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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与吴稚晖_关于张元济的故事

时间:2022-05-02 名人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张元济与吴稚晖_关于张元济的故事张元济先生生前与许多国民党人士有过或深或浅的交往,这些交往对张元济的事业和思想都有一定影响。张元济劝吴稚晖不要这样做。张元济终于同意吴稚晖的要求,为防不测,他还亲自率领学生在路旁公祭。1910年张元济作环球旅行,考察各国教育,到伦敦时与吴稚晖见了面。张元济致吴稚晖信三四十年代,张元济与吴稚晖似乎交往不多,有一件事值得一提。这大约是张元济与吴稚晖的最后交往了。

张元济与吴稚晖_关于张元济的故事

张元济先生生前与许多国民党人士有过或深或浅的交往,这些交往对张元济的事业和思想都有一定影响。在众多国民党人士中,吴稚晖(敬恒)可算渊源较深者之一。

吴稚晖像

戊戌变法失败后,张元济被“革职永不叙用”。1899年,经李鸿章向盛宣怀推荐,他进南洋公学译书院任职,“襄办公学译书事”。1901年初,南洋公学总理(校长)何嗣焜去世,盛即任命张元济兼代理总理。当时南洋公学分上、中两院,上院未开,仅设有约相当于中学程度的中院。张到职后第一件事,就是接办已筹办半年多的附属小学。经盛宣怀批准,附属小学很快成立,张聘请时任南洋公学斋监的吴稚晖主持其事,教习有汪荣宝(后曾任南京政府驻日公使)、林祖潜、陈懋治等,都是南洋公学师范毕业生。吴稚晖,江苏常州人,光绪辛卯(1891)举人,后数次会试不第,激于对列强侵略、政治腐败的义愤,他在公学组织“群智会”,誓曰“不复读线装书”。张元济请他主持附属小学,恐怕与此不无关系。

当时义和团运动刚被镇压,《辛丑条约》签订不久,全国上下沉浸在对慈禧为首的顽固派一片愤懑的情绪之中。当年因提议禁止义和拳进京、反对排外而被慈禧处死的徐用仪、袁昶、许景澄“浙江三忠”,灵梓南下,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社会骚动,也波及了原先平静的南洋公学校园。吴稚晖那时已是一位政治活跃分子,他向张元济提出,“三忠”出殡时,南洋公学全体师生随行执绋,以示哀悼。张元济劝吴稚晖不要这样做。吴却执意要干,并以罢课向要挟。张元济终于同意吴稚晖的要求,为防不测,他还亲自率领学生在路旁公祭。其后,张元济请吴赴日本留学,学费由公学供给。吴稚晖在日本因从事进步活动被日本警察拘捕,愤而投水自杀未遂。这件事成为吴稚晖由改良到革命的转折点,促成他反清思想的成熟。

吴稚晖后来又旅欧并加入同盟会,成为孙中山的一名重要助手。而张元济早在1903年初就离开南洋公学,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所。1910年张元济作环球旅行,考察各国教育,到伦敦时与吴稚晖见了面。张告诉吴商务正在编一部叫《新字典》的辞书,请吴出出主意。《新字典》主编陆尔奎(炜士)也是江苏常州人,与吴熟悉,几年前放弃教务加入商务,一心编纂辞书。吴稚晖在伦敦时曾接陆一信,对其举动不很理解。听了张元济介绍,原来《新字典》着手已数年,定稿尚未得半,更为惊奇。直到民国元年吴稚晖归国看到书稿,才深感张元济、陆尔奎他们编此字典用心良苦。原来袭用二百多年的《康熙字典》,不仅没有收科学界新出之字,而且解释直录古代字书,许多早已不敷世用。《新字典》矫正《康熙字典》诸多缺点,“其通俗之字(如炸、礁等)、新制之字(如钙、镍等)、日本所制之字(如垯、腺等),字典所无者,无不补入。”(《新字典》预约广告)该字典还有插图,生动活泼。蔡元培撰序。吴稚晖也应邀欣然命笔,为《新字典》撰写“书后”。他在文内称赞此书的新意,并记及伦敦晤张元济的经过。这部字典于1912年出版,一下子销了几万部,可想受民众欢迎的程度。(www.guayunfan.com)民国初年,吴稚晖应教育总长蔡元培邀请,任国语统一会会长。1916年,吴在上海与钮永建合编《中华新报》,又与李石曾、张静江等发起大规模留法勤工俭学,在法国里昂利用庚款筹组中法大学。他奔走于上海、北京和法国等地,十分繁忙。张元济对这位南洋公学老同事热衷于文化事业的精神,甚为钦佩,多次想聘吴入商务印书馆。张1916年7月31日的馆事日记“用人”栏记有这样一条:“晤吴稚晖。探其意,略言拟将有所编辑,并将从事制造。余言,图书公司可为基础,且注意于培植人才,不专在谋利。约后再谈。”原来张想请吴稚晖主持商务所属的中国图书公司,借助吴的编辑才能培植人才。然而,吴稚晖只答应在外为商务编“读音统一”方面的书,未正式入馆。

1920年3月,张元济让商务“交际博士”黄警顽查询几位著名人士的地址,其中也有吴稚晖。曾夹于张的馆事日记中有一张1920年3月27日黄复张的便条,写有陈独秀、胡汉民、李石曾等八人的地址,吴稚晖名下是这样写的:“暂寓新旅社134,今日赴松,廿九日晚在各省赴法学生会,约三号至天津。”吴当时正忙于留法勤工俭学活动,来去匆匆,行踪难寻。即使这样,张元济仍想去拜访他。张的求才若渴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张元济致吴稚晖信

三四十年代,张元济与吴稚晖似乎交往不多,有一件事值得一提。1947年3月15日出版的《东方杂志》载有一幅广告,题为《张菊生太史鬻书润格》,署名“代定润格”者为吴稚晖、张伯苓、王宠惠、钱新之、王世杰、陈布雷、黄炎培、王云五等。张元济在抗战时期洁身自好,不事敌酋,以鬻文卖字度日。胜利后由于物价飞涨,市场萧条,他依然以卖字为生,这是大家所知道的。怎么出来几位“党国要人”吴稚晖等署名“代定润格”的广告?其中原委本来不很清楚。最近读到台湾商务印书馆1976年出版的《岫庐已故知交百家手札》,内有一封吴稚晖致王云五(岫庐)的手札墨迹,说的正是此事。吴说:“菊生先生□□不闻者有年。奉赐函,知其精神矍铄,尚不辞笔墨之应酬,欣慰已极。拟登报取润,稍可节劳。尊嘱附名介绍,荣幸之至。谨以签名于启末,便中并求问候。”原来是王云五发起联络友人为张元济“代定润格”的。这大约是张元济与吴稚晖的最后交往了。

(原载1991年8月24日《团结报·史海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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