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谏垣三直”：顾祠会祭中的言官_顾炎武的事迹

“谏垣三直”：顾祠会祭中的言官_顾炎武的事迹

道光二十二年，陈庆镛由户部员外郎转任江南道监察御史，很快成为抗直敢言的名御史：“道光之中，天下称名御史者三，曰临桂朱公琦，曰高要苏公廷魁，其一则吾师晋江陈公也。”[104]他虽然不是顾祠的发起人，但从顾祠第一次会祭就参加进来，直到道光二十六年被劾离京，陈庆镛一直是顾祠会祭的中坚人物。何绍基甚至说：“自道光癸卯，余始建顾先生祠于城西慈仁寺之隙地，海内魁儒硕士、治朴学能文章者先后至都，游集甚盛，为之职志者则余与张石舟、陈颂南也。”[105]可见陈庆镛在顾祠会祭中地位之重要。

监察御史和给事中这样的科道官，是顾祠会祭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这个群体影响政局的最主要管道，道光后期的所谓“谏垣三直”——朱琦（1803—1861）、苏廷魁（1800—1878）、陈庆镛，都是顾祠会祭的重要成员。

陈庆镛字颂南，福建晋江人，道光十二年进士，道光二十二年选江南道监察御史，二十五年转工科给事中。陈庆镛最显著的事迹，是在道光二十三年上《刑赏失措疏》，成功弹劾琦善、奕经，所谓“侍御陈公独以刑赏失措，裂眦张髯，执白简而廷争之”[106]，这是鸦片战争期间言官在政治争斗中取得的最大成绩。

道光二十一年，文渊阁大学士、两广总督、钦差大臣琦善以“擅许香港”之罪褫职被逮，次年靖逆将军奕山、扬威将军奕经、参赞大臣文蔚等“败逃将官”先后被羁押审讯。时论认为，琦善是“罢战言和”的罪魁祸首，应予严惩[107]。不料道光二十二年冬，琦善却被用为四等侍卫、叶尔羌帮办大臣，次年春又以三品顶戴授热河都统，随后用奕经为叶尔羌帮办大臣、文蔚为古城领队大臣，清议哗然。道光二十三年四月四日，陈庆镛上疏弹劾：“且此数人者，皇上特未知其见恶于民之深耳。倘俯采舆论，谁不切齿于琦善，而以为罪魁，谁不疾首于奕经、奕山、牛鉴、文蔚，而以为投畀之不容缓。直道未冺，公论可畏，非臣一人之私言也。”[108](www.guayunfan.com)这篇奏疏也收入陈庆镛的《籀经堂类稿》，不过收入文集的奏疏有两段文字不见于上奏的版本，其中一段是这样说的：这段话的矛头直接指向皇帝本人，大概是在上奏版本中被删掉的原因，不过这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所谓“即墨为阿、阿为即墨”，不仅指斥皇帝没有惩治琦善等人，还暗示皇帝对有功之臣不赏反罚，而陈庆镛上疏的同时，怡良正在奉旨查办姚莹、达洪阿案，陈之所指，显然与此案也有关联；第二，陈庆镛说今日之刑赏应“以天下人之好恶为衡”，表明清议政治的复兴，而在陈庆镛的心目中，所谓“天下人之好恶”，即使称之为“士大夫之好恶”，乃至“科道官之好恶”，似乎亦无不可。据说，此疏“谏草流传，读者咋指，争以识颜色、亲謦欬为幸，盖由是而公之直声震天下矣。”[109]

顷者御试翰詹，以“烹阿封即墨”命题，凡百臣工，能无惕息。而今兹刑赏若此，臣愚未审皇上之所谓阿者何人、即墨者何人。假如圣意髙深，偶或差忒，而以即墨为阿、阿为即墨，将毋誉之毁之者，有以淆乱是非耶？北齐文襄令杜弼陈政要可为鉴诫者，弼曰：‘天下大务莫过刑赏二端，赏一人使天下之人喜，罚一人使天下之人服，二事得衷，自然尽美’，文襄悦曰：‘言虽不多，于理甚要’。然则今日用刑用赏，岂可不以天下人之好恶为衡乎？[110]

史料表明，陈庆镛的这篇奏疏是由张穆代作。《石州年谱》道光二十三年条说：“四月，代陈给谏颂南撰劾琦善、奕经、文蔚疏”[111]。虽然张穆、陈庆镛本人留下的文字中都没有提到这封奏疏的著作权，但这个说法在晚清广为接受[112]，张穆曾参与过此疏的起草，大约是可以肯定的。同为顾祠同人的吕贤基曾说，“为文不经石州诃斥订正，未可示人……晋江陈给事庆镛直声震天下，独俯首石州，曰令斯人着獬豸冠，树立过吾辈远甚。”[113]这一年，张穆创建顾炎武祠、著顾炎武年谱，又替御史撰写如此重要的奏疏，这些联系清楚地表明，顾祠会祭活动有着明确的政治功能：尽管顾祠会祭不见得能够直接视为一个政治性的集会，但至少在其中的若干核心成员之间，存在政治上的密切联系。

“谏垣三直”的另一位苏廷魁，字赓堂，广东高要人，道光十五年进士，二十二年选福建道监察御史。苏廷魁是何绍基之父何凌汉的门生，他之参加顾祠会祭，应该就是由于何绍基的延揽。时人称他“文章气节卓绝一时，由翰苑转谏垣，直声震天下，读其奏疏者，无不仰望其风采。”[114]回到当时的政治生态，所谓“直声震天下”的声誉，往往奠定于一份敢言进谏的奏疏，而言官们一旦做出过一次惊人之举，就会被舆论看做是君子、是忠臣。即以苏廷魁而论，他的声誉就来源于道光二十二年的一份《应诏陈言疏》。《苏河督年谱》道光二十二年条：

三月，补福建道御史，八月，转江南道御史，旋掌京畿道御史。是年，星变陈言，宣宗嘉纳，下诏罪己，不数日而白气消，长白诗人有“台臣已尽回天力，阁老应存保国心”之句。此折一出，远近传诵，江西州县至鸣锣传卖，旬日而止。居谏垣，遇事敢言，直声动天下，与陈颂南、朱伯韩有都中三君子之称。[115]

张穆是苏廷魁的好友，他也认为这次上疏是苏氏职官生涯中的顶峰：“道光二十三年春，有白气自天西南隅，绝九州殊域，直扫参旗，经五六十日不灭。于是御史高要苏君赓堂抗疏数千言，大旨以时政乖迕归过宰辅，而劝上敕命善任使，下罪已之诏，开直谏之门，语切至，多所指斥，上览奏动容，特旨嘉奖，当是时，苏御史直声闻天下。”[116]按苏廷魁这份奏折没有流出刊刻，从年谱透露的信息来看，奏折的主旨是指斥枢臣，《清史稿》本传说他“因灾异上疏数千言，极论时政乖迕，归罪枢臣穆彰阿等，请立罢黜，并下罪己诏，开直谏之路，语多指斥”[117]，所指即是此事。

“谏垣三直”的第三位，朱琦字伯韩，广西临桂人，道光十五年进士，道光二十三年任福建道监察御史。“时天下承平久，上下习为容默，士气萎靡，而言官尤不称职，先生独抱隐忧……遂数上章，陈天下大计，与苏廷魁、陈庆镛时号谏垣三直。”[118]朱琦不仅是勇于论政的言官，也是对自身的政治角色极为自觉的谏臣。他曾作《名实论》，指出当时士大夫有谨厚、廉静、退让三病，有此三病者，虽然于个人道德无亏，但对于治国理政却毫无补益，一旦遇到“大利害”，钳口不敢言，时代所真正需要的是“为人主畏惮而有深谋远识者”[119]；针对《礼记》所谓“人臣三谏而不听则去”的古训，朱琦著《答客问》，称逃官为易而留官为难，并举明代为例，说明只要谏官在朝，“举措虽乖于上，而公议犹伸于下”，人臣“上也为道，次者为名，最下为身”，言官尤当如此。这篇短文最后写道，“客曰：子之言当矣。退而书于册以告同官者”[120]，显示出朱琦有着强烈的推广自身政治见解的想法。类似的表述在朱琦的文集中在在皆有，而正是这种超越个人的责任感和道德感，造就了鸦片战争时期中下层官僚政治文化的转变。

陈庆镛、苏廷魁、朱琦是鸦片战争中表现最活跃的言官，后人称“道光间，谏垣多不言事，自（朱琦）先生与苏、陈二公侃侃廷诤，而后风气渐开。”[121]这些言官的加入，让顾祠同人之间有着强烈的议政风气。但是，如果认为言官的舆论压力改变了当时的政治格局，甚至把皇帝对舆论做出的暂时妥协看成是所谓“南城士大夫”的“胜利”[122]，则近似于后世史家的一厢情愿。即如苏廷魁的《应诏陈言疏》，史称道光皇帝“嘉纳之”，但是曾国藩说得明白，道光帝的“嘉纳”不过是表面文章：“优旨以答苏廷魁，未几而斥为乱道之流，是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123]陈庆镛进言的遭遇也是如此。

陈庆镛疏入的当天，就有上谕自责说“因思从前办理不善，总由朕无知人之明”，并且自己并非饰非文过之君，所以将“琦善、奕经、文蔚均着革职，即令闭门思过，以昭赏罚之平”。但是，道光特别强调，此次收回成命并非是屈从于舆论的压力：“黜陟之权操之自上，本非臣下所能干，倘该御史所奏，于情法未能持平，朕亦不能曲从以邀誉，中外臣民应晓然于朕抚躬引咎，虚怀纳谏之至意也。”[124]关键在于，琦善很快又被任命为三等侍卫、驻藏大臣，成了被派往西藏效力的姚莹的直接上级。陈庆镛的发难，至多是短暂延缓了琦善复出的过程，并没有对实际政治进程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道光十六年，丁晏进京会试，结识了陈庆镛，并通过陈庆镛结识了朱琦，三人“把臂倾心，过从甚洽”。陈、朱死后，丁晏特为作《御史朱琦陈庆镛合传》，叹息“庆镛与琦在台以直言鸣，如日下双凤，然终以忤朝贵，沈滞都门，郁郁不得志。”[125]就是这种情形的写照。

时人认为，御史虽然品阶低微、仕况清苦，但却掌握着舆论之权，与宰相同其重要，是读书人报效国家的理想职位。顾祠同人王拯在致朱琦的信中曾对比过知府与御史的差异：“御史五品官耳。郡守官高数级，有地数县，俸入充羡，出则乘舆张盖，入则高堂洞房，视阁下为御史，敝车羸马，恶衣菲食，萧然坐斗室中，读一卷自谓高天下，而妻孥惴惴忧饥寒，僮仆睢盱左右，有不得志，其官肥瘠，奚翅千万”，但是郡守“有督抚司道数大官于上，有数州县牧令于下，手不得握尺寸之柄，徒日奔走承应于簿书期会之间”，御史则“立天子殿陛，得执简言朝政得失，从容讽议天下事”，不但“系天下之事”，而且“任天下之责”，其职责远重于地方守令[126]。这封信的写作，是因为朱琦御史俸满引见，却没有得任外官，而仍留谏官之任，同为广西人而且同在参加顾祠会祭的王拯因而寓书，特意以御史职掌之重相劝慰。事实上，顾祠同人所谈论的政治话题，仍以互相砥砺为主，例如咸丰二年何绍基出都主持四川乡试，有诗留别顾祠同人说：“友朋何事怅离别，别后相期在名节……亭林祠构今十年，海宇才杰争随肩；文词固勉根柢厚，风骨多有冰雪坚；时事艰难各努力，身世遇合仍关天”[127]，互相期以名节、而非政治抗议才是顾祠会祭最大的政治意义。

道光年间参与顾祠会祭之科道官

续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