在说‘在飞’。”在《选注》的“考证”部分，高先生为说明“黄鸟”就是“黄雀”，举出了焦循的《毛诗补疏》、胡承珙的《毛诗后笺》、陈奂的《诗毛氏传疏》和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等书以为依据，而相应的考证则不见于《今注》。再如《大东》一诗，因为此诗涉及一些星宿，在《选注》中，为便读者了解，高先生在此诗“考证”部分的结尾处附上了简明扼要的星宿图。这些星宿图在《今注》一书中则略而未载。可见，《今注》以精严见长，《选注》则兼顾通俗和普及之用。对大多数有志研读《诗经》的读者来说，《选注》可谓最适宜的入门读物。我想，若移为教学之用，此书也是极佳教本。书是1956年由“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的。装帧素朴简质，翻阅之际，能约略感受到五十年代的“时代气息”。是初版书，说不定同时也是“绝版”，今天恐怕不易多遘矣。

报国寺书摊上，线装古籍不多有，不过偶尔也能遇见很值得买的。曾国藩主持刊刻之同治四年(1865年)版《船山遗书》，是船山先生著作之较早的汇刊本，颇为学界推重。一天，在报国寺书摊遇上了。整个丛书已非完整的全套，摊主将其摊在地上零卖。我选了十余册，计有《黄书》、《俟解》、《噩梦》、《思问路》(内、外篇)、《读四书大全说》和《周易大象解》等。记得是10元一册。这些书一直是我欲备置而尚未如愿者，一旦以此价得此古色古香的版本，自觉十分幸运了。

四、淘书淘出实惠来

报国寺淘书多年，最深的体验便是实用、实惠。1998年我开始着手撰写乾初评传，一些重要参考书就是得之报国寺书摊。考察乾初家世，孟森先生的《海宁陈家》是不可或缺的参考书。此文收在孟先生的学生商鸿逵先生所编辑的《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中。不偏不倚，我非常适时地在报国寺淘得了此书，而且正好与此前在前门旧书店淘得的前两册《明清史论著集刊》相配套，构成孟先生明清史论文集之完璧!考证乾初遭遇“粮长苦役”的情形，需要对明清粮长制度有所了解。正犯愁时，报国寺书摊出现了梁方仲先生的《明代粮长制度》。排出2元人民币，书即入我囊中矣!此书可称经济史领域中的名作，不久前在新华书店看到又有新印本上架，价格上扬不止两番了。

写古人评传类学术著作，古人传记资料方面的工具书，是少不得的“利器”。哈佛燕京学社所编《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八十九种明代传记资料引得》、《辽金元传记三十种综合引得》及《四十七种宋代传记综合引得》都相继在报国寺等处得之，可谓洋洋大观!姜亮夫先生的《历代人物年里碑砖综表》，收集自春秋末期至“五四”以前去世的历代人物达12 000余人，是部有名的工具书。在报国寺以10元之价得之，也是一次值得欣幸的淘书经历!

书生生活，平日大多是与书为伴、以书为友，所以每当在报国寺淘得这些具有“雪中送炭”意义的旧书时，口中总会不自觉地念叨起那句西谚:“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患难见真情)。

的确，在报国寺淘书，淘得的是“实惠”。

《简谱音乐讲话》，20世纪50年代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不足百页，身价1元。几年前学吹箫时，需“突击”基本乐理。“突击”过程中，此册曾起过立竿见影之效，以致一度送给好友后，情难割舍，又索要回身边。

《二胡自修教程》，也是小书一册，20世纪60年代音乐出版社出版，身价1.5元。凭着它学会拉琴，可以把《良宵》、《月夜》、《汉宫秋月》等名曲奏给自己倾听。

林语堂先生的《现代汉英词典》和梁实秋先生的《远东英汉大词典》，皆系大部头名著，在报国寺唾手得之。此后做翻译或阅读英文著作时，常静候身边，有问必答。

堪称英文发音“法典”的English Pronouncing Dictionary by Daniel Jones(琼斯正音词典)，是地道的伦敦货，布面精装，焕然如新，通体散发着西洋古典美的光彩。有什么发音疑问，普通字典不能解答时，它都能大显身手，独领风骚，给予权威性指点!

民国间老版《辞海》，宏博典雅，字体不失古意。辨名正物，赏奇析疑，以此为便。

影印版《事林广记》是一部古昔人伦日用方面的百科全书，图文并茂，无所不包，无奇不有。虽读之不甚了了，但茶余饭后信手翻阅，颇有陶潜“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之遗意。

影印老版《全唐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皇皇巨著，浩浩文海。如果是在大书店的架上摆，只能望而却步。但在报国寺书摊，则可从容地“问鼎之轻重”。泛滥其中，不见涯涘，如小鱼遨游于汪洋，其乐无穷。

五、书情何莫非人情

现在，我书房中的书架，用的是学校图书馆“退役”下来的旧木架。双面使用，个头很大，向室内搬运时，险些过不了“屋门关”! 50元一个，我一下弄回4个来，在室中央依次平行摆开。侧身向里取书时，颇有“初极狭，才通人”之趣。虽然看上去陈旧而憨拙，与崇尚精致小巧的时尚潮流背道而驰，但是用来摆放我从各种渠道淘来的旧书，最为合适，能起到意想不到的相得益彰之效。一册册书在上面放着，密集而丰富。与之朝夕相伴，相看不厌。此时的感想，最好还是借用美国教育家费尔普斯教授(William Lyon Phelps，1865～1943)的一段名论来表达:

Everyone should begin to collect a private library in youth; the instinct of private property，which is fundamental in human beings，can here be cultivated with every advantage and no evils．One should have one's own bookshelves，which should have no doors，glass windows，or keys; they should be free and accessible to the hand aswell as to the eye．The best of decorations for the walls is books; they are more varied in color and appearance than any wall－paper，they are more attractive in design，and that have the prime advantage of being separate personalities，so that if you sit alone in the room in the firelight，you are surrounded with intimate friends．The knowledge that they are there in plain view，is both simulating and refreshing．^[3]

［每人皆宜及早备置自己的私人藏书。财产之欲，乃人之基本天性，但只有用于藏书，才会百利而无一害。藏书者须有自己的书柜，但其上不可设置玻璃门窗、机关锁钥之类的物件。书籍之储藏，应以便于用眼自由观赏、用手随意翻阅为宗旨。墙面装饰，还是以书籍为之为最佳。一切墙纸，其颜色都不及书籍丰富，其外观都不及书籍多姿;书籍的装帧也更具魅力。更重要的是，书籍具有彰显不同人格气质之优长。所以，当你在室内对炉闲居独处时，实际上你周身是被众多亲密无间的朋友环绕着的。不说别的，单是看着它们在我们眼前摆着的样子，就足以使我们兴味盎然，神情为之一振。］

费尔普斯教授还把书籍称作“book-friend”，把通常意义上的朋友称作“living friend”。实际上，两者是难分难解的，甚至可说是一体的，都根植于人之“性情”。书籍承载着文化，文化的内核是人性、人文。读书并惜书、爱书的人，一定是通人性重人情的人，即“性情中人”。反过来看，能感受到人性之美并注重陶冶之、提升之却对文籍处之如刍狗，这也是没有的事。爱书之情，蕴涵着爱人之情。爱旧书，更是彰显着人性之美和性情之深。旧者，久也。绵长悠久正是性情之内在要求。书情何莫非人情!

我在报国寺结下了很多书缘书情，同时也结下了不少人缘人情。由于常来常往，报国寺的一些书摊摊主与我成了很熟悉的好朋友了。每次见面，都会热情打招呼，交谈一会儿。移居后不常去，去时见面经常有摊主会高兴地招呼:“很久不见了啊!”有时，摊主看我在选购某书时犹豫不决，甚至说:“先拿去，如果觉得不错，下次来付钱。如果不想要，下次把书拿来无妨!”我还可以把要配的书，写给他们，让他们帮我配齐。我那套四卷本的《辞源》就是他们给配齐的。此书一直想买，一直怵于其价之昂而未果。在这些摊主朋友的帮助下，这套极好的工具书终于成了我的架上之物。

有爱书的朋友来寒舍过访，我总会带他们去报国寺。甚至可以说，这是我款待朋友的特殊方式!而与同好一起买书，尤能感受到愉快的气氛。大学时的老师盘山先生每次来京，都要一起逛书店。当然，也忘不了报国寺。2000年春，南京的秋禾和炉明两先生因公干枉顾寒舍。谈过工作后，我无意间提到报国寺书摊。不意他们反应那么积极，当即就要去看。跟他们走了一趟后，才明白过来，原来他们两位都是淘书的老手!也许是他们对我这种“款待”没有感到不满意吧，中午吃饭，他们执意要买单。不用说，一席纵谈之后，陌生人也就成了朋友。炉明兄似乎对报国寺之游尤其难以忘怀，日后通讯联络，总是提及，并把缺书单寄我，让帮助配齐。他大概想，守着报国寺，哪有淘不到的书?可惜因移居等原因，炉明兄的雅嘱，一直不能兑现，成为憾事。秋禾兄是书业名家，心系阅读文化。此文之作，便是应其雅嘱而为之。不用说，秋禾兄没有忘掉报国寺的旧书摊、故纸堆。

有些书，我自己是已经有了的，但是在书摊上遇到的话，可能还要买下。因为觉得好，价格又能“胜任而愉快”，买下日后可与合适的朋友共享。非唯自怡悦，亦可持赠人，不亦乐乎?个别书，买时就有作礼物送朋友的初衷。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Isaevich Solzhenitsyn)的《古拉格群岛》(The Gulag Archipelago)一书就是如此。一天在报国寺书摊上遇见其英文译本，是否拿下，当时颇费踌躇。往复走动数次，最后还是拿下了。当我把此书送给好友天成兄时，只见他举手“啪啪”拍了两下这部部头相当大的布面精装书，然后惊喜地看着我，连声说“谢谢!谢谢!”此情此景，赠书人从中感受到的喜悦与得书人感受到的相比，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也!

书情人情，人缘书缘，浑然融为一体。如此凝聚成的结晶不是别的，正是一个可贵的“人文的”世界。报国寺之所以让我难以忘情，就是因为基于它，我领略到了一些在现在的社会里显得越来越“珍稀”的“人文的”氛围。

(2004年5月撰，首发)

【注释】

[1]商鸿逵:“北平旧书肆”，载《北大学者谈读书》，肖东发、杨承运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第137页。

[2]陈平原:“传统书院的现代转型——以无锡国专为中心”，载氏著《中国大学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3页。

[3]William Lyon Phelps:“You Should Own No Book That You Are Afraid to Mark Up”，in Great American Speeches，http://www．federalobserv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