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祠创始人传（一）：张穆_顾炎武的事迹

顾祠创始人传（一）：张穆_顾炎武的事迹

道光十二年，28岁的张?暹来到北京，以优贡生的身份参加朝考，此后一直到道光二十九年去世，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北京度过，成为京城士大夫群体中的重要一员。

张穆，谱名?暹，后改名穆，字诵风、蓬仙、石舟、石洲等，自署斋居士，晚号靖阳亭长，山西平定人。他出身仕宦家庭，祖父张佩芳曾为歙县、合肥县令，寿州、泗州知州，父张敦颐为翰林院编修，但在张穆14岁的时候，张敦颐死在赴任福建乡试正考官的路上，从此家道中落，艰难度日。张穆的三兄张丽暹娶祁寯藻之妹为妻，与祁家的姻亲关系是张穆最可凭借的社会资源。

张穆第一次见到祁寯藻约在道光十一年[70]，同年他成为优贡生。第二年张穆来到北京参加朝考，获任正白旗官学汉教习，开始了下层官僚的冷淡生涯。

在北京，张穆首先结识的是同为道光十一年优贡生的何绍基与苗夔。苗夔说：“辛卯举优贡，壬辰应朝考至都，同年咸集，独与何子贞、张石州以说经讲小学最相得。”[71]同年，张穆又因为陈用光的关系获交俞正燮（1775—1840）：“壬辰冬，理初（俞正燮字）馆新城陈硕士侍郎所，为校顾氏《方舆纪要》，穆一再过之，颇多请教，理初赏之曰：‘慧不难，慧而能虚、虚而能入为难’，因与订交。然理初年长于穆者倍，穆礼事之，尊为先生，不敢与齿也。”[72](www.guayunfan.com)程恩泽的父亲程昌期曾受过张穆祖父的提携，程恩泽本人则与张穆的父亲是进士同年，因为这两重关系，张穆进京之后很快成为程恩泽的座上宾[73]。道光十三年张穆获交于程恩泽，当时程恩泽入值南书房，对张穆非常欣赏，称其所为古文辞堪称“东京崔、蔡之匹”[74]，两人相当投契：“穆于癸巳之春初侍公直园，情好之洽，久愈挚。不三五日必召过饮，投巾振袂，谈议交错，寒士之被礼者殆无与比。”[75]这一年，张穆还结识了山东日照举人许瀚，与之一起排次俞正燮《癸巳类稿》付梓[76]。

道光十四年，张穆秋闱报罢。次年，他结识了当时重要的算学家郑复光，并且在后者的客馆见识了望远镜，以之望月：“乙未冬，初晤浣香于银湾客馆，从之学算。围炉温酒，无夕或间。一日夜深月上，岀自制远镜，相与窥月中窅眣，黑点四散作浮萍状，欢呼叫绝。浣香因为说远镜之理，旁喻曲证，亹亹不竭，次日复手是书见示，穆读而喜之，以为闻所未闻。”[77]

道光十六年夏，张穆以知县归部候选。这一年，他审定了祁韵士的《西域释地》，又校订了《西陲要略》及程恩泽之父程昌期的《安玩堂藏稿》、吴玉《吴侍御奏稿》[78]。同年他在何绍基的寓所遇到沈垚，很快成为后者的挚交：“垚于知名之士，不敢妄于投契，而必求有真性情者乃与订交，数年来，仅得平定张石舟一人。”[79]沈垚此时在徐松家中处馆，或者是因了沈垚的关系，张穆得以结识当时最为重要的西北史地学家徐松。

道光十八年，御史陈庆镛到太原会馆拜访了张穆[80]，这成为张穆通过交游网络参与政治的最重要孔道。但是，交游的广阔并没有为张穆的科举之路提供多少帮助。道光十九年，他参加顺天乡试，却“误犯场规”被斥，在各家友好的奔走营救之下，虽然免掉枷杖之苦，但也得到“永不许应试”的处分，从此无望科场[81]。

从道光十九年乡试遇挫，到道光二十三年发起修建顾祠，这几年时间中张穆的行踪，据祁寯藻说是“侨居宣武城南，闭门著书，益肆力于古”[82]。其实认真查考起来，张穆一方面在继续他的史地之学研究，另一方面也没有忘情于世务。在给许瀚的一封未属年月的信中，张穆透露说：“郁郁居此，终非了局，现在新例又开，祝、祁诸公为弟画策，谋一吏隐之局，弟拟于八月杪由贵省而淮而扬，小作张罗。”[83]祁指祁寯藻，祝指祝庆藩（1777—1853）[84]。按《石洲年谱》，张穆于道光二十三年九月至扬州[85]，则这封信应当作于是年。道光二十二年以后，由于海疆战事经费支绌，捐例大开，张穆所说“新例”具体不知何指，但所指是捐官则无可疑。这次去扬州是拜见已经致仕还乡的阮元，谋取出路。但是事与愿违，即使是阮元的帮助也没能突破官僚体系所加之于张穆的限制。张穆在给阮元的复信中说：

穆麋鹿之性，本惮冠裾，猥因朋友从臾抱关，薄游淮浦，性资迂直，不工昵人，故所如既多不合，顷复为部员援案相绳，其议竟格，藉臧君之善沮，毕虞氏之著书，贶我良多，于人何怨。况复假此因缘，亲聆指授，益坚其生平学古之念，南游之量，饱满无余，所得不既多邪？[86]

谋求出路当然是出于生活所迫，但张穆并非绝意世务的书斋型学者可比。可是经此一役，张穆入世之心顿挫而问学之念大增，此后的史料中再也没有见到他谋求官职的努力。直到很多年以后，张穆等人的困顿遭遇还是士林的共同记忆，被人经常提起[87]。

道光二十八年，张穆曾作《海疆善后宜重守令论》，提出应对时代危机的根本办法，在于强化府县地方官的地位与权限。他说：“守令者，国家之根本而培养元气者也”，因为“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而守令者中握之机枢也”。国家之所以在外夷侵略的问题上应对无能，原因在于大臣荒于职守，而解决的办法也不能寄希望于天降奇才，所谓“今欲求韩白之才，何能仓卒遇也，即有桑孔之智，岂能旦夕奏效也”，这正是普通士大夫报效国家的时刻[88]。

张穆对朝廷重臣的不满，显然与他对鸦片战争的观察有关，而他将目光下移到下层地方官，除了他自己“沉迹下僚”的个人经历而外，很可能也源于顾炎武的想法。强调州县官在国家政治体系中的重要性，是顾炎武政治思想的一大特点，他的主张是“尊令长之秩，而予之以生财治人之权，罢监司之任，设世官之奖，行辟属之法，所谓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二千年以来之敝可以复振。”[89]张穆指出的当时地方官制的问题，在于“一不如条例焉而有罚，一事擅焉而有罚，督抚藩臬，一妇四姑，重重令压，时恐得罪，又况繁简不均，动辄更调，民情未习，瓜代已闻，虽有善心，终无表见”，与顾炎武所说的“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条文簿，日多于一日，而又设之监司，设之督抚”如出一辙。张穆最后的结论，是任命州县官员不能专赖督抚的保举，因为凡走此门路的，都是些“趋走便习之人”，而海疆正是这种人的畏途。“内外臣工各有耳目”，保举的来源可以广开，而所谓“悃愊无华、有忠君爱国之心又能通晓事体”的士人，其实也“无不乐于膺荐，以思一展布”[90]。

从这篇长论来看，不仅张穆本人的跃跃欲试之情显露无遗，而且也相当契合他的交往圈子的共同抱负。不过张穆虽然颇有文名，在北京时“海内名俊咸想望风采，蹑履纳刺，载酒问奇者，几无虚日”，但他性格率真直截，崖岸过高，所谓“生平意气峻厉，不能随俗俯仰”[91]，“不自挠屈，有以所著书或诗古文辞进者，无问其人位望，有不可于意，即指疵颣，口龈龈辨，折角陷坚，不遗余力，是以慕名而来者或稍稍引去。”[92]甚至连祁寯藻的劝告也置之不理，以致朋辈并不多。所以当张穆在道光二十三年起意修建顾祠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求助于他的挚友何绍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