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与昆曲_关于张元济的故事

张元济与昆曲_关于张元济的故事

张元济先生办事向来认真，讲求效率，许多初次接触者，都为菊老对人对己的严格认真所敬畏。然而，菊老并非不苟言笑，他也有着自己的喜好，有着自己的业余生活。菊老哲嗣树年先生告诉笔者，菊老工作之余有三件嗜好：一喜书，收书、藏书、读书，终生乐此不疲；二养花，尤喜秋菊与松柏盆景；三听昆曲。说到昆曲，树年先生出示了一批珍藏数十年的菊老未刊书札、日记和昆曲曲谱等资料。摩挲研读之余，我眼前仿佛出现了一幅幅清晰的画面——菊老悠然地在听曲，菊老与昆曲界友人在纵谈，菊老为传播和振兴昆曲在疾书……

昆曲是我国传统戏曲中最古老的剧种之一，素有“戏中幽兰”之称。它唱辞雅丽庄谐，曲调轻和逸扬，舞蹈优美圆浑，历来为文人雅士所钟爱。清末民初昆曲渐渐衰落了，但京、沪等地仍活跃着许多昆曲艺人和曲友，含辛茹苦，支撑着这一古老的剧种。张菊老就是热心昆曲事业的一位前辈。

现存菊老听戏的最早记录，见于己酉年（1909）蒋维乔的《鹪居日记》。是年正月初四日（1月25日）记有：“张菊翁本约今日到渠处晚餐，嗣改明日。今晚又转以来告，晚饭后至丹凤茶园看戏，十一时半方回。”据当日《申报》广告载，是晚演的是京戏《除三害》《失空斩》等，并非昆曲。树年先生回忆，菊老后期是非昆莫听。因此上述听京戏的记录，恰可说明菊老那时还未专一于昆曲。他真正喜爱上昆曲，当在民国初，与他精心擘画创建商务涵芬楼有着密切关系。书，则是他成为昆曲爱好者的“中介人”。

菊老有感于兵燹灾祸，古籍流散，也为辑编出版需要他很早就为商务印书馆创建起资料室。凡各家藏书散出，总是尽力搜罗，精心保存，1909年正式取名涵芬楼。他不仅重视中西学经典名著，而且对有些藏家不屑一顾的杂剧、传奇和曲谱之类，也竭力收藏。菊老的馆事日记有很多记载。如1916年7月27日：“买进元百种曲残本六十种”；1916年1月16日致函商务北京分馆经理孙伯恒“托配曲谱”（指文会堂残本曲谱），拟影印辑入当时正在编印的《四部丛刊》。据菊老亲撰的《涵芬楼烬余书录》载，当年涵芬楼收藏的杂剧、传奇和曲谱达数十部之多。其中有元刊本《朝野新声太平乐府》、明刊本《顾曲斋元人杂剧选》《芥子园重镌范氏三种曲》（附北曲十二种）、《北曲联乐府》《新定十二律京腔谱》，以及《海萍逢传奇》《续琵琶记》《草庐记》《琴心记》《升仙记》等。从各书题解，我们可知菊老对这些书的版本源流研究，毫不逊于经史类古籍。正是这些古剧本引起了他对与此有一脉相承关系的昆曲，产生了浓烈兴趣。

在张菊老昆曲活动系年上，这件事是很值得一提的。(www.guayunfan.com)菊老早就注意电影的社会功能。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知道，1917初他已提出制作“活动影片”的建议。是年秋，在菊老擘画之下，商务印书馆印刷所照相部成立了活动影戏部。他主持制定“目前先就教育、实业、风景三项酌制”的制片方针，派人赴日本考察，又亲自呈文北洋政府“请准免税”。数年中商务活动影戏部拍摄了一些风景、时事、教育短片。然而购买设备、建摄影棚，所费不菲，利用率太低，所以影片成本很高。1920年春，正巧梅兰芳先生率剧团来上海天蟾舞台演出，于是张菊老与其同事们决定尝试拍摄戏曲影片，以广销路。

商务印书馆协理李宣龚（拔可）的六弟李宣阁（释堪）与梅先生有深交，曾为梅先生编写剧本。经李氏昆仲之邀，是年5月，活动影戏部为梅先生拍了《春香闹学》和《天女散花》两部影片。梅先生在《我的电影生活》一书里，对此有详尽记述。当时是无声片，唱词用字幕印在影片上。《春香闹学》系《牡丹亭》中一折，完全按汤显祖的原本演。春香出场，梅先生用了一个特写镜头，一把折扇遮住脸，镜头慢慢地拉开，扇子往下撤渐渐露出脸来，接着做了一个顽皮的笑脸。观众无不叫绝。春香的主曲“一江风”上几乎字字有动作，句句有身段，如打秋千、扑蝴蝶、拍纸球，是借某私人花园实景拍摄的，这在当时还是一个创举。《天女散花》系京剧。为拍摄此剧，商务电影部特租天蟾舞台和全套班底行头拍戏。是日，张菊老亲自到场观看。这是一出神话剧，“云路”为全剧最精彩的一场，天女单人歌舞场面绚丽多姿，难度很高。梅先生功底深厚，表演自如。他用两条风带，做出有雕塑感的各种姿势，来象征仙女凌空飘逸、御风而行的意境。一连数小时，菊老端坐着，为梅先生的精湛技艺而陶醉。

根据商务老人杨小仲先生回忆，《春香闹学》和《天女散花》第一次试映时，商务印书馆许多重要人物都来观看，赞赏不已，想来张菊老也一定参加观看。影片上映后，很快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影片还销到南洋各地，华侨们为祖国传统戏剧登上银幕而叫好，特别是昆曲还是第一次呢。难怪梅兰芳先生几十年后回忆起此事，依然那么兴奋，连张菊老亲临观拍的细节仍记忆犹新。这一切，当然也给张菊老留下深刻印象。

《集成曲谱》

20世纪20年代之初，是昆曲最为凋零的时期。苏州“道和”“禊集”两社曲友贝晋眉、徐镜清、张紫东等人发起，由上海实业家穆藕初等出资，于1921年秋创办了苏州昆曲传习所，聘文全福班的老艺人传授曲艺，一时大有昆曲振兴的迹象。1925年起学员改用艺名，中间都有一个“传”字，故有“传”字辈之称。1925年至1926年，他们在上海徐园演出达两年之久。张菊老是徐园的常客，与“传”字辈有过许多交往。

徐园位于康脑脱路（今康定路），花园不大，却很优雅、清静。主人徐凌云风雅好客，他又是一位著名的业余昆曲表演家，生、旦、净、丑，无所不能，还能演《天安会》这样的猴戏。菊老听戏与众不同，先用电话向徐园经理江紫来问明今日戏目，然后带上《集成曲谱》兴冲冲赶去。他手里捧着曲谱，一字一腔地推敲，仔细揣摩词意，品味音乐，欣赏身段，沉浸在艺术享受之中。

一次天下大雨，菊老照例挟着曲谱赶到徐园，谁知观众席上仅菊老一人。菊老让“传”字辈别演了，而演员们却说：“为老先生一人照演！”直至演完，台下才三四位观众。

“传”字辈唱小生的顾传玠后来改行经商，去了美国，与菊老仍有过从。他从美国回来，带了一件牛皮精制的小包送予菊老。他夫人张玉和也是一位名票友，听说前些年还在美国旅美华侨侨裔中教唱昆曲。

昆曲传习所的新秀们已蜚声沪上。1927年，穆藕初因事业失败，无余力顾及戏曲艺校，传习所改由严惠宇、陶希泉接办，更名新乐府戏院。是年11月17日，新乐府戏院送来请柬，菊老恰身体欠佳，未能出席，但这份请柬保存至今。三天后，新乐府戏院来函，邀请菊老参加当晚的开幕演出。来函云：

菊老先生赐鉴：

日前谨治盃酒，伫候清诲。适道体违和，曷胜悬念。承惠教言，洞寸症结，钦感莫名。敬当督率诸生，次第改善，以期仰副盛意。它日雅音一线，藉以永延，不敢忘先生之厚赐也。尊札已付装潢，谨当悬诸精室，以当座铭。敝院准于今晚开幕，为期匆遽，诸多为周，尚希公余驾临，随时指导。专谢。祗颂痊安。诸惟亮察不具。

新乐府昆戏院敬启 十一月二十日

菊老辞宴的复信现已不存，但从新乐府戏院对信的重视度看，可知菊老在信中对昆曲改革提出了中肯意见，得到了新乐府方面的首肯。

同年12月10日，菊老致俞振飞、张谋良书，就当时昆曲舞台一些陋习又提出了批评和改良意见。函云：

元济于昆曲素乏研究，惟极喜其词旨优美，音韵和平，以为可以怡情淑性，故常涉足徐园，藉聆雅奏。……昆曲之高尚，全在于“雅”之一字。丑脚科白间有临时调侃之言，然若稍涉俚俗，便自失却身分。至如《呆中福》之陈列亵器，更未免为识者所嗤矣。迩来剧场竞重布景，以真美论，未可厚非。然昆曲罕演整本，此事谈何容易，惟有可稍求改革者，则乐人不宜杂坐场中，闲散之人更不宜任意出入，随侍之辈亦宜衣履整齐，行止有方，进退有序，不可稍有粗犷陋劣之气，庶无愧乎文艺，兼可表我文明。

菊老的改革建议，不能不说是受了欧美文化和国内新文艺的影响，它很快得到新乐府主持者陶希泉的采纳。戏院还准备延聘著名戏曲理论家兼作家吴梅（瞿安）编制新戏，不久公演于广西路笑舞台和大世界，受到观众欢迎和好评。菊老都去听过戏，只要有昆剧，即使大世界这类游乐场他也经常出入。

新乐府戏院后来因内部管理不善，“传”字辈脱离严、陶，自行组班，用了“昆剧保存社”的名称，郑传鉴、倪传鉞掌管班务，去江浙各地演出。1933年返沪，重进大世界，易名“仙霓社”。昆剧的不景气，艺人们生活很苦，靠了一批昆曲爱好者的捐助，才得以安身和演出。张菊老知道这情况后，也慨然捐赠了一百元相助。仙霓社为感谢各位热心赞助之士，曾具函伸谢，笔者就从张树年先生处见过当年仙霓社的伸谢信。

倪传钺致张元济信之一

倪传钺致张元济信之二

商务印书馆二三十年代，印行出版过好几部有影响的昆曲曲谱和元明清传奇杂剧选本，大都出自张菊老之手。《集成曲谱》和《奢摩他室曲丛》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两种。

吴县王季烈（君九）、嘉兴刘凤叔有感于“世俗曲谱，有乖正音，贻误来学”，于是编定《集成曲谱》一部，选剧四百余折，工尺记谱，书眉还注有音韵，于1923年始陆续写印出版。昆曲大家俞粟庐曾称其“改定音律，校正文辞，宾白完全，排场明晰，便于梨园搬演，雅俗兼宜，为近代曲谱空前之作”。评价之高，可见其书之价值所在。但初版也有不足之处，于是1930年前后，菊老与王季烈又通信商讨《集成曲谱》的修订问题。王在一封致菊老的信中，附呈勘误表就达13页之多。两位可敬的老人为《曲谱》修订，着实付出了很多心血。

1931年4月《集成曲谱》再版发行，纠正了初版的舛误，其影响进一步扩大。两年后，张菊老特赠一部给昆剧保存社，俞振飞、张谋良为此复信致谢。函云：

菊生先生台鉴：

接奉大翰并蒙惠赠昆剧保存社《集成曲谱》全部，敬代致谢。一俟布置就绪，即希惠临指教，俾有遵循，无任盼切。专此布复，并请道安

晚张谋良、俞振飞拜启 廿二年七月六日

王季烈后来把《集成曲谱》压缩成《与众曲谱》在北方出版。抗战胜利后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重印，也是请张菊老协助办成的。

吴梅，江苏吴县人，是一位少有的词曲研究家，精于音律，对昆曲能谱、能唱、能吹。他收藏有古剧本600余种，应张元济邀请，精心选了152种，编成《奢摩他室曲丛》四集。初集、二集印行于1928年，三、四集晚了几年，刚印成连书版一起不幸统统毁于“一·二八”之役，现已无法见其真面貌了，但从现存菊老与吴梅1929年至1931年间往来书札中，我们可略知其大概。

吴梅1929年5月的一封信中说，《曲丛》三、四集目录已于当年一月看到，向商务索要样本，“俾便早日将题跋撰就”。菊老复信告以“《曲丛》已摄照制版……各书样本因未印全，致缓呈送，现已属其即行样奉阅”。可见1929年初《曲丛》后两集已基本编定，但不久吴梅将内容稍加更改，出书延缓了。这在同年7月8日菊老致吴梅的信里可以证实：

承允将《鹦鹉墓》《鸳鸯塚》及《荀鸭》三种加入《曲丛》，并荷撰跋，极感盛意。……跋语用大笔墨迹影印，自当照办。……《GF8A6堂乐府》二种为难得之本，加入《曲丛》，极所欣幸。《紫钗》一种，旧目用汲古本，今改为柳浪居本，尤所赞同也。

看！从剧目选择，跋语印法到版本改动，二人切磋探讨，如此精到！菊老对吴梅来函所提各事多处批注，转嘱馆友逐一查明拟复。[1]

1933年8月15日，老友陈叔通（敬第）自北平致张元济信：

北平有曹心田为清廷供奉，其祖为曹春山，与程长庚辈同时。心田今亦六十九矣，其家多藏关于昆曲抄本，敬（按陈自称）劝其整理，渠以年老家贫，欲待价而沽。伯恒（按指商务北平分馆经理孙壮）亦知其人。倘公有意收之，俟其整理后，拟约伯恒及郑振铎兄同往拾观。日前振铎兄往剧家，见有清初抄本，其中即有未见之孤本也。

曹心田，为曹沁泉之误。曹为安徽怀宁人，梨园家庭出身，光绪年间充任内廷供奉，精通昆曲和皮黄音乐，并能谱曲，此时任北平中国戏曲音乐院研究员和中华戏曲专科学校歌剧系主任。只因为时局不靖，昆曲更不景气，堂堂一位系主任生活窘迫，无奈只能将家传戏曲钞本“待价而沽”。这些剧本先经邵茗先过目，他在《剧学月刊》上发表过一篇《岑斋读曲记》，提到曹氏曲本。郑振铎是戏曲研究名家，收藏曲本甚富，对曹氏曲本也赞不绝口，可想其名贵程度有多高。张元济得知此消息，更是高兴，一心想购下，为计划复兴中的东方图书馆涵芬楼增辉。

这批抄本内，有清初康熙、雍正年代的大内旧藏、内廷戏文，外间并无传本，弥足珍贵。许多则是曹沁泉之祖曹春山咸丰、同治年间的钞本，封面有“春山咸丰乙卯重订”“同治四年曹氏重订”等题款。大都为梨园演出用本，附注工尺板眼，有的卷后附有砌末及身段谱（舞谱），极为罕见。对照《曲海提要》《曲录》等书所录曲本，或同剧而内容大有出入，或同名则不同剧。近世曲坛所演剧目，很多也能在此找到其渊源。由此可见，它们对于研究昆曲历史，乃至整个明清戏曲，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经过张菊老努力，1934年商务购下了曹氏钞本戏曲70种。菊老与商务经理李拔可请来词曲学专家卢前（冀野）研究、考订。卢前选出40种，费时半年，以札记形式写成《读曲小识》一书。卢前所选的均为昆曲，一些乱弹及南北曲混合的本子“概不阑入”，从戏曲史研究角度看，恐怕是个缺憾。曹氏曲本有一部分残缺不全，菊老深感憾事。他竭力争取补抄。1934年6月10日，他致王云五信说：“叔通兄前信介绍剧本若干种中，弟于《鼎峙春秋》颇看重。今经手邵君来信云可抄补，乞寄伯恒接洽。”可惜《读曲小识》未叙及《鼎》剧，否则我们或许能窥知一二菊老“颇看重”的缘由。不知为什么，抄补也未成功。直到1953年，菊老还在一封信中提及它：“《鼎峙春秋》残缺不全，乞抄出卷数，乘便到北京图书馆一查。”此时张菊老正与郑振铎先生合作编印《古本戏曲丛刊》，或许他是想把《鼎》剧收入其中。新中国成立后，涵芬楼的善本藏书均归北京图书馆收藏，我想这批珍贵的曹氏曲本，当亦在其中吧。

树年先生藏有一册张菊老1937年的日记残本，其中有不少菊老听昆曲的记载。例如：

《集成曲谱》书影

3月7日（星期日）夜赴湖社听昆曲，培余所招，小英同往。午夜十二时归。

3月8日（星期一）夜晚后培余以车来接，约往湖社看昆剧。其弟智泉同往。午夜十二时归。

连续两天听曲至深夜，可见菊老兴致之浓。

湖社原是湖州同乡的一个组织，社址在今贵州路北京路北首的一所楼房里。那时上海业余昆曲爱好者不少，他们组织的曲社有四五家，如“庚春”“青社”“平声啸社”与“风社”等，票友们除清唱外有时也正式演出，大家粉墨登场遣兴。那两天湖社的昆曲表演就是风社的“踏戏”（即彩排）。风社，由朱履龢、刘大钧、李祖虞夫妇及殷震一、许百遒和刘?万创办于1935年。刘大钧是上海著名会计师，李祖虞是律师，殷震一为小儿科医生。许百遒，号称笛王，梅兰芳演昆曲时常常请他伴奏，本人是银行职员。刘?万则是南浔嘉业堂主人刘承幹（翰怡）长子，当时在圣约翰大学读书。培余、智泉为翰怡之弟、?万之叔。刘氏与张氏有姻亲关系，对昆曲又有共同爱好，过从甚密。小英即树年乳名。菊老亲临观摩的这两夜彩排，?万先生与树年先生至今记忆犹新。?万先生告诉笔者，节目有徐园主人徐凌云的《钟馗嫁妹》，其子韶九的《撞钟分宫》，还有《乔醋》《奇双会·写状》《拜施分纱》等剧，由夏恂如、黄景蓉、张元和、张慰如等演出。?万先生也登场扮演《惨睹》中的建文帝，菊老对他的表演十分欣赏。第三天特致函刘培余，认为这一天的戏唯?万读字准确。?万先生唱念师事俞振飞，身段则为徐凌云所授。由此可见菊老对昆曲艺术的鉴赏力，着实不低。

菊老1937年日记中还有多处上恩派亚戏院（今嵩山电影院）、大新游乐场、大中华剧场和徐园等处听曲的记载，有的还记有剧目和简要评语。其中与北昆艺人的交往值得一提。日记云：

1月20日（星期三）午后韩世昌（君青）、白云生来。

韩、白为北昆名角。1917年由韩世昌、王益山等组成“荣庆社”，盛誉京华。1928年出访日本，受到东邻昆曲爱好者的欢迎。1934年后“荣庆社”分裂为“荣庆”“祥庆”二社，处境与南昆相仿，十分艰辛困苦。1937年初，韩世昌等以昆弋剧团为名率班来沪演出。他们照例要拜访各曲家艺友，张元济先生是他们敬重的前辈，当然在拜访之列。就在韩、白来访次日，张菊老即回访了他们，并约老友伍光建同观演出。昆弋剧团初在恩派亚，后迁至大中华旅社，菊老多次前往听曲。2月25日日记写道：“午后赴（大）中华旅社听昆曲，新编《双印记》，俚俗不堪！”什么使得一向热爱昆曲的菊老如此愤然？查该日《申报》广告，大中华剧场名下印有这样的字眼：“今日元宵节，日夜开演应时特别彩景好戏——全部《双印记》”，“大耍花灯，大铡活人，奇景彩景”。原来如此！“应时”（实为趋时）之戏，破坏了昆曲典雅端庄的气氛，怎不叫菊老嗤之呢？

《张元济友朋书札》收有著名翻译家伍光建1927年复张菊老的一封信，论及听曲的情趣，以及昆曲与外国戏剧的比较问题。伍光建写道：“前诵八月廿七日手教，知以听曲消遣乐甚。……弟只知歌唱音乐之悦耳，亦稍知其学理，而终不知其情趣。”“英文佳剧亦曾读过一二，其用意亦有独到之处，似尚不及我国佳剧之深刻，非此则不能潜印于流俗之脑海中也。”

菊老的信已不存，但从伍的复信可知菊老对昆曲欣赏注重情趣，陶冶性情，根本在于潜移默化之中矫正民风流俗。菊老很欣赏伍光建中外戏剧比较的见解。在徐园听曲时，还向树年先生讲述了伍的另一段话，大意为：外国戏剧有三种，一芭蕾，是舞蹈艺术；二歌剧，是歌唱艺术；三话剧，是语言艺术。而中国的昆剧则兼有唱、舞、演、白四技。对民族传统文化抱有虚无主义的人，是难道其中三昧的。

菊老十分关心昆曲演出形式的改革。前录致俞振飞等信已可见其革新昆曲的高见。1927年12月他在致陶希泉的一封信中进一步指出：“昆剧之扮演与唱白并重，导雅徇俗，亦两不相容。拂袖蹇裳，动关情节，偷声减字，辄戾宫商。旧制失传，如《一棒雪》《燕子笺》等绝唱甚多，即《琵琶》《荆钗》亦无完出。今若从事整顿，先民矩镬，不妨加意保留。旧时著名诸剧，大可编制完全，务使唱白扮演一一相称。当亦足以餍人视听，号召有余。”菊老向来不喜空谈，崇尚实干，对昆曲改革和旧剧整理，也体现了菊老这一精神。

1947年，唐文治（蔚芝）与王季烈等在沪发起组织“正俗曲社”，拟请菊老亦列为发起人。后来虽未成立，但在昆曲史上却留下了一条珍贵的记录。唐文治（1865—1954），菊老壬辰同科进士出身，曾任交通大学校长，也是一位昆曲曲友。他能唱曲，当年还在大中华唱片公司灌制过一张昆曲唱片呢。树年先生曾藏有唐赠予菊老一套吟诵唱片，其中就有一面唐老先生与儿子谋伯合唱昆曲《长生殿·小宴》，另一面为其诵读经文。可惜此套唱片全毁于“文革”浩劫之中。

菊老晚年常以昆曲剧本消遣。树年先生的儿女亲家李伯涵先生藏有许多昆曲传奇剧本，菊老不时向他借阅。1953年8月，菊老在一封复信中写道：“传奇可作小说观，而词章尤有深趣。”“《十五贯》如能觅得，敬乞慨假。《见都》一剧，况钟为人甚为可敬，但未见其下文，故欲知其究竟也。”

菊老论曲的文字，恐不止以上几则。纵其所论，笔者以为大致可归纳为三方面：（一）昆曲乃民族文化瑰宝，理应珍视；（二）昆曲能怡情淑性，陶冶情操；（三）昆剧演出应保留传统，又要革除陋习。张菊老虽非一位戏曲理论家，凭他数十年读曲、听曲的实践，却道出了戏曲欣赏的某些美学原理。无论赞扬还是批评，总是那么简明扼要，一语中的。

张元济题签的《粟庐曲谱》

张元济先生晚年左肢偏瘫，卧于病榻。他除了作诗写文，与友朋书札往还外，有时还应友人邀请挥笔题字。1953年，俞振飞在香港拟编印其父粟庐先生曲谱，托人请菊老题签。菊老欣然命笔，写下“粟庐曲谱　张元济题”几个字，并郑重地钤上“张元济印”与“壬辰翰林”两枚印章。但是毕竟长卧病榻，甚为无聊。那时家中仅有一台收音机，又没有昆曲节目，只能向刘?万先生借些昆曲唱片听。树年先生为解父亲寂寞，想起内兄葛芃吉是上海昆曲研习社社员，能否托他邀集几位曲友来家清唱？约1954年，葛果然请到十几位曲友，两次来寓所为张菊老清唱，其中就有“传”字辈老艺人周传铮。

周一见菊老，就说：“原来就是这位老先生，我们在徐园演出时，老先生常来，还带着曲谱边看边听呢。”说得大家笑了一阵。菊老问周传铮当年苏州昆剧传习所学艺的情景，周说，我们的艺名是王摩诘先生取的，以“传”字为排行，为继承传统、发扬光大之意。菊老频频点头，称赞“传”字辈功底深，演得好。

演唱开始，节目有葛芃吉、钱依兰的《琴挑》，周鹤轩的《金雀记·乔醋》，王吉儒的《牡丹亭·游园》和《刺虎》，陆济民的《望乡》和《占花魁·湖楼·受吐》等折。参加演唱的还有周传瑛夫人张娴等几位。周传铮吹笛，现为上海昆曲研习社社长的朱尧文按板。菊老显得格外兴奋，老习惯，让树年先生取出《集成曲谱》，一字一腔地推敲、品味。当《牧羊记·望乡》一折，剧中苏武执节牧羊，遥望故乡，唱出那悲怆的曲调时，菊老激动得流下眼泪。

人们都有着自己生活的喜好，名人也不例外。只是当个人的喜好与事业相结合，就会迸发出绚丽的火花，成为推动社会某个方面进步的力量，或者为我们后人留下某些有益的启示。张菊老与昆曲，也许可算一例吧。

1988年12月初稿，1989年5月修改 （原载《上海文化史志通讯》第5期，1989年9月； 转载于香港《大成》1990年第1期）

注释

[1] 参阅《吴梅张元济关于〈奢摩他室曲丛〉的通信》一文。——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