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_顾炎武的事迹

三_顾炎武的事迹

咸丰九年曾国藩作《圣哲画像记》，清代部分以顾炎武居首，说“我朝学者以顾亭林为宗，《国史儒林传》褒然冠首，言及礼俗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115]在晚清的推崇者看来，顾炎武是极具担当精神的豪杰，对于疲软的士风来说正是一剂对症的猛药。

乾隆朝后期以降，清代政治趋向腐败糜烂，过于强大的皇权又限制了士大夫群体的自我振拔，士风在政风的拖拽下一同堕落。嘉庆、道光两朝，皇权对士大夫、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都在下降，到了道光中期以后，士大夫中间要求刷新风气、进而以士人的人格挽救时代的声音开始高涨起来，龚自珍、沈垚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在这种氛围之下，顾炎武逐渐由考据学宗师的形象，被重塑为苦心励节、心系天下的人格榜样，以及以社会变革与政治理论见长的大儒，恰好迎合了士大夫自我改造的潮流，成为士流尊仰的新偶像。

顾祠会祭包含了当时所有对政治积极发言的科道官及词臣。他们受顾炎武这样的明代遗民的感召，以对中原文化传统的高度忠诚看待政治问题，主张道德原则至上的政治观，而这些原则的具体内容，则仍是传统的华夷之辨与君子小人之辨。这些士大夫在顾炎武祠的交游事实上形成了松散的政治性小圈子，具有大致相同的政见，那就是政府应该对外采取不妥协的强硬态度，并且要求朝中重臣为鸦片战争的失败负责。

在实际的政治事务中，这种观念往往被指责为缺乏变通，后世的史家也热衷于指出他们在面对外来挑战时的顽固与冬烘，但是，以历史研究的平心来论，晚明政治文化的复活也带来了其他后果。其一，它开启了汉族士大夫争取更多政治资源的历史进程。参与顾祠会祭的士人无一例外全部是汉人，汉族士大夫之间形成如此广泛而且超越个人利益的政治同盟，这在清朝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太平天国之后汉族官员在地方上的势力膨胀，应该追溯到鸦片战争时汉族士大夫政治意识的觉醒。其二，它为太平天国的平定做了人事上的准备。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士人仍然采取寄希望于士大夫群体的精英主义路线，提出整顿士风、刷新吏治的解决方案，这与以往应对时代危局的方式并无区别。但是，尽管后人可能认为，这种陈旧思路不可能成功应对近代化或全球化之类的宏观问题，道光末造士林的振作仍然造就了大批的人才，日后太平天国的平定，所依赖的就是曾浸淫于道光朝新学风的大批汉族士大夫。(www.guayunfan.com)与东南海疆的危机相应，西北绝域亦引起京城士大夫的关注。伴随着道光后期士大夫政治文化更新的，是边疆史地研究的繁荣，道德原则至上的政治观念体现在对边疆的认识研究上面，就成为强硬的国土意识。顾祠同人中的边疆史地研究者，从徐松到魏源、张穆，再到何秋涛，对清朝的大一统事业都持相当忠诚与肯定的态度，他们对于边疆地区的研究无疑有助于消除时人对新拓疆土的陌生感，而大大强化他们对于清帝国的认同——尤其是这种认同与士林中倡导忠诚的风气汇合在一起的时候，效果会更加明显。

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的战事大大促进了汉族士大夫对于清帝国的忠诚感，这种忠诚感却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对反抗清朝入主中原的明遗民的揄扬中形成的，徐鼒的例子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而顾祠会祭将同时作为舆地学宗师与遗民典范的顾炎武作为崇拜对象，宣扬忠诚也是重要的推动力之一。顾祠同人的边疆史地研究直接引发了晚清士人热衷于谈论西北地理及金元史事的风气。西北是到清代才正式收入版图的疆土，金元则是与清代一样的草原民族政权，这种风气当然会强化士人对于清帝国的认同感。而与此同时，汉族士大夫政治主体性的觉醒及清议风气的复活，则随着士人政治热情的高涨，促进了以儒家政治观念为主要内容的汉族文化传统的认同。在顾炎武的旗帜下，这样的双重认同——一种对象是异族主导的多民族统一帝国，一种则是明遗民所象征的汉文化传统——于道光朝后期的政治氛围中奇妙地融合到一起，让晚清的国家观念发生了重大的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