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_顾炎武的事迹

二_顾炎武的事迹

但是，晚清这股重视士大夫政治能力的潮流并不是晚明所谓经世思潮的简单复兴。大体上，清代学者对晚明士人“空谈治术”的潮流不太满意，因此许多人特别强调，他们对于政治问题的看法源于以考证为特征的经史之学。顾祠会祭发起的时候以考据学者为主，即便是后世以所谓“实学”著称的人物如冯桂芬等人，考据学素养也是他们进入学术圈子的基本前提。

道光朝，对于明末清初史事的兴趣在迅速增长，许多人半公开、半秘密地在搜寻明清易代时的文献，编纂反映清初历史的著作，凭吊与易代有关的古人及其遗迹[113]。这个潮流与寻找人格榜样努力的叠加之下，顾炎武的生平事迹忽然引起很多人的兴趣，明末史学的繁荣又提供了许多新材料，于是多种顾炎武年谱应运而生。对顾炎武生平的兴趣与发掘，不仅是对顾氏个人所代表的责任意识和经世精神的向慕，也属于晚明政治文化复兴潮流的一部分。这种政治文化融合了士林中的清议传统及士大夫对政治地位的追求，在清代前期严酷的文化政策之下几乎消失殆尽——可是，这些政治上的变化最早却是以考证历史事实的面貌出现。

顾炎武是清代最重要的舆地学家之一，顾祠会祭同时也是道咸时代西北史地学人群体的交游圈，当时几乎所有重要的边疆史地学家尽在其中。这与顾祠位于京师有着直接的关系：边疆史地研究对资料的依赖十分严重，而关于边疆的资料大多被作为军事和政治档案保存在中央政府，学者要想在这方面有所建树，必须有接触到秘阁藏书和朝廷档册的机会。顾祠同人中的西北史地学者采用汉族士大夫所熟悉的资源与方法来进行对边疆的研究，亦即以考证学的手段来考订古史中关于边疆的记载，他们的研究成果又通过顾祠会祭的人际网络得以刊刻和流传。

在顾祠同人所进行的刻书事业中，边疆史地的作品占据相当的比重。这些书籍得以出版，本身就是同人合力支撑的结果，又通过同人的人生轨迹而流转四方。顾祠会祭有核心性的成员，他们参与活动的频率极高，往往充当组织者的角色；也有边缘性的成员，他们或是偶至京城的官员、举子，或是不愿频繁参与此类交游的士人，或是通过各种人际关系来观礼的好奇之士，时来时去，聚散无常。但正是通过不同类型成员的接触，顾祠同人的观念、著述得以广泛传播。由于考据学的繁荣而结成的学术共同体，当其成员的政治热情普遍高涨的时候，随之成为带有政治色彩的松散组织。(www.guayunfan.com)乾嘉学者对于自身研治经学的成绩相当自信，在他们的学术视野中，所谓“通经致用”的“通经”，只有经过清代考据学者的努力，才成其为现实，因此晚清学者所追求的“致用”与晚明士人的用世之风不同，它是经过考据学陶铸之后的致用，与经典的关系也更近，徐松等人为考经证史研究西北，魏源从经学入手谈论政治，都属于这股大潮的分支。梁启超说：“最近数十年以经术而影响于政体，亦远绍炎武之精神也”[114]，固然是为他亲身参与的今文经学张大其辞，却也点出近代思想史上这一独特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