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与《上海指南》_关于张元济的故事

张元济与《上海指南》_关于张元济的故事

《上海指南》书影

人无完人，书无全书。张人凤兄与笔者合作编著的《张元济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出版后，又有张元济佚札现身拍卖品市场，我们未能收录。这并不奇怪，新史料可能以后还会被发掘，研究永无止境。问题是在老史料运用上，我们有疏漏，即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署名辑编的《宣统元年上海指南》及谱主多次指示该书修订指示等事，《长编》失收。

《上海指南》是第一部国人自编、具有广泛影响的上海指南专书，宣统元年（1909）五月初版。内分“总纲”“地势户口”“官廨职掌及章程”“公益团体”“工商业”“交通”“金融机关”“游览食宿”和“杂录”共九卷，另附有“各省旅行须知”“上海城厢租界地名表”及“补遗”等资料。此书推出，立即受到社会各界欢迎，短时期内销售一空。商务编译所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加以修改、增订，几乎一年一版或一年数版，经销不衰。此书曾修订为八卷，标题有所调整或变动。自1914年11月第八版起又恢复九卷，题名“总纲”“地方行政”“公共事业”“交通”“食宿游览”“实业”“杂录”“城厢租界地名表”和“沪苏方言纪要”等。此后各版分卷题名似未变化，内容则有增删，至1930年1月出版《增订上海指南》（署名“林震编纂”），已达二十三版之多！那时商务已由王云五当家，《上海指南》增订版似与张元济关系不大，暂且不论，但由此也可见此书的“品牌效应”历时二十余年，影响之大。

早年张元济作为编译所长，指导全局，不可能不关注“重头”书的编印和再版事宜。虽则他老人家没有留下1909年前后的馆事日记和其他相关史料，关于初版《上海指南》是如何组织采访调查和编印的，我们无法臆测，但是现存民国初的《张元济日记》中，就有多则主持该书修订的记录。如1916年9月6日“编译”栏记：

谢燕堂允为九版《上海指南》如明后日交齐稿子，本月二十四可以出版。原版交于瑾翁。并嘱告周锡三招徕告白，每版以五千为限。[1](www.guayunfan.com)谢燕堂，商务印刷所主管，1917年调任发行所主任。于瑾翁，即于瑾怀，名定一，编译所重要编辑，疑即《上海指南》辑编者之一，1919年离开商务，后曾参与发起中华职业教育社。周锡三，商务编译所人员。由此可知，连广告与印数都由张元济一锤定音。

1917年初，张又就该书第八、九两版发行事指示编译所出版部俞志贤。1917年3月15日馆事日记“发行”栏记：

九版《上海指南》印成已久，因八版未售尽，故捺住。余以为不妥，嘱出版部即发。告志贤照办，所余八版归入廉价部。[2]

同年3月26日，张对第九版《上海指南》售价提出意见（当时书籍似不印定价，售价按行市确定），还为查考一则资料亲自调阅该书。当日他在馆事日记“发行”栏与“天头”分别写道：

《上海指南》九版增加页数而售价如故。告志贤筹划。[3]

问国货调查录。要九版《上海指南》存样。[4]

三个月后，《上海指南》修订事宜再次提到这位编译所长的议事日程。可见该书销售之速，编译所修订之快。张元济在1917年6月15日馆事日记“编译”栏记道：

锡三来言，本馆可做一《中国行名簿》，将《上海指南》修改。约到所商量。[5]

“修改”尚且如此重视，专门约人“商量”，当时初版编印之际的组织擘划，可以想见。同日“印刷”栏他又记云：

在上海印刷公司席上与鲍先生商定，今年历本拟加价，且少印。又余意《上海指南》等应加价。[6]

鲍先生，即商务总经理鲍咸昌。包括《上海指南》在内几种出版物的售价问题，被放到商务最高决策层桌面上加以讨论，足见该书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上述史料，仅1917年6月15日“编译”栏那一则我们收录于《张元济年谱长编》，改写为：“与周锡三商编《中国行名簿》、修改《上海指南》事。”其他各则均忽略未录，我们深表遗憾！至于宣统元年初版《上海指南》编印与发行情况，尽管迄今尚未发现与谱主直接相关的史料，然而笔者手头早已有一册宣统二年（1910）《商务印书馆书目提要》复印本，其中就载有《上海指南》内容简介：

上海指南　五角

内载官署、学堂、公会、报馆、善堂、医院、旅馆之住所及章程，邮政、电报、轮船、铁路等车辆之时刻与价目，工商业、钱业、保险之概要，游览、娱乐之场所，分门别类，一目瞭然。卷首冠以风景图十六幅，末有上海地名表，极便检查。另附各省旅行须知三十余则。凡居沪及过沪者，手此一编，便莫大焉。

归于“杂书”类。同类还有《孔教新编》《中国步兵必读》《学堂表簿说明书》《美国游学须知》与《明码密码电报书》等。按照我们自定的年谱体例，谱主主持商务编译所期间他人署名的重要图集，即使无史料证明与谱主直接相关者尚且著录，何况“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署名的重点出版物呢？《上海指南》初版至少应在1909年“大事记”商务出版物条内提及，我们因该书未及寓目，对其内容及影响知之甚少而被忽略了。

商务印书馆早期出版物，可以说大部分都与编译所长张元济有关，当然不可能一一罗列于他的年谱之中，但是有影响、多次修订再版的“重头”书不该遗漏。我们编著《张元济年谱长编》这一方面的指导思想，过于偏重教科书（包括教育类图籍）与古书整理，对《上海指南》一类实用性图书注意较少。现今，《宣统元年上海指南》与《增订上海指南》全书已收录于熊月之先生主编的《稀见上海史料资料丛书》（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7月第1版）第四至第六册，罕见书已成易得书。我读了二书卷首郑祖安与吴健熙先生分别所撰的《题记》，方知该书之价值所在。我想，《张元济日记》有关该书的多则记载，绝不是偶然的。感谢《丛书》辑编者为近代出版史研究和张元济研究，提供了两份难得的珍贵史料。

（原载《出版史料》2015年第1期）

注释

[1] 《张元济日记》上册，第159页。

[2] 同上，第244页。

[3] 同上，第257页。

[4] 《张元济日记》上册，第258页。

[5] 同上，第312页。

[6] 同上，第3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