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穆本顾炎武年谱的编纂_顾炎武的事迹

张穆本顾炎武年谱的编纂_顾炎武的事迹

嘉庆二十四年，徐松（1781—1848）在被流放新疆八年之后[40]，终于遇赦回到北京。他精于史地考据，又亲履绝域，谈论西北地理无出其右者，既符合当时北京学者的知识趣味，又能满足一般士人的猎奇心理，所以很快就成了北京学者圈子里最受欢迎的人物：“自塞外归，文名益噪，其时海内通人游都下者，莫不相见恨晚”[41]。次年，徐松在祁韵士所编《西陲总统事略》的基础上编定《新疆识略》，加上他已经完成的《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和《新疆赋》，当之无愧地成为新兴的西北史地之学的领袖人物。

大致在道光二十二年或稍早，徐松根据顾炎武的诗文集等材料，开始编写亭林年谱。编成以后，徐松请他的好友、同样研究西北史地的张穆（1805—1849）参酌修订。张穆的记述说：

大兴徐先生松钩稽诗文集，依年排纂，写有定本，属为厘正。会何太史绍基自金陵来，携有上元车明经守谦号秋舲所辑谱，互用勘校，车氏差详。盖车本之昆山吴广文映奎号银帆，而吴又本之先生嗣子衍生也。徐丈欲更事厘定，以出守榆林未遑，穆乃不自揆度，比而叙之，综两谱之异同，究大贤之本末，世之景行先生者，尚其有考于斯。[42]

翰林院编修何绍基（1799—1873）虽然不是西北史地学家，但出身世家，交游广阔，是当时京城学术界年轻一代的中心人物，与徐松交往频繁，更与张穆为莫逆之交。他从南京回到北京，是在道光二十二年的八月[43]，上距车持谦本亭林年谱的刊刻只有三年。(www.guayunfan.com)根据张穆的记述，徐松所编的亭林年谱本来已经写有定本，后来见到何绍基携来的车持谦本亭林年谱，有心改定，而道光二十三年徐松外任榆林知府，无暇从事于此，于是将这项工作交给张穆。张穆所编的《顾亭林先生年谱》在徐松本亭林年谱的基础上，又综合了吴映奎、车持谦两个版本的长处，吸收了前两谱绝大部分的内容，是当时最详尽的亭林年谱。而且，张本亭林年谱的每个条目甚至每句话的撰作人都标得清清楚楚，分别加以“元谱”、“谦案”、“徐谱”、“穆案”等字样，以示著作权各有攸归。张穆对于自己的作品相当自信，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旧谱虽有星翁及车秋舲二谱，而疏舛罣漏都所不免，弟为弥缝补苴，差觉细密矣。”[44]从顾衍生到张穆，各种版本的亭林年谱之间有着确切的继承关系：

有了前面两谱的铺垫，张穆本《顾亭林先生年谱》无论是编纂体例还是事迹考证，都前进了一大步。具体来说，张本的长处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记事更加详尽准确，二是交游人物小传更丰富，三是收录了多篇亭林佚文。

以记事而论，如康熙七年条关于黄培诗狱的记载。黄培诗狱是顾炎武生平一大劫难，但因为牵扯到前明史事和康熙初年的文字狱，这段历史的详情并不为人所知。吴本除抄录顾炎武《赴东六首》的自序之外，只有一段两百来字的叙述，略陈该案梗概，车本照录之外，只加了一句“《三岗志略》载，（夏）麟奇为松郡明经，不知何苦而为此也”[45]。张穆搜得亭林关于此案的手札七通，并据翁玉涛《听竹山房诗话》及颜修来、朱彝尊等人的记载，以12页的篇幅详加考证，徐松、何绍基于此事亦有辩证，各有按语收入，年谱后出转精，这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例子。[46]

以人而论，康熙八年，顾炎武主谢方山家，谢方山其人，元谱、吴本、车本俱称“未考”，张本说：

穆案：方山名重辉，德州人，以父升荫官至刑部郎中……宋牧仲、李湘北、田山?集中均有与方山酬倡之作。赵饴山《谈龙录》举本朝诗人，山左有九……而德州谢刑部方山重辉居其一。《渔洋诗话》称其《过铁佛寺》诗，《池北偶谈》又述方山言银瓦寺古镜事，又尝序其所著《杏村集》曰……临清汪灏《送方山告归》诗云……又案《鹤征录》，潘次耕之试鸿博也，由左谕德卢琦及刑部主事谢重辉荐举，然则方山学行亦约略可见矣。先生有与颜修来札云：“……德州方山谢年兄入都，附此申候。方山为内院清义公之冢嗣，翩翩文雅，更能熟于古今，少年中鲜其俦匹。属以荫职赴部，一切仰祈照拂……”[47]

张本亭林年谱旁征博引，不厌其详，于兹可见一斑。

各本亭林年谱都特别重视谱主佚文的收录。吴本就收录了亭林佚诗一首[48]，车本在康熙十一年条下补入了顾炎武《与李武曾书》，康熙十二年条下补入了《答李武曾书》并附来书，并且说明是“据墨迹补入”[49]。张穆对搜求亭林佚文尤为热心，何绍基说张穆曾“携稿至山东江南，搜得遗事诗文颇多”[50]，最重要的是张本顾谱收录了顾炎武《与颜修来手札》十四通[51]、《与潘次耕手札》一通、《与黄太冲书》一通、《与人札》三通、《与人书》十通[52]，这些都是不见于通行本亭林诗文集的佚作。即便如此，张穆对于收集亭林佚文的工作仍不满足，道光二十三年夏至日他致信许瀚说：“独念亭林在西北日久，西北人朴，不知宝重其手迹，倘多得如修来先生家所藏尺札数十通，必更能于无字句处证出伟迹也，此则仍有待于后贤耳。”[53]除此之外，张本亭林年谱在末尾还对亭林著作的版本做了详细的考证，事实上成为一篇《亭林遗著考》，这些都是顾炎武的形象日渐丰富的必要前提。

张本《亭林年谱》刊刻之后，张穆仍在不停修改。他搜集同人的意见，标识在刊刻本之上。张穆修订的原本今已难以寻觅，其情形据缪荃孙说是“张斋氏重订亭林年谱，用朱墨笔手书于初印本，密行小字，行间及上下方皆满。又有粘签数条，盖改定非一次。”[54]甚至在张穆去世以后，《亭林年谱》仍是京师学人的话题之一。道光三十年，何绍基见到蔡岭香所藏的张力臣与顾炎武书札十一封，写了一篇很长的跋，订正张本亭林年谱中的失误，并慨叹“惜石舟遽作古人，不及同展此卷，订正年谱之疵也。”[55]

张穆《亭林年谱》为后人评价颇高，叶廷琯曾称“石州此谱为二百年来仅有之作”[56]。张本亭林年谱之后，很有几种年谱来模仿他的体例，尤其是明清之际学人的年谱，例如丁保铨《傅青主先生年谱》[57]、赵经达《归玄恭先生年谱》[58]等等，都参照了张本亭林年谱的编纂原则。而读者对它的称许或者批评，也多集中在年谱对时事及谱主人格的呈现是否合格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