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与傅斯年的交往_关于张元济的故事

张元济与傅斯年的交往_关于张元济的故事

傅斯年像

张元济先生对我国近现代文化教育事业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以及他的道德文章，为后辈学人所深深敬仰；同时，他也喜欢与年轻人切磋学问，并且十分尊重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他与傅斯年（孟真）的交往可算一例。

早在“五四”前夕，傅斯年、罗家伦等创办的《新潮》杂志，就为张元济所注意。该刊提倡新文化，主张文学革命，对商务印书馆的改革，特别是几种杂志的革新，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张与傅的直接交往则始于10年之后。

1926年冬，傅斯年结束了七年欧洲留学生涯回国。他先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担任过文学院院长、历史系主任、中文系主任等职。1928年应蔡元培邀请，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上任伊始，他就主持收进散佚的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和众多私家藏书，指导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对古史研究推动不小。他主编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等刊物，颇受学术界的欢迎。1930年7月，傅斯年从北平来到上海，特地拜访了张元济先生，请教有关明本《全辽志》的问题。当时张正在拟印《百衲本二十四史》，于是两人又谈到《衲史》版本选择事宜。张得知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有元刊《宋史》，提出了借印的请求；同时知道该所还藏有早已散佚的《册府元龟》部分卷帙，更为欣喜，很想与从日本静嘉堂等处借照来的几部分补配成书。下面这封张元济致傅斯年的信，就是说这次拜访中谈及的事：

承询明本《全辽志》。是日别后至蟫隐庐阅书，即见是本，乃知为罗叔蕴兄购得，今正待贾而沽，索价三百四十圆。弟亦不嫌其昂。惟闻先已为赵君万里选定，不欲相争。度赵君北旋，此书必可仰邀青睐也。贵所所藏《册府元龟》暨元刊《宋史》，蒙允假印，极所欣感。卷叶号数已由敝友孙君抄示。时局少定，当即遣人北来摄照，先此布谢。(www.guayunfan.com)十九年七月十七日

《宋史》原拟用元刊本，看来就是傅斯年建议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本。但后来张元济改用北平图书馆藏元至正初刻本，是贯彻“书贵初刻”的指导思想所作的变动。

1936年春，傅斯年辞去北大等处兼职，举家移居南京，全力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该所已于1933年由北平迁至南京）。张元济写信询问还有何种善本书可印，同时征询对《百衲本二十四史》的意见。4月5日，傅斯年复了一封长达千余字的长信。首先，他对《衲史》提出两点意见：①他引证《史记》各版本的源流以及赵万里、傅增湘等版本目录学家的看法，建议《史记》不用王延喆本，改用海源阁杨氏藏本。②他建议《明史》以库本为底本，不仅因为《四库》本有修改殿本错讹，而且“俾已有殿本者不有重复之累，而别得一秘本”。其次，他提议：“北平各国立机关藏有善本者，不妨各出其所藏，成一丛书，分集付刊。先自有实用，存未流传之材料者始，其纯粹关系版本问题者，可待将来社会中购买力稍抒时。书式如《四部丛刊》，以保原来面目。”“所选择时宗旨不在玩赏，而在流传材料；不多注意版本，而多注意实用。”傅斯年还提出了故宫博物院、北平图书馆、北大和历史语言研究所选书的比例。

张元济对《明史》用库本代殿本的建议曾考虑采纳，但商务总经理王云五认为，如《四库》本与殿本无大更动，仍以用殿本为便，“因商借费时，且必不能免酬”。于是，张元济于4月13日复信傅斯年，告诉他《史记》全用宋刻黄善夫本，仅以王本配补缺叶；《明史》因前曾商借故宫库本未获同意，现出书期近，亦拟不再变易。至于“国立机关所藏善本流通行世，极所欣愿。惟故宫及北平图书馆索酬较重（前在日本图书寮、内阁文库、静嘉堂文库等处借书，印成之后仅送书十数部耳），同人为营业计，以是不免趑趄。”张元济是很想印行这些善本古籍的，除考虑“索酬较重”原因外，主要还是由于当时正忙于组织《衲史》和《四部丛刊三编》最后几种书的出版，无暇顾及其他的缘故。

然而，此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步伐正在加快，形势十分危急。故宫博物院已南迁，它与北平图书馆所藏的许多善本古籍陆续运抵南京、上海。张元济历来主张为古书“续命”的最好方法是将它印出来，流传下去。为了抢救这批民族瑰宝免遭敌寇战火摧毁，他于1937年初毅然决定采纳傅斯年的倡议，遂即与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等措商筹印事宜，并定名《国藏善本丛书》。时间紧迫，要赶快做！这年4月，张元济又亲赴南京，花了两天时间，翻检故宫博物院和中央研究院所藏的善本书，中午也不休息，仅以面包、包子充饥，可见其紧张之状。在南京张元济拜访了傅斯年，就丛书选目交换了意见。傅增湘、徐森玉、袁同礼等版本家对《国藏善本丛书》的选目也各自提出了建议。虽然各家对选用书目看法不尽相同，但对于傅斯年当初提出的“不在玩赏，而在流传材料；不多注意版本，而多注意实用”的选书宗旨，是一致赞成的。张元济对傅斯年“力劝印行”反映东北历史的《山海关志》一书颇为赞成。在东北沦亡、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之际，印行此书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1937年6月初，张元济综合各方面的意见，拟定了《国藏善本丛书》第一批五十种印行书目。可惜不久“八一三”战争爆发，商务印书馆再次遭受劫难，此项计划遂告流产。

1948年9月，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大会在南京鸡鸣山中研院历史语言所礼堂举行，傅斯年作为东道主接待了张元济，这是他们最后一次会面。

（原载《团结报·史海钩沉》1990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