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_顾炎武的事迹

一_顾炎武的事迹

鸦片战争以后，一些生活在北京的士大夫受到时代的刺激，出于他们对历史和文化传统的理解，经由复杂的人际网络，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纪念明清之际大儒顾炎武的活动。这个纪念活动以在位于北京慈仁寺的顾亭林祠堂中定期举行公祭为主，还包括编纂亭林年谱，传播亭林著作，搜存与亭林有关的遗物，创作与顾祠有关的绘画、诗歌，乃至为顾祠编刻志书等等行为，将仪式、建筑、文本、图像整合到以祭祀先贤为名义的文人交游活动之下，事实上成为具备传衍思想、催生学术、提供社交资源等多重功能的人际管道，起到了转移学风士习、影响政局的作用。顾祠的纪念活动从鸦片战争结束时开始，到新文化运动高涨时结束，横跨八十年之久，先后参与的士人超过五百人，其中多有政治史、思想史上的著名人物，这也让它有可能体现出时代的特征及其流变。

应当重复征引一下本书开头瞿宣颖关于顾祠的说法：

昔者道光二十三年，何绍基、张穆创建顾亭林祠于燕京广宁门内之慈仁寺，岁举祀事。及咸丰六年重修，而朱琦、王锡振为文以纪之。今祠尚岿然。尝过而仰瞻慨叹作而言曰：“呜呼！此世运之关键，君子所以俯仰百年而有深忧者，有以夫！”

这段话发表于1941年1月，当时瞿宣颖正担任伪职，出任“国民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秘书厅厅长”及“国立华北编译馆”筹备主任，代理伪北京大学总监督[109]。他这番异乎寻常的感叹可能寄托了个人身世之感，但也是他对道光以降的思想史、学术史深入观察的结果。(www.guayunfan.com)瞿宣颖认为，中国政治学术，到乾隆朝为一大“结穴”，此后日盈则仄，到道光朝，遂有若干新因素萌发其中。具体说来，道光一朝学术之于前代有“数变”：一是汉宋学合流，二是掌故经济之学，三是边疆舆地之学，四是天文算学。之所以道光朝学者能有如许建树，则在时势之变革，引起士人人格之发扬。可惜咸同以后，此种精神不再，虽然曾国藩等人所提倡之西学日进无疆，但“其坚贞弘毅之化育，则几乎澌灭无遗矣”，这才有清末民国的乱局。而士大夫精神的象征，就是他所再三致意的顾炎武祠，所谓“亭林所尤重者，在于敦励品节，以成致用之才”，道光学术之兴盛，即源于顾炎武人格榜样的激励[110]。

就在这篇《道光学术》发表前一年的三月份，瞿宣颖还抄录了一册《程春海侍郎遗墨》，并作跋语说：“中有残纸，记丙申年与仪征相公语，想见其关心外国之事，而有忧深思远之意。观其论仪器、星象诸篇，兼知其旁及西学，博涉多通。世传侍郎使粤，与谭玉生编修论世变之将起，若烛照数计者，盖不诬也，得不谓知几者欤？”[111]《道光学术》对于程恩泽的评价颇高，至称其为“通天地人之儒者”，原因盖在于此。

瞿宣颖对顾祠的注目，也是从程恩泽入手，因为顾祠的发起者何绍基、张穆，早期的顾祠同人如魏源、徐松、陈庆镛，以及曾祔祀于顾祠的俞正燮、沈垚等人，大多受过程恩泽的提携，他们与程恩泽的关系之密切，超过与当时儒林最大宗主阮元的关系，而他们的学术倾向，也不同于阮元所代表的正统考据学风。程氏以下，通经致用成为大批儒者的共识，流衍而为学风、激荡而致世变，顾祠会祭在这一进程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王梓材曾谦称，在他参与顾祠会祭期间，“春秋拜谒不乏高贤，然亦唯因是以通款曲，稍稍问及学事”[112]。在顾祠会祭的发起之初，同人中有长于考据训诂之学者如陈庆镛、苗夔、何绍基，有长于经济掌故之学者如汤鹏、魏源、冯桂芬，有长于边疆史地之学者如张穆、徐松、魏源，有长于天算格致之学者如郑复光、杨尚文兄弟，异彩纷呈，蔚为大观。这些不同的学术领域都源于考据学，但是又赋予了经史考据以经世致用的色彩。乾嘉学术开启了学术专门化的潮流，而顾祠会祭的同人们则以顾炎武的学者人格相标榜，努力恢复通经致用的古训，致力于将学术与政治连通起来。参与顾祠会祭的学者们都受到过考据学的训练，他们大多保持着多样的学术兴趣，不满足于做专精一学的专家，亦不自甘于书斋生涯，而以成为“通儒”、用世自显来自我激励。这是对考据学不问世事的反动，也是对学术专精化潮流的严重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