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乘出租车，都喜欢遇上崇明司机。我是启东人，又在崇明农场待过，我是爱屋及乌。
我们启东、崇明、海门一带，是长江入海口的一片沙土地，这片土地上的百姓说的是同一种方言——沙地话。只要一开口，我立马能听出司机是否老乡。乡音就是知音，能遇上个崇明司机说说家乡话，那感觉真是好。这一天，我遇到一位三十岁上下的崇明司机。
你崇明话怎么说得这么好？小伙子瞥了我一眼，很是诧异。我说我是启东人啊，跟父母亲离开家乡几十年，走过许多地方，家里一直说启东话。原来这样！司机说，他上学后说的是崇明普通话，家里老人说的是崇明土话，他听得懂，却不太会说。我于是考他，你知道什么叫“消地光”？什么叫“骨殖甏”？他笑着说，知道，小孩在地上耍赖，叫“消地光”；家长生气骂孩子就骂“骨殖甏”！我倚老卖老告诉他两个词的写法，他笑着说，“消地光”蛮形象的，小孩赖地不起，把地上的光给遮消了，“骨殖甏”呢，是埋在地下的尸骨罐，不过，他疑惑地问，大人用这话骂孩子是不是太狠毒了些？我说，这可是你们男孩挨骂的专利，女孩挨骂轮不上这个词呢，说明家长对男孩是另眼相看的。他眼睛一亮一亮，啊呀呀，原来我们沙地话真有趣，你如何晓得这许多？
我说，看书呀，我讲了一辈子家乡话，总想弄明白方言里隐含的意思，方言里大有乾坤。那一阵，我手上有一本启东作家陆欣送的《沙地风情录》，有关沙地形成、移民来源、风土人情，尤其是沙地方言，它是古吴汉语的活化石。比如，启东人的“我”，叫“吾”；启东人“衣服”，叫“衣裳”；启东人说“恨”，叫“毒”……小伙子惊奇地听着，你这本什么书啊？他也想买本看看。
一本有关地域风情的书，肯定不会畅销，到哪里去买呢？但是，我对小伙子说，这本书听说要再版了。那太好了！小伙子好高兴，他说现在的书店吧，跑进去像迷宫，五花八门，晕头转向，他很担心再版也不能买到。
我沉默。关于书的销售，一言难尽，是另一个话题。
唉，小伙子深深叹了口气，我有多少年没看书了！他家祖上传下来一套经书，好像是佛教道教什么的，从小翻过，看得懵懵懂懂，书被人借来借去，如今一册也没了；他18岁出来做泥水匠，读过一些武侠小说，读得昏天黑地，醒来像是做梦；他还看过一些小说和画册，是他做泥水匠的一个朋友的，他看了一遍又一遍，津津有味。可惜呀，他说，这位泥水匠朋友是描灶花的，现在失业了，你想，现在家家灶头贴瓷砖，还用上天然气，灶头都要拆光了，还有谁要描灶花？这个朋友只好去开出租车了，那些小说和画册呢，全扔乡下了！
你那朋友可惜了，我听了很遗憾，我说灶花可是一门民间艺术，你以后回乡下，找有灶花的人家赶紧拍些照片，将来要看也看不到了。他说还好还好，他家有一个灶头，灶花就是那个朋友画的。不瞒你说，他画啥像啥，青鱼白鱼花鲢鱼，条条像是从河里跳出来似的，活泼泼、水灵灵，他的灶花让我们家年年有余（鱼）啊！小伙子很自豪。
聊得正起劲，到家了。结账的时候，小伙子说，阿姨，今天和你讲话好开心，可惜呀，我爸爸妈妈都去世了，那些家乡话、家乡风土人情，从前他们说的时候，我不耐烦听，现在呢，要问也问不到了！
一时无语，两人都有些伤感。
右脚跨出车门，总觉该做点什么。我回过身来，问小伙子要了个手机号码，我想帮他买那本《沙地风情录》，小伙子高兴极了，连声说谢谢。
世界上还真有巧事。几天后，忽然接到陆欣先生的电话，嘱我为《沙地风情录》再版写序。这让我又惊又喜。我从不给人写序，再说我不是民俗学家，不是语言学家，我有什么资格为这样一本书写序呢？可我竟然一口答应。我知道，我答应陆欣先生，是为我深爱的家乡启东，为我喜爱的一本好书，也为我偶遇的年轻的崇明出租司机！
几个月之后，我收到陆欣先生寄来的再版的《沙地风情录》，马上打电话给那小伙子。不一会儿，一辆出租车停在我家门口。我让他上来坐坐，他很腼腆，说不了，赶着做生意。他急着付钱，我说是作者送的，上面还有我的序。他惊喜不已，说做梦也没想到我真会给他这本书。
心里喜滋滋的，好久。有一天，忽然接到那小伙子电话，他在电话里支支吾吾，原来我给他的书，被一个崇明司机借去，然后又传到另一个崇明司机手里，大家都很想了解自己的家乡，终于，那本书不知去向！他说他难过死了，问我能不能……能不能再要一本，或者，帮他去买一本。
当然可以，你来拿吧！
出租车再次停到我家门口，小伙子依然客气，不肯进门。他站在车旁，把我递过去的书捧在手里宝贝似地，说再也不借给别人了。他看着我，认真地说，我有十多年没看正正派派的书了！他用了“正正派派”一词，这是我们家乡话，“正正派派”，比普通话里做人“正派”含义更宽更广，我俩都听得懂。他原本不好意思再来要书，但是，有了这本书和没有这本书对他不一样了。他说。我们崇明出租司机，家不在上海的，下了班在外面洗车，打牌，喝酒，我呢，不喝酒不打牌，回去闷头睡觉，觉得日子真是漫长无比，现在呢，看了这本书，一天辰光突然变短了！这话让我既感动又心酸，我说其实好书还有很多很多，以后可以自己去买些“正正派派”的书，空闲时看。
“一天辰光突然变短了”，这句话扎进我心里，让我不能平静。于是，我又问陆欣先生要了许多本《沙地风情录》。每次出门乘出租车，就带上一本。只要司机是崇明老乡，只要感觉他对读书还有兴趣，就送上一本。我知道，书不是人人爱看，何况司机们被份子钱压得透不过气来，他们有许多烦恼。我只是希望，书能稍稍改变他们的心情，让他们觉得劳累的每一天不再漫长。
果然，送书的惊喜一个接一个，没有一位司机拒绝我的书，相反他们受宠若惊，开心不已。还有一位司机执意不收我的车钱，推来推去，我只得扔下车钱就跑。
拿朋友的书，借花献佛，我献出一片欢乐。可是每当夜深人静，心里隐隐作痛。我们这个城市的劳动者，他们想读书，读“正正派派”的书，何时成了一种奢望？
我是否该理理我那满满当当的书架，忍痛割爱，把一些好看的“正正派派”的书，送给忙碌的打工者；或者，我该买些适合他们阅读的书，恭恭敬敬奉上。
2012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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