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的身后_顾炎武的事迹

顾炎武的身后_顾炎武的事迹

顾炎武生前即已享有极高的声誉，为南北士林所推重[86]；考据学盛行，他又被追尊为“汉学开山”、“国初儒宗”，在乾嘉学术的系谱中高居顶峰，以他为楷模的清代学者比比皆是，但是他的生平事迹却长期缺乏表彰。乾隆十三年（1748），全祖望作《亭林先生神道表》，说“历年渐远，读先生书者虽多，而能言其大节者已罕，且有不知而妄为先生立传者”[87]，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而全祖望这篇《神道表》虽然浓墨重彩地记录了顾炎武的一生，堪称兼具史才与文采的名文，却也连顾氏的卒年和卒地一并弄错[88]，更足以说明顾氏一生行谊的隐而不彰。

仅就以顾炎武为传主的传记篇章而论，除了李光地、全祖望所作的顾炎武传记等少数例外，大部分传记都出现在嘉庆朝以后。学者的著作早已流行而成为经典，其生平却只有一个模糊的轮廓，出现这种强烈反差的原因很多。首先是因为顾氏一生南北漂泊，流转不定，晚年又隐居关中，不乐交接外人，所以能详细知道他生活状况的人十分有限。其次，顾炎武不乐讲学，不愿收徒，唯一重要的弟子潘耒（1646—1708）跟随问学的时间又很短，而且生子早夭，后嗣乏人，直到晚年才以族侄顾衍生为嗣子，门人、子弟能记述先人行谊的人很少。当然，更重要的因素还在于，他的遗民身份和抗清经历容易触到政权的忌讳，而在乾嘉学术的语境中，即使脱离作者的实际生存状况，也不妨碍对其考据作品的理解，于是顾炎武学术地位如日中天、传记资料却并不多见的情况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盖博坚（R．Kent Guy）认为清代对于顾炎武的看法主要有三种，而这三种形象都可以从清代早期的几份文献中找到源头：从潘耒的《日知录序》来看，顾炎武一位不得志的制度改革者；从全祖望的《亭林先生神道表》来看，顾炎武是一位以遗民身份从事反清活动的民族运动者；从李光地的《顾宁人小传》来看，顾炎武则是一位考证方法的大师。[89]这种分法清晰明了，但其实顾炎武一生经历丰富，学术建树也涉及许多方面，这让后世的传记作者很容易从自己的个人立场与撰述需要出发，撷取顾炎武生平著述的不同片段加以组合排列，从而塑造出合乎需要的顾炎武形象。虽然有些传记作品可能只能呈现传主的某一方面的形象，不过在大部分的传记作品里，对于传主的描述都是丰富而立体的。例如，李光地的《顾宁人小传》所描述的顾炎武只是一位出色的音韵学家，但《国史儒林传》中的顾炎武形象就丰富的多，兼及其学问的各个方面，至于全祖望的《亭林先生神道表》则更为详尽，几乎后世据以塑造亭林形象的事迹全都可以从中找到相应的记载，顾炎武的多重形象远比盖博坚所说的要复杂。

综合各家亭林传记所传达的顾炎武形象[90]，我们大致可以归纳出后人心目中顾炎武的四种身份：第一，他是一位合乎儒家伦理标准的士大夫。能够构成这种形象的史实包括：顾炎武继承母志“不事二姓”，又曾参与抗清的武装斗争，是坚定的明朝遗民；拒绝参与明史馆修纂《明史》的工作，拒绝应试博学宏词科；他立身持正，对于身为显宦的外甥徐乾学兄弟毫不宽假，等等。第二，他是一位开创风气、建树卓越的考据学家。经史考证是顾炎武学术的中心，他主张由训诂学入手来解释经典；他批评心性之学偏离儒家的宗旨，认为经学即理学；他是出色的音韵学家和舆地学家。第三，他是陆王之学的批评者。顾炎武曾作《下学指南》，又曾在华阴建朱子祠堂；他激烈批评王学的末流，认为陆王心学应为明末士风的败坏负责。第四，他是不得志的社会改革者。顾炎武身怀经世之志，他周流天下，对于世务十分关心且熟悉；他著有多篇论政文章，《日知录》及诗文集中有大量篇幅讨论社会政治问题，在许多政治问题上有明确而系统的主张。(www.guayunfan.com)顾炎武的弟子潘耒为三十二卷本《日知录》写的序言将顾炎武定位为“通儒”。在潘耒笔下，“通儒之学”指的是“综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朝章国典、民风土俗，元元本本，无不洞悉，其术足以匡时，其言足以救世”的学问，而顾炎武就是当时最大的通儒：“当代文人才士甚多，然语学问必敛袵推顾先生。凡制度典礼有不能明者，必质诸先生；坠文轶事有不知者，必征诸先生。先生手画口诵，探源竟委，人人各得其意去，天下无贤不肖皆知先生为通儒也”。潘耒认为，顾炎武和他的著述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他所提出的见解和改革方案，有待于后来者付诸实践：“先生非一世之人，此书非一世之书也。魏司马朗复井田之议，至易代而后行；元虞集京东水利之策，至异世而见用。立言不为一时，《录》中固已言之矣。异日有整顿民物之责者，读是书而憬然觉悟，采用其说，见诸施行，于世道人心实非小补。”引起后人反复置辩的，是《日知录序》的最后一句话：“如第以考据之精详、文辞之博辨叹服而称述焉，则非先生所以著此书之意也。”[91]

关于通儒的含义，东汉人应劭（约153—196）曾有明确的概括，《后汉书·杜林传》注引应劭《风俗通》：

儒者，区也。言其区别古今，居则玩圣哲之词，动则行典籍之道，稽先王之制，立当时之事，此通儒也。若能纳而不能出，能言而不能行，讲诵而已，无能往来，此俗儒也。[92]

同书《贾逵传》的注也引了这段话，作“授先王之制，立当时之事，纲纪国体，原本要化，此通儒也”[93]。文字虽然不同，意思是一样的，那就是所谓通儒就是不仅能贯通圣人之言、典籍之道，还要有政治建树，将经典的道理运用到时政、教化中去。应劭的看法颇为符合汉代以经学治世的精神，不过《后汉书》中提到的“号为通儒”的人物，如班彪、马融、卓茂等人[94]，其语境仍以博通经典、不守一家为主，所以与其说“稽先王之制、立当时之事”的“通儒”是东汉的现实，不如说是儒者的理想，而潘耒之称顾炎武为“通儒”，正是对这个古老理想的呼应。

潘耒认为，《日知录》的价值主要在于经世致用，考据精详与文辞博辨只是达致经济目的的手段。全祖望在《亭林先生神道表》中引用王艮（1626—1701）的评语，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宁人身负沉痛，思大揭其亲之志于天下，奔走流离，老而无子，其幽隐莫发，数十年靡诉之衷，曾不得快然一吐，而使后起少年，推以多闻博学，其辱已甚。”[95]在清代的前期，尽管有潘耒、王艮、全祖望这样的作者反对将顾炎武看做一位考据家，但他们的论述全以论辩的语调出之，表明即使是在顾炎武的同时或身后不久，他的形象仍然是以“考据精详”、“文辞博辨”为主。

这种形象的塑造，李光地（1642—1718）可能起了最大的作用。他的《顾宁人小传》是目前所见有关顾炎武的最早的一篇已刊传记。小传开头先介绍顾炎武的生平：“顾炎武字宁人，吴之长洲人。自幼博涉强识，好为搜讨辩论之学。十三经、诸史，旁及子集稗野、列代名人著述，微文碎义，无不考究。骑驴走天下，所至荒山颓址，有古碑版遗迹，必披榛菅、抉斑藓读之，手录其要以归。十余岁至七十，而老勤如一日”，接着以主要的篇幅写到顾氏的音韵学成就，最后说：“尚有《日知录》数十卷，识大小、覆同异、辨是非，亦有补于学者，其徒潘耒刻之闽中。卫先生尔锡言其地理书用心尤多，然未见也。孤僻负气，讥诃古今人必刺切，径情伤物，以是吴人訾之，然近代博雅淹洽未见其比。”[96]

李光地比顾炎武晚了一代，但同亭林有过交往，也可算是同时代人。这篇小传里的顾炎武，既非孤忠守节的胜朝遗民，也难称开宗立派的学术宗师，只是一个渊博勤奋、性情怪异的学者，主要的贡献在于音韵学。对于后来地位崇高的《日知录》，李光地只以“识大小、覆同异、辨是非”三语了之，而且无一语涉及其中的论政文字[97]。将这类看法刊为定论的，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日知录”条：四库馆臣对顾炎武的整体评价，是肯定、揄扬其考据学成就，而淡化、否定其社会政治观点[98]。顾炎武的价值在于经术而非经济，这是乾嘉考据学对顾氏的主流定位，其最具权威性而流布亦最广的说法，就是《四库提要》的这句断语[99]。虽然这段提要直接针对的是顾炎武关于音学复古的意见，但据此否定了顾炎武全部“经济之学”（文溯阁四库全书本《日知录》的书前提要，且于“是岂可行之事乎”下多出“则其他可知矣”数字[100]），并且将矛头直接指向促成顾炎武经世之学的时代——“明末”，其言外之意，自然是明末“喜谈经世之务”者少有可取。

惟炎武生于明末，喜谈经世之务，激于时事，慨然以复古为志。其说或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观所作《音学五书后序》，至谓“圣人复起，必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是岂可行之事乎？潘耒作是书序，乃盛称其经济，而以考据精详为末务，殆非笃论矣。[101]

《四库全书》（含存目）共收录顾炎武著作22种，它给顾炎武的简介是：“炎武一名绛，字宁人，昆山人。博极群书，精于考证，国初称学有根柢者，以炎武为最。李光地尝为作小传，今载《榕村集》中”[102]；尤为推尊顾炎武的音韵学，称“百余年来言韵学者，虽愈阐愈密，或出于炎武所论之外，而发明古义，则陈第之后，炎武屹为正宗”[103]；亦对顾氏地理学相当肯定，《历代帝王宅京记》的提要说该书“详载本末，征引详核，考据亦颇精审，盖地理之学炎武素所长也”[104]，《营平二州地名记》的提要说“炎武娴于地理，所纂述多可依据”[105]，《昌平山水记》的提要说“炎武博极群书，足迹几遍天下，故最明于地理之学”[106]；对于顾炎武的金石学，《四库提要》称“在近世著录金石家，其本末源流，灿然明白，终未能或之先也”[107]；恰恰对于顾氏“一生精力所注”的《日知录》，《四库提要》说“炎武学有本原，博赡而能通贯，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抵牾者少，非如杨慎、焦竑诸人偶然涉猎，得一义之异同、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108]，而将其中的论政文字一笔抹杀。

相较于《四库提要》，《国史儒林传》虽然成书较晚，但对于士林而言仍是不可忽视的钦定书籍。传世的《国史儒林传》多以顾炎武为首[109]，更使它在顾炎武的形象史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传中首引顾炎武《与友人论学书》中“近百年来之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然不得其解也”一大段，占到全传篇幅的三分之一强，将他定位为明代“空疏学风”的批评者，又全篇征引顾炎武的《广师篇》，说他虚怀若谷云云，其余部分就是罗列顾氏的著作，而著作方面又特重音韵学。在说到顾炎武的“国家典制、郡邑掌故”之书的时候，也只是评价说“莫不穷源究委、考正得失”，仍然是评价考据之学的口吻[110]。

虽然有潘耒、全祖望等人极力表彰顾炎武经世的一面，将其塑造为原本经史、通经致用的通儒，但是清朝官方的看法却与此不同。这种反差源自官方对明末清初经世之学的负面看法，他们更强调在政治事务领域中与时变通的现实主义态度，倾向于认为经典所提供的只是抽象性的原则，所以读书人不应该挟经史的权威以批评、规范现实政治，至于被后学“盛称其经济”的顾炎武，其价值亦仅在经史地理考证之学，以及对明末空疏风气的抨击上，而不在其人对于政治制度和社会事务的看法。

当道光年间越来越多的人把顾炎武作为学术或人格偶像的时候，他们所面对的顾炎武已经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形象再塑，这一百多年中，王学衰落、考据学兴起，明清易代的狼烟散去，但是顾炎武作为胜朝遗民的敏感身份仍在、政权不希望普通读书人议论政治的忌讳仍在。

【注释】

[1]《中和》是1940年1月至1944年12月在北平沦陷区出版的月刊，署名“中和月刊社编辑”，实际编辑者为瞿宣颖，主要作者除瞿宣颖外，还包括周作人、黄宾虹、徐一士、谢国桢、傅增湘等人。关于这本杂志的情况，可参看于静：《林辰藏沦陷区期刊——〈中和〉月刊》，《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5期。

[2]楚金：《道光学术》，《中和月刊》1941年第1期。

[3]周可真：《顾炎武年谱》“康熙七年”条，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63页。

[4]于敏中等编：《日下旧闻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963—968页。双松于康熙二十年前后先后枯槁，毗卢阁则于嘉庆间倾圮。

[5]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07—116页。

[6]宋荦：《上元过慈仁寺买书》，《西陂类稿》卷6，康熙五十年常熟毛氏刊本，第8页。

[7]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卷3，《王士禛全集》第6册，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4882页。

[8]王士禛：《香祖笔记》卷3，《王士禛全集》第6册，第4520页。

[9]关于慈仁寺集市的兴衰，见雷梦水：《慈仁寺集市》，《北京文史资料精华·府园名址》，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321—330页。

[10]顾炎武：《与人书》，《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1页。

[11]关于黄培诗狱的详细经过，见周可真：《顾炎武年谱》，第363—382页。

[12]参见本书附录一《顾祠年表》。

[13]根据顾祠《题名卷子》的记录，在道、咸时代顾祠的公祭日期大都严格遵守这个约定，不过后来逐渐放松，经常出现当期未祭而随后补祭的情形。

[14]雷梦水：《慈仁寺集市》，《北京文史资料精华·府园名址》，第328页。

[15]罗继祖：《枫窗脞语》“慈仁《顾祠题名录》”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54页。

[16]《顾先生祠会祭题名第一卷子》卷末方还识语，后文引用《题名卷子》时仅在正文中注明题名日期，一般不再出注。

[17]内藤湖南著，马彪译：《中国史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17页。

[18]Arthur William Hummel，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3，p425．按该书的“顾炎武”条由房兆楹执笔。

[19]James M．Polachek：The Inner Opium War，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

[20]Federic Wakeman，Jr．：Boundaries of the Public Spheres in Ming and Qing China，Daedalus 127．3（Summer，1998）．

[21]《清史研究》2003年第1期，收入氏著《士林交游与风气变迁：19世纪宣南的士人群体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2]《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23]郑大华、邹小站主编：《西方思想在近代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92—317页。

[24]郭丽萍：《绝域与绝学——清代中叶西北史地研究》，三联书店，2007年版。

[25]王汎森：《清代儒者的全神堂——〈国史儒林传〉的编纂与道光年间顾祠祭的成立》，《“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七十九本第一分，2008年3月。

[26]季剑青：《朝市与庙会：清末北京的文人雅集》，《汉语言文学研究》2012年第1期。

[27]许苏民：《顾炎武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命运》，《云南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收入许苏民：《顾炎武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8]胡楚生：《清代学术史研究》，学生书局，1988年版，第17—24页。

[29]R．Kent Guy，The Development of the Evidential Research Movement：Ku Yen－Wu and the Ssu－K'u Ch'uan－Shu，《清华学报》（新竹）第12卷第1、2期合刊，1984年12月。

[30]Wei－ying Ku（古伟瀛），The Political Theory of Ku Yen－wu and the Manchu Conquest，UBC博士论文，1983年，pp．272-307。

[31]Thomas Bartlett，Ch'ing Period Views of Ku Yen－wu's Statecraft Scholarship，“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经世思想研讨会论文集》，无出版年份，第56—57页。

[32]秦燕春：《明末清初的晚明想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岳升阳、黄宗汉、魏泉：《宣南：清代京师士人聚居区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12年版。

[33]何冠彪：《明清人物与著述》，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6年版。

[34]赵园：《想象与叙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

[35]王俊义：《关于宣南诗社》，《文物》1979年第9期。

[36]谢正光：《宣南诗社考》，《大陆杂志》（台北）第36卷第4期，1968年2月。

[37]杨国桢：《再论宣南诗社与林则徐》，《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1期。

[38]黄丽镛：《宣南诗社管见》，《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

[39]新村容子：《1820—30年代北京の士大夫交流（1）：“黄爵滋サークル”の集会を中心として》，《岡山大学文学部紀要》第52卷，2009年12月；《1820—30年代北京の士大夫交流（2）：“黄爵滋サークル”から“清流党”へ》，《岡山大学文学部紀要》第53卷，2010年7月；《1820—30年代北京の士大夫交流（3）：道光十五年（1835）、黄爵滋“敬陳六事疏”を中心として》，《岡山大学文学部紀要》第54卷，2010年12月；《1820—30年代北京の士大夫交流（4）：道光十六年（1836）四月四日“江亭展禊”を中心として》，《岡山大学文学部紀要》第55卷，2011年7月；以及她关于宣南诗社研究史的综述：《“宣南詩社”に関する覚書》，《岡山大学文学部紀要》第51卷，2009年7月。

[40]王世仁主编：《宣南鸿雪图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7年版。

[41]赵雅丽：《晚清京师南城政治文化研究》，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

[42]秦燕春：《明末清初的晚明想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岳升阳、黄宗汉、魏泉：《宣南：清代京师士人聚居区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12年版。

[43]张寿安：《打破道统，重建学统——清代学术思想史的新观察》，《“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2期，2006年6月。

[44]车行健：《嘉道之际北京士大夫的崇祀郑玄活动》，《传统中国研究集刊》9、10合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45]艾尔曼著，赵刚译、雷颐校：《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1—176页。

[46]魏永生：《清中晚期汉宋学关系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1999年。

[47]黄爱平：《〈汉学师承记〉与〈汉学商兑〉——兼论清代中叶的汉宋之争》，《中国文化研究》1996年冬之卷（总第14期）；《朴学与清代社会》，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48]史革新：《晚清理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从“汉宋鼎峙”到“汉宋合流”——兼论晚清汉宋学关系》，《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第5期。

[49]张昭军：《晚清汉宋调和论析》，《清史研究》2006年第4期。

[50]王家俭：《清代“汉宋之争”的再检讨——试论汉学派的目的与极限》，《清史研究论薮》，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版。

[51]张循：《论十九世纪清代的汉宋之争》，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汉学的内在紧张：清代思想史上“汉宋之争”的一个新解释》，《“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3期，2009年3月。

[52]贾建飞：《清代西北史地之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53]郭双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54]Peter C．Perdue（濮德培），China Marches West：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442-513．

[55]Matthew W．Mosca（马世嘉），The Literati Rewriting of China in the Qianlong－Jiaqing Transition，Late Imperial China，32．2［2011］；Empire and the Circulation of Frontier Intelligence：Qing Conceptions of the Ottomans，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70．1［2010］。

[56]王惠荣：《论清道、咸时期的西北史地研究》，《史林》2003年4期。

[57]朱玉麒：《徐松与道光朝京师学坛的西北史地研究》，《西域文史》第4辑，2009年。

[58]刘师培：《清儒得失论》，《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535页。

[59]章太炎：《清儒》，章太炎著、徐复注：《訄书详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61页。

[60]《清世祖实录》卷90，中华书局影印《清实录》第3册，1985年版，第712页。

[61]叶高树：《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稻乡出版社，2009年版，第285—286页。

[62]《清圣祖实录》卷22，中华书局影印《清实录》第4册，第309页。

[63]《清圣祖实录》卷34，中华书局影印《清实录》第4册，第461页。

[64]清圣祖：《学校论》，文庆、李宗昉等纂修：《钦定国子监志》卷首，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65]周振鹤撰集、顾美华点校：《圣谕广训：集解与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269页。

[66]小野和子：《淸初の思想統制をめぐつて》，《东洋史研究》，1959，18（3）。

[67]冈本さぇ：《清代禁书の研究》，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第66—67页。

[68]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3—64页。

[69]吴晗：《影印明经世文编序》，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页。

[70]关于清代对实用性书籍的禁毁，见冈本さぇ：《清代禁书の研究》，第84—86页、第257—287页。

[71]分别见上海书店出版社编：《清代文字狱档》，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213—220，第311—316页。

[72]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修订版），联经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426页。

[73]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04—208页。

[74]艾尔曼著，赵刚译：《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8页。

[75]郭成康：《十八世纪的中国政治》，知书房出版集团，2003年版，第239—246页。

[76]焦循：《叶李论》，《焦循诗文集》，广陵书社，2009年版，第152页。

[77]文庆、李宗昉等纂修：《钦定国子监志》卷首、第3页。

[78]杭世骏：《胡先生渭墓志铭》，钱仪吉纂：《碑传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926页。同文并称其“稽古之荣，近代儒者或未逮也”。

[79]杭世骏：《阎先生传》，钱仪吉纂：《碑传集》，第3918页。

[80]阮元等：《儒林传稿·顾栋高传》，《续修四库全书》第537册，第622页。乾隆三十年九月，敕修国史的上谕特别指出，“且如儒林，亦史传之所必及，果其经明学粹，虽韦布不遗，又岂可拘于品位，使近日如顾栋高辈终于淹没无闻耶？”史官承乾隆意旨，遂列顾栋高为《儒林传稿》之首。见《儒林传稿·凡例》，同书第618页。

[81]阮元等：《儒林传稿·顾栋高传》，《续修四库全书》第537册，第617页。

[82]张瑞龙、谭红艳：《著书只为稻粱谋——社会生活史视野下的清中叶学者职业化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3卷（2012），第207—221页。

[83]张寿安：《专门之学：钩沉传统学术分化的一条线索》，收入黄东兰主编：《新史学》第4卷“再生产的近代知识”，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29页。

[84]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修订版），第462页。

[85]学界关于乾嘉考据学的“思想性”或“义理学”研究甚多，许多学者提出乾嘉诸儒（或其中若干人物）并非“为考据而考据”，亦有其社会关怀，相关综述见黄爱平：《百年来清代汉学思想性问题研究述评》，《清史研究》2007年第4期。但是，这里有几点应当有所分别：第一，后世学者经过细心寻绎、大胆阐释所得出的结论，与乾嘉考据学同时代读者所得到的直观印象显有不同；第二，后世学者以后见之明所赋予古人及其学说在历史脉络中的位置，与当事人的自我认知和自我定位显有不同；第三，后世学者在轻松的氛围中自由讨论古代学术，与清人在文化高压政策下所作的曲折表达显有不同；第四，后世学者在得见大量材料的前提下对古代学术所做的整体性判断，与清代学者作为个人的生活境遇和体会到的学术生态显有不同。尽管今天可以“发掘”出乾嘉考据学的淑世意味，但仍不能据以否定或淡化当时思想界的非政治特征。

[86]例如，顾氏的好友王宏撰曾向汤斌称顾炎武为“当今第一有用儒者”，见汤斌：《答顾宁人书》，《汤斌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80页；另参看何冠彪：《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合称清初三大儒考——兼说清初四大儒及五大儒的成员》，收入氏著：《明清人物与著述》，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6年版，第49—63页；夏晓虹：《明末“三大家”之由来》，《瞭望》1992年第35期。

[87]全祖望撰，朱铸禹汇校集注：《鲒埼亭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页。所谓“妄为立传者”，可能指的是李光地，他的《顾宁人小传》把顾炎武的籍贯误作长洲。又陆燿曾写信给刘绍攽，指责后者所做的《顾炎武传》说：“窃读集内有昆山顾氏传，恐非修辞立诚之义。盖顾氏生时固已名重天下，迨于今日，东南之士家有其书，此传架空结撰，全非事实，徒取谤于海内耳。”见陆燿：《与刘九畹论著述书》，《切问斋集》卷4，《四库未收书辑刊》第10辑第19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306页。

[88]全祖望称顾炎武“卒于华阴，年六十九”，《国史儒林传》因之。其实顾炎武于康熙二十一年卒于山西曲沃，年七十。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72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400—401页。

[89]R．Kent Guy，The Development of the Evidential Research Movement：Ku Yen－Wu and the Ssu－K'u Ch'uan－Shu，《清华学报》（新竹）第12卷第1、2期合刊，1984年12月。

[90]清末以前关于顾炎武的传记主要有李光地：《顾宁人小传》，《榕村全集》卷33，《清代诗文集丛刊》第160册，第455—456页；刘绍攽：《顾亭林先生传》，见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卷400，收入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第179册，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版，第135—138页；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全祖望撰、朱铸禹汇校集注：《鲒埼亭集汇校集注》卷12、第226—233页；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8《顾炎武》传，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54—158页；石韫玉：《顾炎武传》，见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卷400，《清代传记丛刊》第179册，第138—141页；朱珔：《顾炎武像赞》，见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卷400，《清代传记丛刊》第179册，第146—149页；彭绍升：《儒行述》“顾炎武”条，见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卷400，《清代传记丛刊》第179册，第143—145页；唐鉴：《国朝学案小识》“顾炎武”条，见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卷400，《清代传记丛刊》第179册，第153—167页；徐鼒：《小腆纪传》卷53《顾炎武传》，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66—570页；钱林：《文献征存录》卷2《顾炎武传》，见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卷400，《清代传记丛刊》第179册，第167—176页；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27《顾炎武先生事略》，《清代传记丛刊》第193册，第208—212页；另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国史馆顾炎武传稿7份，编号分别为701003919、701004945、701005262、701006190、701006191、701006820、701007452。

[91]潘耒：《日知录序》，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92]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865年版，第935页。按这段话不见于今本《风俗通义》。

[93]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第1240页。

[94]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第1329、1972、896页。

[95]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鲒埼亭集》，第232页。

[96]李光地：《顾宁人小传》，《榕村全集》卷33，《清代诗文集丛刊》第160册，第455—456页。这篇传记的写作年份不详，不过其中提到潘耒在福建刊刻《日知录》，则当在1695年之后。

[97]李光地对于顾氏的遗民身份避而不谈，可能是他对顾炎武知之未深，但更可能的原因是出于政治上的避忌。其实当时许多遗民还在世，遗民群体的整体形象还没有建构起来，“遗民”未必是不事二姓者的第一形象，这一点与后来完全不同。即使是乾隆八年刊刻的刘绍攽《顾亭林先生传》，也只是提到亭林拒绝参与博学宏词科，对于从唐王起兵、多次拜谒明陵等等作为一字未提。见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卷400，《清代人物传记丛刊》第179册，第135—138页。

[98]自章太炎以来的学者大多认为，《四库提要》代表着清朝官方有意要抽掉顾炎武思想的政治内涵，不过盖博坚认为，《四库提要》对顾氏经世之学的消极态度是其著录体例使然，并非有意贬低顾炎武在政治理论上的建树，见R．Kent Guy，The Development of the Evidential Research Movement：Ku Yen－Wu and the Ssu－K'u Ch'uan－Shu，《清华学报》（新竹）第12卷第1、2期合刊，1984年12月。其实无论四库馆臣的真实想法究竟为何、无论清朝政权是否有意抹杀顾炎武的政治学成就，《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为一部总括式的官方文献批评著作，它对顾炎武的态度无疑会左右时人的看法，四库馆臣事实上也成功塑造出了顾氏纯粹考据家的形象。

[99]直到光绪年间顾炎武被提请从祀孔庙的时候，这句话还是反对者的重要立论根据，参见本书第五章第二节及段志强：《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从祀孔庙始末新考》，《史学月刊》，2011年第3期。

[100]关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日知录”条与文溯阁本四库全书书前提要的比较，见山井涌：《明清思想史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80年版，第354—355页。

[101]《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卷119“日知录”条，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596页。

[102]《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卷29“左传杜解补正”条，第369页。

[103]《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卷42“音论”条，第568—569页。

[104]《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卷68“历代帝王宅京记”条，第945页。

[105]《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卷70“营平二州地名记”条，第962页。

[106]《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卷72“昌平山水记”条，第1027页。

[107]《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卷86“金石文字记”条，第1148页。

[108]《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卷119“日知录”条，第1596页。《四库全书》对《日知录》进行了抽毁删改，相关的研究已多，最新的讨论见刘祥元：《〈日知录文渊阁本抽毁余稿〉探析》，《理论界》2009年12月。

[109]关于《国史儒林传》以顾炎武为首的讨论，见王汎森：《清代儒者的全神堂——〈国史儒林传〉的编纂与道光年间顾祠祭的成立》，《“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七十九本第一分，2008年3月。

[110]《国史儒林传·顾炎武传》，收入顾炎武：《亭林先生遗著汇辑》，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1册，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