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菊老与周汝昌一段翰墨缘_关于张元济的故事

张菊老与周汝昌一段翰墨缘_关于张元济的故事

周汝昌晚年照片

在《红楼梦》研究史上，戊戌老人、著名出版家张元济（菊生）先生的名字很少被人注意。其实，他不仅主持过蔡元培《石头记索隐》一书的出版，而且在他晚年又与红学家周汝昌先生有过一段翰墨缘，为红学研究保存并提供了珍贵史料。笔者有幸从张菊老哲嗣树年先生处读到这些来往书札，深感两位学人为学术研究，为民族文化孜孜不倦工作的精神，令人敬仰，值得介绍。

1953年10月，张菊老染病卧床已近4年，一天收到名画家吴湖帆先生转来的一封信，署名是四川大学周汝昌。信中说：

缘读卢前先生旧著《读曲小识》中记有无名氏《续琵琶》一剧，长达数十出。今考该剧曲系曹寅楝亭所作无疑，其文孙雪芹小说中尚一及之。据卢记乃当年涵芬楼收得怀宁曹氏抄本传奇多种，由先生之介，为整理作记焉。今念涵芬宝藏既毁于敌火，该剧本不知是否已同归于尽，抑后由涵芬移庋他处未遭俱焚？材料珍罕，殊系萦念。此事除先生外，未必有人能道其始末原委，用敢冒昧裁启，倘得不弃赐覆，裨益见闻，曷胜荣幸之至。

读完信，张菊老的思绪被唤回到20年前那遍地烽火的年代。“一·二八”之役，日本侵略者轰炸并放火烧毁了商务印书馆与东方图书馆，几十万册中外图书资料和大批机器设备、纸张、书稿化为灰烬。为复兴“东方”，他竭尽全力收罗各种图籍，还亲自担任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主席。1933年，陈叔通向张元济介绍北平戏曲家曹沁泉珍藏的一批曲本。曹氏出身梨园世家，其藏本多为清初康雍年代大内旧藏，世间并无传本。张菊老对古代戏曲素来钟爱，又酷嗜昆曲，所以得闻此讯，急欲一睹其书。经过努力，第二年他终于为复兴中的涵芬楼购入70种曹氏曲本。后来又邀请著名曲学家卢前（冀野）来馆研究、考订，撰成《读曲小识》一书。其书卷三记有《续琵琶记》一种：“二卷，二册，都九十一叶，每叶十六行，行二十六字。旧钞本，卷首有听雨楼珍赏图鉴白文印记。上卷尾缺半叶，下卷首尾各有缺。共存三十五出。”据卢前考证，“疑出雍乾时人手笔”。但他不知道，此剧作者正是曹雪芹之祖曹寅。(www.guayunfan.com)周汝昌致张元济信之一

周汝昌致张元济信之二

张元济复周汝昌信稿之一

曹寅（1658—1712），字子清，号荔轩，又号楝亭，继承父职任江宁织造，为康熙皇帝派驻南方的重要亲信官员。他为朝廷网罗江南名士，消除汉满民族间的隔阂，作出了许多重要贡献。曹寅又是清初著名的出版家，他主持的扬州书局所刻《全唐诗》《楝亭五种》等书，以“康版”精本著称于世。他也是清初著名文学家，与尤桐、洪昇等戏曲大师友谊甚深，受他们影响创作过不少杂剧，能考者有《北红拂记》《太平乐府》与《续琵琶记》等。《红楼梦》第五十四回，贾母与薛姨妈谈戏，说当年她家有一戏班，弹琴者演奏《续琵琶》的“胡笳十八拍”，“竟成真的了”。曹雪芹对他祖父的得意之作，当然熟知，顺笔写入书中，正好证明了此剧与曹家的关系。红学家周汝昌久有寻觅《续琵琶记》剧本、一睹曹寅剧作风采的夙愿。张菊老奖掖后来学人，即使素昧平生者也总是竭尽全力帮助，况且又关涉红学研究，更不能袖手旁观。于是，他托人到商务印书馆书库查勘，并对曹雪芹的书发生了兴趣。下面这封复信，就是讲的这件事：

汝昌先生清鉴：敬覆者，前数日友人吴湖帆君转到本年十月十日手教，垂询涵芬楼所藏购自怀宁曹氏抄本传奇是否保全，尤拳拳于曹楝亭先生所作《续琵琶记》，逸情雅致，殊甚向往。抄本传奇幸于兵乱时先期移出，未遭劫火，《续琵琶记》亦获保全。当乞敝馆经理诸君从书库捡出，并将《续琵琶记》抄稿二册送到敝处。弟不幸于四年前染有废疾，所谓半身不遂，终日卧床，仅右手尚能握管作书，然亦劣不成字矣。一举一动均须假手于人。书经送到，略一展阅，见前后底面若干页霉烂甚重，几成纸灰，稍一触手，便即飞散，欲捡与卢氏所识参校而有所不敢。以后如欲保存计，惟有精裱或抚写一份，然非得极静细而有耐性之人未敢付托，否则欲保全之而适以速其毁灭也。再承示曹雪芹先生小说中亦曾道及，未知见于何书？倘蒙指示，曷胜感幸。肃复。顺颂文祉。

弟张元济谨上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廿二日

周汝昌收到张菊老复信，“大出望外，喜欢若狂”，随即再次致函，说：“今既原物具在天壤间，谅无二本，其珍贵实无以喻之。当如何宝惜之耶？惟今之计，恳老先生任其事，或装裱，或录副，交与妥人，以免损伤。其费若干？倘不甚钜，晚愿任之（请预估其所需见示，以便筹措），藉求副本以供欣赏研讨”。信中还告诉张菊老，刘廷玑《在园杂志》与佚名氏《永宪录》二书记有曹寅作《续琵琶记》等传奇的记载。另提到一出叫《虎口余生》（亦名《表忠记》）的戏，说的是明末李自成政权被翦灭的故事，据称也为曹寅所作。关于这一问题，周汝昌后来否定了此说，认为：“今考此剧，序文曲跋，无一与寅相类者。……揆其人，盖一南士，思想文笔皆至陋谬。其曲词尤为恶俗，断非曹寅手笔。”至于《续琵琶记》，确出于曹寅之手。开场有“西江月”词一首：“千古是非谁定？人情颠倒堪嗟。琵琶不是这琵琶，到底有关风化。槌破一群腝鼓，重弹几拍胡笳。茫茫白草卷黄沙，洒洒昭君冢下。”说的是东汉末年蔡文姬悲欢离合的故事。战乱中，蔡文姬流落匈奴，曹操追念其父蔡邕文才，赎文姬归汉。“制拍”一折，就是说蔡文姬弹唱“胡笳十八拍”。全剧人物众多，场面宏伟。第三十一折“台宴”为高潮，写曹操铜雀台大宴文武，横槊赋诗。一支“大红袍”曲，竟隐括了曹操《观沧海》《龟虽寿》《短歌行》与《让县自明本志令》等数首诗文的内容词句，确实非大手笔难以有此成就。曹寅自称“吾曲第一，词次之，诗又次之”，此为明证。剧中的曹操，是一位“吐尽英雄气”的正面人物，用“外”扮演，写他讨董卓，迎驾许都，通匈奴和好，开盛世伟业，一反文学史和戏曲史上历来丑化曹操的成见。曹寅实为曹操翻案之第一人。这样一部重要的戏剧作品，湮没一个半世纪后竟能复见于人间，怎不令人欣喜！

不久，张菊老复周汝昌信，说：“先生闻《续琵琶记》抄本尚在，为之狂喜。楝亭先生于数百年后得一知音，地下有知，当可快慰。”又告诉他：“此稿必须抚录，而抚录之前必须托裱，方可着手。此间已觅得裱工，即日从事。裱成当请人照抄，抄成即寄呈左右。”信中还附去近作《追述戊戌政变杂咏》诗一组。一曲《琵琶》，联结两代知音。

老人的认真和热情，使周汝昌深受感动。他于1953年12月22日与1954年2月26日，又两次致函张菊老，感谢老人支持的诚意，并畅谈红学。先说《红楼梦》第五十四回，再说曹雪芹小像和雪芹友朋的识语，并敬赠他的红学研究成果《红楼梦新证》第三版以及自题诗。前一信中还对其他曹氏抄本的现状表示关切，建议早日“设法整装，以便保存”。后一信中他告诉张菊老，“现各地赐题拙著者已有多家”，恳请菊老也能“宠赉名章”。张菊老此时正忙着与郑振铎等筹商编印《古本戏曲丛刊》。这是一部专门收辑古代戏曲刊本与抄本的丛书，由郑振铎与吴晓铃、赵万里、傅惜华等专家组成编委会。原计划出版十集，迄今仅出五集，前四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部用影印。张菊老在病榻上审阅了前四集目录，并多次索取样张，询问印制情况，让馆中同人与郑振铎商榷有关事宜。得周汝昌信后，又向编委会积极推荐《续琵琶记》等曹氏曲本。或许是该剧残缺不全的缘故，或许是作者考证问题尚有疑虑，编委会开始时对印入《丛刊》似乎不甚热情。张菊老收到周汝昌1953年12月22日信的次日，就在一封信中指出：“昨得周汝昌君信，《续琵琶记》的确见于《红楼梦》第五十四回。兹将原信送阅。如能告知郑振铎兄，当可坚其印入《古本戏曲丛刊》之意。”几天后，他又告诉馆中同人：“拟印曹楝亭《续琵琶记》，郑振铎兄有无覆信？托裱已否竣工？鄙意不如直接照相，依《曲丛》尺寸照成打印，即以一份寄成都周汝昌君。”看，张菊老对印行此剧，真是费尽心机，不遗余力！他历来主张为古书“续命”，最好的办法是印出来，流传下去，有关红学孤本史料，当然也应该如此。经过他的竭力推荐，《续琵琶记》及其他曹氏曲本终于被决定编入《古本戏曲丛刊》中。于是，他复信告诉周汝昌：

张元济复周汝昌信稿之二

《续琵琶记》钞本馆中业经裱成，此为怀宁曹氏藏曲之一种。刻下曹氏藏曲由中央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收购，已经定议，未便另行钞出。将来《续琵琶记》经《古本戏曲丛刊》编委会收入付印时，拟商请以印样一份奉赠清览。倘编委会以为未便，拟请阁下径向编委会定购，则印本清晰，更胜于钞笔多多。但《古本戏曲丛刊》初集现方陆续出版，《续琵琶记》因撰人时代关系，须收入第三集中，故出书期尚难预定耳。大著《红楼梦新证》已收到，详征博引，询为传书。另示第五十四回叙及《续琵琶记》事，寻捡相符，诚为快事。

张菊老是我国近现代古籍整理事业奠基者之一，又是运用先进影印技术大规模出版古籍的第一人。在他晚年为红学提供史料，出版《续琵琶记》，只是他整理古籍事业中的一段小插曲而已。但是，从中我们已经感受到，他为古籍“续命”乐此不疲的一颗拳拳之心！张菊老病榻读《红楼》，也可算文坛一韵事吧。《古本戏曲丛刊》第三集出版于1957年。周汝昌先生在《红楼梦新证》增改本中，摘引了《续琵琶记》的三折部分文字，刊出了原抄本影印件数帧，并在“史事稽年”曹寅作剧处加按语，说明此剧得以重见天日的曲折过程：“……因致书张菊生先生，请留意一检，庶保遗帙。先生得书兴起，即为查勘，居然犹在，压置残书最下层，为潮湿所中，殆将糜烂，已不可GF8A3阅，急驰书见告。余覆函请亟宜裱褙，以续丝缕之命。先生欣诺，立致佳工，书赖以完，今归北京图书馆。时先生高年病痪，早不能作书，为此特意手柬，笔战至不可辨识，可感也。附志于此。”笔者所见张菊老三通复函信稿系他人手笔，菊老改正多处。我希望菊老亲笔手柬，能够尚存人间，有朝一日公之于世，为艺林增添佳话，为红学史谱写新曲。

1990年1月 （原载香港《大成》199期，1990年6月）

喜读《张菊生与周汝昌一段翰墨缘》

周汝昌

澳门友人陈浩星兄寄示《大成》杂志第一九九期中所刊《张菊生与周汝昌一段翰墨缘》一文，题目入眼，使我一惊，大出意外，以为当今那复有人知悉这一段旧事？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甚至担心是捕风捉影之作。读完全文，非常感谢柳和城先生，他竟肯留心于文坛学苑的这种往事旧尘，而且内容详实无讹，文章也写得渊静有味，洵为一篇佳构。

我与张菊生老前辈的那一段翰墨因缘，转眼已将近40年光景了，不但未曾淡忘，而且时常记忆；去年夏初清和之月，重游故里，还与一位采访红学史迹的朋友谈起过。最系我怀思的，是张老的一封亲笔信和他令儿媳某夫人的代笔书启，这是我研红50年来所获海内外无数学人读者惠札中的最珍贵的异品。

柳先生文中已经提到，张菊老曾有亲笔书信给我，但他不曾提到还有老人病榻读《红》，命儿媳代笔的另一封书简。如今回忆起来，试为柳先生佳文作一小续，或亦读者所不弃者乎。

拙著《红楼梦新证》经始于40年代后期，印行已是1953年的9月。因为出版家是上海棠棣出版社，经售者是长风书店，所以书出之后，反响先由沪滨传来。友人写信报告售书门市盛况。记得成都华西大学民族语言研究所的首席学者闻在宥教授，那时正有事到上海去，也特意写信来，叙及尔时此书方出，短期连印三版，传为一时之盛，而遇故交学者文家，几乎是人手一编，以为向来罕见之异事。那时，沪上传来的“东吴万里”的鳞鸿，日有所积，忽一日，我接到了一封信，打开看时，是带朱丝栏的笺纸，上有工楷细字，大意是说，病榻无俚，忽得大著《新证》，展诵之下，竟日孜孜，不觉忘倦，引起极大兴致。对雪芹原书佚稿后半部情节之推测，尤所萦怀，有几点希望再为开示。幅末说明，本人因病榻艰于书写，命儿媳代笔。阅下款方知就是张菊生老人了。

那时我只30岁刚出头，学识交游，都很孤陋，但对张先生关于文史大业的丰功伟绩还是略知一二，而且是深所敬仰的，得札自然格外高兴，立即详细拜复了一函。此事虽隔多年，印象还是很难磨灭。柳先生所见第一手资料中，未知有无这一项鱼雁往还的痕迹？

至于我把《新证》的第三版奉寄与张菊老，那当然是因为这一版印于1953年年底，改正了许多前版的误字，并加入了“补遗”的内容。

到1954年之春，因奉调回京，已在准备行程的期间，我还又接到菊老的一封厚厚的信札，里面附来了他作的戊戌纪事绝句百首（记忆如此，不知数字有否误），不我遐弃的高谊，使我至深感动。可惜的是，那时已经十分忙乱，春夏之交回到北京，一切情况与在成都时大不相同，我与张菊老的通信论学唱和的因缘，大约从此就未能继续。今日思之，犹觉耿耿在怀。

柳先生心细如发，还引及《新证·史事稽年》中感念张老的一段拙语。但我藉此机会说一句：我作增订而加入此寥寥数语之际，也是要大费斟酌的，因为那是“大批判”之风正盛，著述文字，如“著败絮行荆棘中”，动辄罣碍，有专门伺隙之辈“盯”着，一言不慎，便是辫子。比如，我若提张菊生先生，便有人“做功夫”，张菊生是“前清遗老”，和“戊戌政变”有“密切关系”，戊戌政变是“保皇派”，也更是“改良主义分子”，改良主义就是“反对革命”……那么周某怀念张某，这是“居心何在”！？那时“批判逻辑”就是如此，所以我之加上那一段拙语，看似平常，可实际上我也颇有“冒险”的心情存乎笔墨之间，后之来者，焉能领略其中况味。

承柳先生引及资料显示，我方知道：张老是主张将《续琵琶记》制副本以见赠，俾供研究的。后来当然是那个“编委会”认为“不便”。“不便”何在？自然不必望答了。但自张老写信安排，直到那剧本在《丛刊》中印出，就再也没一个人肯向第一个考定作者、建议保全的人来打只字的招呼；影印的介绍说明如何？更不可知。柳先生所叙拙著附印书影等，那实际是晚至1973年，我才到北京图书馆去而自家“重新发现”之！

做点儿学问实在不是一件容易事。为一本书，一篇文，求告请助，遭遇种种不同，炎凉世态，尽在其中。综而计之，像张老那样古道热肠，以平等态度对待后学的，也只不过屈指二三而已。我提这些，正是为了对此说明，张先生为人之至为高尚罕逢，怎不令人怀念？

我以为，这样的人多一些，中华民族的文化事业的前景能大有希望。我与柳先生如今重提这些前尘旧话，正是从这一愿望出发的，难道还能是为了“别的”吗？

我的研红史，所遭所遇，如写起来，也会成为一部奇书，但我相信只有张菊生精神，千古万古，流芳永永。后学小生，心香祈之。

【注】张老亲笔书札是否尚存，因“浩劫”之后，文献零落，散佚甚多，尚待寻检。拙札乃少年笔墨，反得于张先生哲嗣手中保存至今，相形之下，感愧如何可言。

（原载香港《大成》201期，1990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