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与《永乐大典》_关于张元济的故事

张元济与《永乐大典》_关于张元济的故事

1951年，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决定将涵芬楼所藏的21册《永乐大典》无偿捐献给国家，在当时国内劫余所存的130多册中，占了约六分之一地位。这每一册《大典》的失而复得，无不浸透着董事长、著名出版家张元济先生的心血。为了保存和流传这批民族瑰宝，他付出了多么大的劳动！

《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是我国最大的百科全书，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一部出类拔萃的鸿章巨制。它完成于明永乐六年（1408），辑入七八千种图书，经史诗词、释藏道经、天文地理、医药戏剧、工技农艺，无所不包。宋元以前的许多佚文秘籍，藉以保存了下来。全书22800余卷，分装11095册，只有三部写本。原本和嘉靖重抄正本毁于明末，嘉靖副本清初虽已缺少，但大部分仍保存完好。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大典》是主要依据之一。当时藏于翰林院敬一亭。清末政治腐败，《大典》蛛网尘封，无人过问。据《清稗类钞》载：“咸丰庚申（1860），与英法议和，使馆林立，密迩翰林院，书遂渐渐遗失。”“光绪乙亥（1875），重修翰林衙门，所庋《大典》，不及五千册。”庚子（1900）八国联军进入北京，翰林院被焚，所藏《大典》和《四库全书》底本，或被毁，或被掠，几乎散失殆尽。事后清政府似乎也陆续收缴到一部分，民国初年再次散出。董康（授经）在民国元年（1912）一封致缪荃孙的信中说：“《永乐大典》曩存清秘堂，亦被清太史盗出，侄（董康自称）以二千一百元收得十七册，中惟《苏辙年谱》《宪治通纪》正续各一卷尚成片段，此外关涉古地志者亦佳。该太史等自挟数册，沿门求售，教育部毫不过问。”[1]京师图书馆曾购得六十册，但大量的《大典》流入书估之手，在琉璃厂各处“密售”[2]。

消息传到上海，张元济闻之痛心，急忙函告好友傅增湘（沅叔），托其就近访求。他自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后，就注意收集古今图籍，一来为编译参考之用，二来为日后扩充成公共图书馆张本。1909年图书室定名涵芬楼，此时已初具规模。对于珍本古籍，张元济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总是设法购入，目的是为了防止国宝流入海外。《永乐大典》的价值是众所周知的，岂能坐失良机？1912年10月5日，傅增湘复函张元济云：“都中见有《永乐大典》一册，系学字号，系三万一千九百八十四、五卷，索价五十元。不肯减。又有十灰韵崔字（皆崔姓小传）一册，索二百元（又一人持来），则不能议值矣。学字册内所载皆历代设州郡县学之文，吾辈览之尚有味。”[3]不久，傅为张代购得学字册。此为涵芬楼藏《永乐大典》的第一册。1914年2月，傅增湘在京购得《大典》一册，立即告诉张元济。张复函云：“如是原装，值每册五十元，愿留四册。”[4]但书估奇货可居，傅增湘一时难觅，直到同年6月，他才为张元济购得三册。由于各地藏书家竞相争购《永乐大典》，书估乘机抬价，傅增湘好几次在与张元济书札往还谐价中失之交臂，被他人捷足先登。如有杭字韵一册，皆记宋时杭州物产风俗，收《武林旧事》《西湖老人繁胜录》《都城纪胜》3种。其中《西湖老人繁胜录》不见著录，实为宋代佚书，弥足珍贵。书估居奇，傅增湘曾经取到手，并写信告诉了张元济，但没几天，就被索回，连傅增湘抄一份也不许。此书后来被缪荃孙购得，缪去世后又辗转归天津实业家兼藏书家周暹（叔弢），归宿还算好的。总之，傅增湘经手为涵芬楼代购到的《大典》，约有五六册。

从《张元济日记》中，我们也能找到他觅购《永乐大典》的记载。1917年7月，他托叶德辉购得《大典》数册，可惜册数及字韵不详。1920年10月，他在北京琉璃厂某店见《永乐大典》岩字韵1册，索价150元（此册似未购成）。1926年经张元济力争，商务印书馆用16万两银子购下著名藏书家蒋孟苹密韵楼全部藏书。其中有《大典》10册，内水字韵4册，系郦道元《水经注》上半部，至为难得。购蒋氏藏书，曾引起部分商务股东的责难，把此事捅到报纸上，影射张为了“一人嗜好”，花公司巨款购此无用之书。但为了抢救国宝，张元济襟怀坦荡，顶住压力，说服了同事。(www.guayunfan.com)1937年3月，由书估李紫东介绍，张元济以七百元价（索价一千元）购下辽字《永乐大典》2册[5]。从民初50元、100元一册，价格猛涨数倍。然而张元济收觅的热情不减当年。这两册《大典》是他自购的，据张菊老哲嗣张树年先生告诉笔者，当年他见过。上海“孤岛”后期，张感到国宝放在家中不安全，加上当时家庭经济日益拮据，于是出让给郑振铎等发起的文献保存同志会。查《郑振铎先生书信集》，1941年4月初张元济曾有五种古书交郑振铎。树年先生认为，两册辽字《永乐大典》可能就是这时让售的。文献保存同志会收集的善本古籍，后来均归重庆中央图书馆，想必这两册《永乐大典》现也珍藏于台北吧。在此以前的1934年，张元济还把自购的1册村字韵《大典》，让与了周叔弢。

总之，从张元济的日记、往来书札等史料中，我们能看到他苦心孤诣收觅《永乐大典》二十四五册之多。

有人在默默无闻地抢救国宝，也有人全不顾民族利益，在那里作无耻的交易。与张元济曾是同科进士出身的宝熙（瑞臣），民国初购得一批珍贵古籍，其中有若干册《永乐大典》。1918年，他透露出准备出售的风声。张元济闻讯后，即致函傅增湘云：“宝瑞臣同年收到《大典》，可以见让，闻之甚喜。如《经世大典》可以联贯，或不联贯而章节各有讫者，弟愿全得之，其舆图两册和绘画精细者，亦祈并购。”[6]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与傅增湘及商务北京分馆经理孙壮鱼雁往返十余次，托他们谐价购此数册《大典》，其急切之情溢于言表。

但是，宝熙竟将八册国宝《永乐大典》以千余元高价，最终卖给了日本文求堂老板田中胜太郎。张元济接到孙壮函告，“闻之不胜懊丧”，叹曰：“《经世大典》在我国已不可见，今竟有三册之多流入东邦，殊为可惜。”但他不甘心让虎视眈眈的日本人购去，当日拍电报给傅增湘：“宝书八册，请照东价壹竿截留，或酌加百番。”同时请傅如截留不成，“乞代恳瑞臣同年允我借影一分，俾不至绝迹于中土”。几天后，他知道《永乐大典》已为田中攘夺而去，截留无望，还再次请傅增湘设法直接与田中商榷，借影一分，然而此计划也未成功。宝熙此人后来出任伪满要职，其劣性于此可见端倪。

1926年9月，北京友人函告张元济，说有《大典》8册，每册300元，多未辑之书，已为日本人购去。张闻之又急忙致函傅增湘，打听确切与否，对国宝的外流，表示深切的担忧。傅打听后告诉张，“《永乐大典》见者多已辑之书”[7]，但也已无法截留。张元济对清末以来政治腐败，大批珍贵古籍流入东瀛，早就耿耿于怀。1906年，陆氏皕宋楼藏宋元珍本流散时，他曾与商务总经理夏瑞芳商定拨八万巨款准备全部购下，无奈对方开价更巨，未能成交。他得知日本人有得之意，就乘入都之际，力劝当时清政府协办大学士荣庆拨款购入，作为京师图书馆的基础。可惜他的建议不被采纳，皕宋楼藏书终于为日本财阀岩崎男爵囊括而去，成为其静嘉堂藏书的精华部分。张元济“每一追思，为之心痛”。[8]鉴于此教训，他总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古籍，不使其流入异邦；已经流出的，他也千方百计借影携归。他为商务涵芬楼先后购得包括21册《永乐大典》在内的大量珍本古籍，在当时私家藏书中，不论数量还是质量，均可称第一流。旧中国像张元济这样的企业家，为保存祖国文化遗产作出如此巨大的成就，能有几人？这绝非用“个人嗜好”所能解释的。只有在“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9]的爱国主义精神中，才能找到真正答案。

明成祖朱棣组织编纂《永乐大典》，并非为了让书流通，只是以所谓“文治”笼络天下文士，巩固其统治而已。《大典》编成，束之高阁，一般人怎能寓目？清代统治者的不知宝重，侵略者的劫掠，附庸风雅之辈的居奇牟利，均导致《大典》的流散和毁灭。张元济不仅懂得《大典》的价值，更懂得唯有流传才是保存《大典》的最好方法。在一封致傅增湘的信中，他指出：“吾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惟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至因时势而失坠，此为应尽之责。能使古书多流传一部，即于保存上多一分效力。吾辈炳烛余光，能有几时？不能不努力为之也。”[10]对于《永乐大典》，他就是这样办的。

1914年9月22日傅增湘致函张元济，云：“又见《永乐大典》一本，忠字号（《忠经》《忠传》皆全），内附图数十叶（工笔画人物），真乃罕见之物。湘所见数十册矣，然有图者绝少。公如收入楼中，亦罕见之秘笈。《忠传》一书未见著录，亦无撰人名第。此册索价一百元，不知公愿收否？”[11]经过谐价，最后以86元成交。这本《大典》张元济自己购下，但并不秘藏不宣。1915年张元济委派商务编译所孙毓修主持辑编《涵芬楼秘笈》，该套丛书专收篇幅不很大的罕见秘册，张元济首先就想到这本《大典》忠字号。1916年春，他取出此书让孙毓修缩印刊出，列入《涵芬楼秘笈》第一集第一种，并撰跋文介绍道：“《永乐大典》卷四百八十五之下半，至卷四百八十六为《忠传》。不著撰人，《文渊阁书目》亦不载。”“其书以流俗本马融《忠经》为主，仿宋人平话体，引史事阐演之，每事皆有画像。”“此以有图，即用原本缩印。自来《大典》本，无以原本影印者，此殊别开生面云。”[12]此册收有春秋郑国的子产至元朝的归旸等历代忠义文臣事迹数十篇，无武将，似书已不全。文字比较通俗，证明史书关于《永乐大典》录有宋元平话小说的记载不假，明人的工笔绘画尤为珍贵罕见。此为《永乐大典》影刊第一书。

前面提到过的《大典》杭字韵1册，为缪荃孙所得。1916年12月，张元济向缪借得此书，将其中《西湖老人繁胜录》排印编入《涵芬楼秘笈》第三集第一种。1919年出版的《秘笈》第八集第一种《山房集》，也是根据《大典》本排印的。《涵芬楼秘笈》出版后，受到文化界的普遍欢迎。有一份商务当年的统计材料表明：1928年止《秘笈》前后出版十集，共销15000余部，刊有《忠传》的第一集销量达2287部。

如果说，上述3种《永乐大典》本《涵芬楼秘笈》的印行还比较顺利的话，那么，印行《水经注》可谓曲折和艰辛得多。《大典》本《水经注》，凡15卷，分装8册，涵芬楼藏前8卷，4册。此书为聚珍本底本，学术价值极高。《四库》著录，尚有赵一清释本。赵氏称郦道元“注中有注，双行夹写，今混作大字，乃不可辨”。历来学界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但《大典》本并无所谓注中有注，因此张元济认为，“据此以正赵说之误”[13]，从而解开《水经注》研究中一大悬案。但是后七卷书在哪里呢？经过张元济多年访求，知道为北大教授李伯玄所得。1931年冬，张元济终于借到这后半部《水经注》，摄照制成纸版，准备影印编入《续古逸丛书》。为了使这部书内容更为充实，他特向傅增湘借用其藏宋版残本，打算编在一起。可惜傅藏宋刻《水经注》极残破，经商酌“将宋刻残本印一二叶附入，使世人知天壤间留有宋本存可耳。”[14]然而不幸的事发生了。1932年“一·二八”事变一场浩劫，商务印书馆总厂及东方图书馆被日本帝国主义炮火所毁，《水经注》底版与其他书稿、纸型等全毁于一旦！《水经注》原书及一部分善本古籍，幸亏早先移存他处，才得以保全。在复兴商务的日日夜夜中，张元济始终不忘《大典》本《水经注》的印行一事，学者们知道此事后也频频来询问。于是，1932年底决定重新制版影印。经过友人们的努力帮助，《大典》本《水经注》作为《续古逸丛书》的一种，终于在1936年6月出版了，受到学术界的欢迎。鲁迅先生在病中也托三弟周建人代购了一部。

书贵流传。这是张元济藏书、印书的宗旨。1935年初，傅增湘为辑编蜀人诗文，向涵芬楼借用《永乐大典》数册，张元济即让馆友从银行保险库提出送至北平，供傅编书用。只要学界需要，他总是慷慨相助。

1951年5月，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徐善祥提议将馆藏21册《永乐大典》捐献给人民政府。此时张元济已偏瘫卧床一年多了，他积极支持献书。6月2日，董事会通过了张元济等的提案。此后他亲自过问捐书的事宜。原布函标签旧了，他特地从家里找出好的珠签，让人重写。布函加工完毕，他又致函经办人丁英桂，说：“一切手续完毕后，乞将全书送下一阅。此生不能再与此书相见，临别不无余恋也。”[15]此情此景，令人感动。8月24日，周恩来总理致信张元济，感谢先生捐献《永乐大典》的美举。10月4日，张复函周总理，云：“商务印书馆旧藏《永乐大典》二十一册，本系国家典籍，前清不知宝重，散诸民间。元济为东方图书馆收存，幸未毁于兵燹，实不敢据为私有。公议捐献，亦聊尽人民之职。乃蒙赐函齿及，弥深荣感。同时附呈元济所撰《涵芬楼烬余书录》一部。”[16]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向商务印书馆颁发褒奖状，称此盛举“翊赞艺林，足资楷式”。在北京举办的展览会上，涵芬楼藏《永乐大典》，与其他收藏或捐献的本子一起陈列了出来。张元济闻之激动不已。

关于前面提到的《大典》忠字号一本原书，没有归涵芬楼，而是与《五朝名人言行录》《广韵》等几种宋版书由张元济本人收藏，《张元济日记》有记载。20世纪40年代，都归了郑振铎等发起的文献保存同志会，现应该藏于台北“中央图书馆”。

1959年，中华书局将北京图书馆所藏原本《永乐大典》及收集到的复制本、摄影本、显微胶卷，共730卷，影印出版。可惜张元济先生没能见到此盛举，于这年8月以92岁高寿谢世。但是他几十年来为之奋斗的理想——《永乐大典》和一批善本古籍得到了应有的归宿——他一定会含笑九泉的。

（原载《图书馆杂志》1992年第3期，增补本人刊于《藏书报》 2006年11月20日《〈永乐大典〉影刊第一书》部分内容）

注释

[1] 《艺风堂友朋书札》上册，第442页。

[2] 吴昌绶1913年1月31日致缪荃孙书云：“比来《永乐大典》已归图书馆六十本，此外散在厂肆密售，授经得十余本，每册出价一二百元。于是厂肆群恨董，谓其做坏市面。董则视之若宝，谓东西洋均可得重价。……”同上，下册，第879页。

[3]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第28页。

[4] 同上，第52页。

[5] 《张元济日记》1937年3月6日。

[6]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第80页。

[7]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第136页。

[8] 张元济致缪荃孙书，《艺风堂友朋书札》下册，第521页。

[9] 张元济《印行四部丛刊·启》，《张元济诗文》。

[10]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第145页。

[11] 同上，第56页。

[12] 《涵芬楼秘笈》第一集第一种《忠传》跋。

[13] 张元济《涵芬楼烬余书录·〈水经注跋〉》。

[14]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第274—275页。

[15] 《张元济书札·致丁英桂书》。

[16] 原信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