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_顾炎武的事迹

结_顾炎武的事迹

年谱是纸上的祠堂。如本章所述，在嘉庆、道光年间，忽然出现了一个编写顾炎武年谱的热潮，可以确定编成的至少有六种（周中孚、胡虔、吴映奎、车持谦、徐松、张穆）。他们热衷于为顾炎武编写年谱的动机，大约可以分为四个方面：一是为了“读其书、知其人”，为后人理解顾氏的著作提供帮助，二是为了表彰乡贤，搜集乡邦文献，三是想要树立一个有政治节操及治世能力的榜样，针砭士风，四是回顾明清易代的历史，恢复相关历史记忆。

在张本亭林年谱出版以后，编纂亭林年谱的热潮并没有消歇，后来还有伦明《三补顾亭林年谱》和钱邦彦《校补顾亭林先生年谱》的出现，以及以对亭林诗编年解题为形式的徐嘉《顾亭林先生诗谱》。不过，清末民初的顾炎武，已经完成了他的“复活”，后面几种年谱主要是对张本亭林年谱的补苴，它们的史学意味大增而政治意味大减，已经不能与嘉道时候几部亭林年谱所包含的历史意义相比拟了。

杭世骏曾严厉指责年谱泛滥的状况：“必其德业崇闳，文章彪炳，始克足以当此，未有以草亡木卒之人，而可施之以编年纪月之法也。”[90]按照这种观念的逻辑，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值得为之编写年谱。从史学的角度说，必须是立功立言、影响历史的人物；从理学的角度说，必须是德行出众、其生命价值超越个体经验而合于某种一般性价值原则的历史人物，才配享受拥有年谱的殊荣。张穆在编定顾炎武年谱之后，转而去为他的乡先贤阎若璩编谱，虽然在乾嘉学术的系谱中，顾、阎往往并称为考据学的两位宗师，但是在晚清看重政治风节的气氛下，编辑阎若璩年谱却成了张穆不识大体的表现：“予颇怪石洲既为顾谱而不为黄谱，乃纂辑及于阎潜邱。潜邱虽考据有声，其大节果足视亭林耶？毋亦籍隶太原，石洲遂有香火之情耶？”[91]谢章铤认为，只有黄宗羲这样有“大节”的著名遗民，才足以与顾炎武相称，“考据有声”其实无关轻重，这正反映了亭林年谱大量出现之后，人们对于顾炎武的看法[92]。

在顾炎武年谱的编纂者们开始着手从事这项史学工作的时候，他们首先面临着两方面的压力：一是官方文化权威和知识界对于顾炎武的定位，是一位学问精深却不谙世务的考据学家；二是记述易代史事的史料来源不易获取，以及可能产生的政治风险。对于前一个问题，年谱这种形式具有天然的优势，因为年谱记述谱主一生行迹，很容易把历史人物的形象完整化，尤其是对于谱主政治表现的部分；对于后一个问题，他们在试探和争论中前进，同时借助当时刚刚开始的搜求、抄录明末清初文献的风气，通过不同地域、不同交友圈多位学者的接续努力，最终形成了一部流传广泛、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www.guayunfan.com)在这个过程中，江南人士揄扬先贤的努力起到了初始的推动作用。吴映奎、潘道根、车持谦等人所进行的亭林年谱编纂工作，出于明确的地方意识，而他们对地方文献的熟悉，还有接近谱主后人的地利之便，既充实了年谱的内容，又给年谱加上了一层鲜明的地方色彩。不过由于江南地区的特殊性，尤其是当地在明清易代时的惨痛经历，也让年谱涉及相当一部分敏感历史，不过要使顾炎武这个历史符号超越江南地域的限制，还要靠新的学术风气和政治需求。

顾炎武是清代最重要的地理学家之一，他所践行的实地调查配合经史考据的研究方法，也成为清代中叶以后渐次兴起的西北史地之学的学术榜样，但同时他作为考据学开山宗师的地位仍然没有动摇。徐松、张穆这样一些关心西北边疆的学者，以及王筠、许瀚这样的考据学家，在顾炎武的旗帜下聚拢起来，以编纂年谱的方式纪念先贤、宣示学术风向。另一方面，处于官僚系统中较低地位的汉族士大夫也开始出现强烈的参政意识，顾炎武的遗民形象正是廉顽立懦、提升士人政治品格的绝佳历史资源。两相作用之下，产生了亭林年谱和亭林祠这两种集体性的纪念活动，而鸦片战争时代的政治氛围，则是这些纪念活动所发生的历史背景。

【注释】

[1]凌瀚：《枫山章先生年谱序》，黄宗羲编：《明文海》卷221，《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55册，第464页。

[2]一般认为，现存最早的年谱是北宋吕大防（1027—1097）所编的《韩吏部文公集年谱》和《杜诗年谱》。相关考辨参看吴洪泽：《宋代年谱考论》，四川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第15—17页。

[3]吕大防：《韩吏部文公集年谱》，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第11册，第27—28页。

[4]例如，朱熹的弟子李方子编有《朱文公年谱》三卷，陆九渊的弟子李子愿编有《象山先生年谱》三卷，黄榦的弟子陈义和编有《勉斋先生黄文肃公年谱》等等。

[5]章学诚：《刘忠介公年谱序》，《章学诚遗书》卷21，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207页。

[6]王汎森：《日谱与明末清初思想家》，收入《晚明清初思想史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页。

[7]凌瀚：《枫山章先生年谱序》，黄宗羲编：《明文海》卷221，《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55册，第465页。

[8]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23页。

[9]收录清人年谱最为全面的来新夏《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增订本）》共著录顾炎武年谱六种，分别是（1）清顾衍生原本、清吴映奎重辑、清车持谦增纂、清道光十九年车秋舲刊本《亭林先生年谱》，（2）清张穆编、清道光二十四年刊本《顾亭林先生年谱》，（3）清吴映奎编、清潘道根校、《归顾朱三先生年谱》本、清光绪六年金吴澜刊《顾亭林先生年谱》，（4）清徐嘉编、《顾诗笺注》附、清光绪二十七年刊本《顾亭林先生诗谱》，（转下页）（接上页） （5）伦明编、民国间乌丝栏稿本《三补顾亭林年谱》，（6）清钱邦彦编《四部丛刊》三编《天下郡国利病书》附、民国二十五年商务印书馆印行《校补顾亭林先生年谱》；另该书卷九“知而未见录”著录顾炎武年谱七种，分别是（7）清顾衍生编《顾亭林先生年谱》一卷，（8）清胡虔编《顾亭林年谱》，（9）清徐松编《顾亭林先生年谱》，（10）清周中孚编《顾职方年谱》，（11）杜呈祥编《顾亭林年谱补正》，（12）王录友编《顾亭林年谱校录》，（13）清金吴澜编《顾亭林先生年谱》。其中“金吴澜编《顾亭林先生》年谱”是误收，来书已经说明；“王录友”是“王菉友”之误。统计的结果，各家以“顾炎武年谱”为题的著作竟达12种之多，年谱数量高居《近三百人物年谱知见录（增订本）》所收清代谱主之首。见来新夏：《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增订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44—50页，746—747页。其余著录各家顾炎武年谱的著作还有沈嘉荣：《顾炎武论考》附《〈顾炎武年谱〉考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01—610页；来新夏：《顾亭林年谱考录》，《江海学刊》1982年第6期；杨殿珣：《中国历代年谱总录（增订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16—217、476页；王德毅：《中国历代名人年谱总目》，华世出版社，1979年版，第150—151页；谢巍：《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66—367页。

[10]刘声木：《顾炎武七家年谱》，《苌楚斋续笔》卷2，《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75页。

[11]车持谦：《顾亭林先生年谱》跋，《北京图书馆藏年谱珍本丛刊》第72册，第155页。

[12]关于这个本子的下落，李士涛《历代名人年谱目录》称“是谱叶德辉藏，今归日人桥川时雄”，王德毅《中国历代名人年谱总目》及来新夏《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因之。按北京国家图书馆现藏有抄本《顾亭林先生年谱》，题作“先生抚子衍生原本，同邑后学吴映奎重辑，上元后学车持谦增纂”，其首页赫然有叶德辉和桥川时雄的藏书印，这应该就是所谓“叶德辉旧藏、今归桥川时雄”的本子，并不是顾衍生所编的原本。这个本子影印收入《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首页见该丛刊第71册，第565页。

[13]阮亨：《瀛舟笔谈》卷7，嘉庆庚辰（1820）刊本，第10页。

[14]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序》，《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72册，第161页。

[15]张穆后来在“闻桐城胡雒君……”一句中“桐城”上增补了“仪征阮相国云”，见张穆自订，缪荃孙校：《顾亭林先生年谱校补》，嘉业堂丛书本《顾亭林先生年谱》附，第1页。

[16]有关胡虔的生平及著述情况，见尚小明：《胡虔生平系年》，《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年第4期。

[17]胡虔：《肇域志跋语》，顾炎武：《肇域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18]戴望：《外王父周先生行述》，《谪麐堂遗集》文集卷2，《续修四库全书》第1561册，第169页。

[19]宋翔凤：《忆山堂诗录》卷3，《续修四库全书》第1504册，第267页。

[20]戴望：《外王父周先生行述》，《谪麐堂遗集》文集卷2，《续修四库全书》第1561册，第169页。此外，根据朝鲜使臣的记述，乾嘉间邃于文献的陈鳣（1753—1817）也曾“欲作亭林年谱”，但是“未成”。或许不尽是巧合，陈鳣曾从学于诂经精舍，也属于阮元的门下士。见柳得恭：《燕台再游录》，收入［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卷60，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版，第293页。

[21]周中孚《郑堂札记》卷4：“黄梨洲《思旧录》载顾亭林寄书一篇，历叙平生著述颠末，与梨洲相印证。《亭林文集》独阙此书，岂稼堂编集时偶遗之邪？余撰《亭林年谱》，准杨氏《竹垞年谱》录王阮亭寄书之例，全载此书于谱内，亦所以补文集之遗也。”《续修四库全书》第1158册，第24页。

[22]冯桂芬总纂：《（同治）苏州府志》卷96，光绪九年刊本，第37页。

[23]吴映奎：《与潘确庵书》，吴映奎编、潘道根校：《顾亭林先生年谱》附，《北京图书馆藏年谱珍本丛刊》第71册，第558页。

[24]冯桂芬总纂：《（同治）苏州府志》卷139，第141页。

[25]汪士铎总纂：《续纂江宁府志》卷14之8，光绪六年刊本，第13页。关于车持谦的生平，参见李汇群：《闺阁与画舫：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江南文人和女性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9—173页。

[26]车持谦：《顾亭林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72册，第155页。

[27]车持谦：《秦淮画舫录》附，收入《清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5733页。

[28]关于对秦淮艳迹的追忆与晚明历史复活之间的关系，参见秦燕春：《清末民初的晚明想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2—287页。

[29]李汇群：《闺阁与画舫：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江南文人和女性研究》，第177—180页。

[30]车持谦在给亭林年谱写的跋语中说：“道光己亥七月，镌板既成……”，《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72册，第156页。

[31]顾衍生原编、吴映奎重辑、车持谦增撰：《顾亭林先生年谱》附，《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71册，第704页。

[32]顾炎武撰、华忱之点校：《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09页。

[33]车持谦：《顾亭林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72册，第156页。

[34]陈作霖《炳烛里谈》卷下：“昔顾亭林征士来谒孝陵，皆寓居朝天宫。同治中，洪琴西观察、汪梅村孝廉于飞霞阁楼建一祠，仿京师慈仁寺之例，府学教官率学中名流岁一祀之，至于今不废”。收入陈作霖、陈诒绂：《金陵琐志九种》，南京出版社，2008年版，第348页。参见本书附录《北京之外的顾祠》。

[35]车持谦：《顾亭林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72册，第1—2页。

[36]车持谦：《顾亭林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72册，第157页。

[37]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72册，第349—350页。

[38]《亭林遗书》被列入抽毁的书目中，其中顾炎武的诗文集“应行销毁”。据《军机处奏准抽毁书目》载：“查此书系昆山顾氏撰，以所著十书合为一编，内除《亭林文集》、《亭林诗集》二种中均有偏谬词句，应行销毁，又《昌平山水记》一种亦有乖谬之处，应行抽毁外，其《左传杜解补正》、《九经误字》、《石经考》、《金石文字记》、《韵补》、《正觚十事》及《顾氏谱系考》等七种，均系辩正经史之书，有补考证，查无干碍，应请毋庸销毁。”见英廉等编：《清代禁毁书目四种》，《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85页。

[39]车持谦：《顾亭林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72册，第156页。

[40]徐松被流放的原因及经过，见陈垣：《记徐松遣戍事》，《国学季刊》5卷3号；有关他在新疆时的情况，见朱玉麒：《徐松遣戍伊犁时期的生活考述》，《西域研究》2006年第1期。

[41]《畿辅通志·徐松传》，收入《续碑传集》卷78，《清代传记丛刊》第119册，第487页。

[42]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题辞，《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72册，第161—162页。

[43]钱松：《何绍基年谱长编及书法研究》，南京艺术学院博士论文，2008年，第72页。

[44]张穆：《致许瀚》，《斋书札诗稿》不分卷，国家图书馆藏。

[45]车持谦：《顾亭林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72册，第95—96页。

[46]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72册，第273—284页。

[47]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72册，第287—288页。

[48]《和若士兄赋孔昭元奉诸子游黄歇山大风雨之作》，注云：墨迹藏张浦朖蓑庵。吴映奎：《顾亭林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71册，第555页。

[49]车持谦：《顾亭林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72册，第103、106—107页。

[50]何绍基：《别顾先生祠》，《何绍基诗文集》，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168页。

[51]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康熙四年”条注：“先生手迹，向藏修来先生家，顷归湖北荆宜施道陶君樑所，穆于戊戌（1838）春获观，录副存之。”《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72册，第260页。

[52]参见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亭林佚文辑补》，第219—246页。

[53]张穆：《致许瀚》，《斋书札诗稿》不分卷。

[54]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附校录，嘉业堂丛书本，第23页。

[55]何绍基：《跋蔡岭香藏张力臣与顾亭林十一札卷》，《何绍基诗文集》，第838页。

[56]叶廷琯：《吹网录》卷4，《续修四库全书》第1163册，第59页。

[57]梁廷灿《年谱考略》著录《傅青主先生年谱》时说：“著者近人丁宝铨，山阳人。斠订者缪荃孙、段朝瑞、罗襄、罗振玉。是书仿张穆顾谱体例。”转引自来新夏：《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第15页；丁宝铨的自序称：“得张静生氏所辑傅先生年谱，读之事实寥寥，未能与黄、顾两谱同其缜密也。”丁保铨：《傅青主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69册，第2页。

[58]赵经达《归玄恭先生年谱》俞锡畴序：“昆山耆旧以儒术传者，归太仆而后，必推顾亭林先生。高士为太仆曾孙，与亭林同里闬，同生于万历癸丑，至天启丙寅，以十四龄同补诸生，又同入复社，有‘归奇顾怪’之目，可谓齐名矣。顾编辑亭林年谱者独多，而高士无传焉。”其《凡例》云：“大略仿平定张石洲穆所编顾亭林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71册，第169页。

[59]唐鉴：《重刊朱子年谱序》，《唐确慎公集》卷1，四部备要本，中华书局，第37页。

[60]钱大昕：《郑康成年谱序》，《潜研堂文集》卷26，《嘉定钱大昕全集》第4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26页。

[61]章学诚：《韩柳二先生年谱书后》，《章氏遗书》卷8，1921年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第17页。

[6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页。

[63]伍崇曜：《顾谱跋》，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附，粤雅堂丛书本，第1—2页。

[64]吴映奎：《顾亭林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71册，第444页。

[65]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第221页。

[66]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72册，第95页。

[67]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72册，第304—305页。汤鹏：《致贺熙龄》，湖南图书馆编：《湖南图书馆藏近现代名人手札》第１册，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355页。

[68]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72册，第304—305页。汤鹏：《致贺熙龄》，湖南图书馆编：《湖南图书馆藏近现代名人手札》第１册，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355页。

[69]顾衍生原编、吴映奎重辑、车持谦增撰：《顾亭林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71册，第633页。

[70]车持谦：《顾亭林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72册，第88页。被同一方式涂去的还有顺治元年条下的“睿亲王摄政□□”七字。

[71]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72册，第260页。

[72]车持谦：《顾亭林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72册，第80—81页。

[73]关于吴炎、潘柽章的《明史记》，可参见杨旭敏：《论吴炎、潘柽章与〈明史记〉的纂修》，《史学史研究》2012年第2期。

[74]王筠《顾亭林年谱校录》，《山东文献集成》第2辑第13册，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20页。这篇校录的著作时间是在道光二十七年，见郑时：《王菉友先生著述考》，王筠著，屈万里、郑时辑校：《清怡堂文集》附，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325页。

[75]顾炎武：《流转》，《顾亭林诗文集》，第294页。

[76]张穆：《题万年少秋江别思卷子即用亭林赠万诗韵》，《斋诗集》卷3，《续修四库全书》第1532册，第238页。

[77]张穆：《致许瀚》，《斋书札诗稿》不分卷。

[78]车持谦：《顾亭林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72册，第24页。

[79]张穆：《致许印林书》，收入王献唐辑：《顾黄书寮杂录》，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20页。

[80]这段话没有来得及补入张本的初刊本，后来收入《嘉业堂丛书》本《亭林年谱》所附的《张穆校订》一卷中。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附《张穆校订》，嘉业堂从书本，第15页。

[81]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72册，第283—285页。

[82]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72册，第248页。

[83]参见本书绪论。

[84]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72册，第292页。

[85]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72册，第291页。

[86]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72册，第378页。车持谦本亭林年谱的“参校姓氏”列了李兆洛、沈兆沄、杨文荪等八个人。

[87]张穆：《亭林年谱题辞》，《斋诗文集》文集卷3，《续修四库全书》第1532册，第283页。

[88]钱松：《何绍基年谱长编及书法研究》，第88—89页。

[89]参见本书第二章第二节。

[90]杭世骏：《施愚山先生年谱序》，不著撰人：《施愚山先生年谱》附，《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74册，第437页。

[91]谢章铤：《课余偶录》卷2，《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149册，第2808—2809页。

[92]近代持有这种看法的人非常普遍，而阎若璩也常常拿来作为和顾炎武比较的对象，例如张舜徽说：“阎若璩一生精力所瘁，惟在琐碎的考订，绝没有‘经世致用’的抱负，只是为考订而考订；但知有古，不知有今；谈不上有什么政治性和思想性。这和顾氏平日治学着重在‘引古筹今’的作法，完全不同。顾氏虽也从事考订，但他经常联系到当代的社会实际和政治实际……又非脱离现实生活、专意钻研故纸、关起门来著书的阎若璩，所可同日而语。”见《顾亭林学记》，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81—82页。结_顾炎武的事迹

道光朝文网的放松并没有带来对清朝政权合法性的冲击，相反，对清代遗民顾炎武的表彰导致的是宣南汉族士大夫政治忠诚感的空前高涨，名节与忠诚成为顾祠会祭的政治主题。这些士大夫不满当时的世风士习，认为士人并没有承担起应负的责任，所以才会有战争的失败。有鉴于此，他们除了发掘历史资源及研习社会事务之外，还呼吁士大夫结成政治性的联盟，以战胜外来的威胁与内部的腐败力量。

鸦片战争的爆发，尤其是最终议和、订约的结局，给京城的汉族士大夫以重大的刺激，强化了他们议论政事的风气和热情。虽然他们针对时代危机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大都是在延续传统的思路，但这种议政行为的本身已经标志着普通士大夫在政治上的崛起，以及新的政治文化的形成。这种政治文化的特征，一是对政治中枢的不信任感，二是排斥和议，反对对外妥协，主张不计代价的战争政策。

时隔不久，太平天国战乱爆发，清朝遭遇到自建立以来最严重的统治危机。这样一个以驱除异族统治者为号召的叛乱，并没有引发汉族士大夫大范围的认同震荡，相反，他们几乎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对抗太平天国的事业中去。除了保护个人及地方利益的动机之外，前述明末诸臣忠义精神的复活也对他们起到了强大的激励作用，而经过鸦片战争时期政治文化的洗礼，一大批汉族士大夫对清朝政权的认同和忠诚上升了，这构成他们反对太平天国的思想基础的一部分。

【注释】(www.guayunfan.com)[1]昆冈等修、刘启瑞等纂：《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383《礼部·学校》，《续修四库全书》第804册，第116、117页。

[2]参见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2—185页；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1—294页。

[3]翁方纲：《买得苏诗施注宋椠残本即商丘宋氏藏者》，《复初斋诗集》卷11，《续修四库全书》第1454册，第452页。

[4]魏泉：《士林交游与风气变迁——19世纪宣南的文人群体研究》，第65—70页。

[5]邓廷桢：《东坡生日同人礼像赋诗用公集中游武昌寒溪西山寺韵》，《双砚斋诗钞》卷5，《续修四库全书》第1499册，第342页。

[6]早期提到宣南诗社的研究成果，都是在讨论林则徐和宣南诗社的关系，例如魏应麒：《林文忠公年谱》，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4—25页；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5—17页；杨国桢：《宣南诗社与林则徐》，《厦门大学学报》1964年第2期；黄丽镛：《宣南诗社管见》，《上海师大学报》1980年第1期；王俊义：《关于宣南诗社的几个问题》，《清史研究集》第1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较为全面的综述及评价，见王俊义：《关于“宣南诗社”的考辨》，收入氏著：《清代学术探研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0—406页。有关宣南诗社的研究史，见新村容子：《“宣南詩社”に関する覚書》，《岡山大学文学部紀要》第51卷，2009年7月。

[7]金武祥：《粟香四笔》卷6，光绪十五年刻本，第24页。

[8]陶澍：《潘功甫以〈宣南诗社图〉属题抚今追昔有作》，《陶澍集》，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359页。

[9]陶澍曾有诗说：“忆昔创此会，其年维甲子（嘉庆九年）”，诗注中又说“甲戌（嘉庆十九年）冬，董琴涵复举此会”，见《潘功甫以〈宣南诗社图〉属题抚今追昔有作》，《陶澍集》，第359页。这前后相隔数年的消寒会的共同成员只有陶澍和朱珔，不见得有参与人员上的承继关系，但既然当事人有此追溯，不妨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精神上的联系。

[10]道光四年，宣南诗社的核心人物潘曾沂离京，诗社的活动随之逐渐消歇。道光十年，诗社成员张祥河作《赠张南山司马题其听松庐诗稿后》，称“城南诗社近寥落”（张祥河：《小重山房诗词全集》，诗录卷五），说明宣南诗社至此已经收场。参见王俊义：《关于“宣南诗社”的考辨》，收入氏著：《清代学术探研录》，第389页。

[11]来新夏：《林则徐年谱新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4—95页。

[12]王俊义：《关于“宣南诗社”的考辨》，收入氏著：《清代学术探研录》，第380—384页。

[13]除了前引王俊义的研究，持同样观点的论文还有很多，例如王春林：《试述鸦片战争前夕的宣南诗社的性质》，《历史教学》1999年第12期。

[14]James M．Polachek，The Inner Opium War，pp．39-41．

[15]胡承珙：《消寒诗社图序》，《求是堂文集》卷4，《续修四库全书》第1500册，第280页。

[16]新村容子：《1820—30年代北京の士大夫交流（1）：“黄爵滋サークル”の集会を中心として》，《岡山大学文学部紀要》第52卷，2009年12月；《1820—30年代北京の士大夫交流（4）：道光十六年（1836）四月四日“江亭展禊”を中心として》，《岡山大学文学部紀要》第55卷，2011年7月。

[17]《（同治）湖口县志》卷8：“（周仲墀）道光癸未成进士。总裁汪公庭珍出语人曰‘……江西周某沉博典丽，为近来括帖家所无……’，由是名噪都下，乞诗文者无虚日。丙戌散馆，授检讨，充本衙门撰文，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同治九年刻本，第56页。

[18]《（民国）闽侯县志》卷69：“（李彦彬）补山东四川清吏司主事，总办秋审处。精通例案，谙达政体，部中章奏各稿多出其手。”民国二十二年刊本，第17页。

[19]黄爵滋：《仙屏书屋初集年记》卷14，道光间刻本，第85页。

[20]James Polachek，The Inner Opium War，pp73 78．

[21]《清宣宗实录》卷155，中华书局影印本《清实录》第35册，第381页。

[22]具体日期及人员见魏泉：《士林交游与风气变迁》，第255—258页，《徐黄召集江亭雅集表》。

[23]黄爵滋：《仙屏书屋初集年记》卷23，第5页。

[24]黄细嘉：《黄爵滋系年要录》，《抚州师专学报》1995年第4期。

[25]陈庆镛：《丙申四月四日江亭展褉后序》，《籀经堂类稿》卷12，《续修四库全书》第1522册，第642页。

[26]尚小明：《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28页。

[27]王章涛：《阮元年谱》，黄山书社，2003年版，第909—910页。袁行云《许瀚年谱》将许瀚谒见阮元系在道光十七年，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85页。当以阮谱为是。

[28]何绍基：《龙泉寺检书图记》，《何绍基诗文集》，第698—699页；陈庆镛：《龙泉寺检书图记》，《籀经堂类稿》卷20，《续修四库全书》第1523册，第44—45页。

[29]阮元：《扬州北湖万柳堂诗并序》：“道光十八年出都，僧请书‘元万柳堂’四字扁，此北京城东南隅之万柳堂也。”《揅经室再续集》卷5，《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77册，第785页。

[30]楚金：《道光学术》，《中和月刊》1941年第1期。

[31]赵尔巽：《清史稿》卷376《程恩泽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1577页。

[32]何绍基：《龙泉寺检书图记》，《何绍基诗文集》，第688—689页。

[33]秦缃业：《祁文端公神道碑铭》，缪荃孙纂录：《续碑传集》卷4，《清代人物传记丛刊》115册，第223页。

[34]关于祁寯藻在鸦片战争时期的表现，见丁永青：《晚清道咸政局与祁寯藻“相业”》，山西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冀满红、白文刚：《祁寯藻与鸦片战争》，《晋阳学刊》，2001年第5期。

[35]秦缃业：《祁文端公神道碑铭》，缪荃孙纂录：《续碑传集》卷4，《清代人物传记丛刊》115册，第228页。

[36]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126，《续修四库全书》第1632册，第1页。

[37]阮元：《诰授光禄大夫经筵讲官户部尚书晋赠太子太保谥文安何公神道碑铭》，缪荃孙纂录：《续碑传集》卷9，《清代传记丛刊》第115册，第494—495页。

[38]同上书，第488—489页。

[39]何绍基：《宋元学案序》，《何绍基诗文集》，第678页。

[40]波拉切克认为顾祠会祭群体沿袭了1830年代京城士大夫中流行的“保护人模式”（James Polachek，The Inner Opium War，p．207），但他并未指明在顾祠会祭的保护人究竟为谁，只指出阮元、祁寯藻和潘世恩与顾祠会祭的密切关系。我认为现有的史料不足以支撑道光年间的顾祠会祭背后有明确政治保护人，以及有朝中大臣将顾祠会祭用作舆论工具的结论，顾祠会祭对于政治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政治文化而非具体的政治事件上：第一，张穆、何绍基发起顾祠的初衷只是出于景仰先贤的目的，第二，没有祁寯藻、潘世恩等人与顾祠中人发生政治联系的史料证据，第三，顾祠会祭群体没有对祁寯藻等人的政治作为发生任何影响。

[41]张穆：《致许瀚》，《斋书札诗稿》不分卷。

[42]清代，汉族官员多聚居在宣武门南，世称“宣南”。“宣南士夫”或“南城士夫”是一个较为模糊的指称，有时候泛指居住在宣南的士大夫，有时候专指中下层的汉族官员，有时候特指词臣、谏官等所谓清要之职。关于宣南及宣南文化的综合性研究见岳升阳、黄宗汉、魏泉：《宣南：清代京师士人聚居区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12年版。

[43]关于台湾之狱的详细经过，见夏燮：《中西纪事》卷10《台湾之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1辑第106册，第97—103页；梁廷枏：《夷氛闻记》卷3，《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2辑第518册，第41—68页；施立业：《姚莹年谱》，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204—310页；刘海峰：《穆彰阿、姚莹与“台湾之狱”》，《兵团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台湾所俘获的英船虽然不是军舰，但却是运送兵员和军火的军需船，不过达洪阿和姚莹的报告也有若干夸张不实之处，例如两艘英船实是搁浅，上奏却说是擒获等等，见［韩］李永玉：《鸦片战争期间搁浅台湾英船性质考》，《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

[44]姚昌：《府君年谱》，姚莹：《中复堂全集》附，《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续编》第6辑第60册，第4315页。

[45]《军机大臣穆彰阿等为取具达洪阿、姚莹等亲供呈览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2—293页。

[46]《著将达洪阿姚莹加恩免其治罪事上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293页。

[47]姚莹：《后湘诗集续集》卷2，《续修四库全书》第1513册，第80页。当时言官上疏的情况可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48]鲁一同：《通甫类稿》卷4，《续修四库全书》第1532册，第454页。

[49]钱赞黄：《论台湾之狱》，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编：《鸦片战争在闽台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1—282页。

[50]王拯：《拟上某尚书书》，《龙壁山房文集》卷2，《续修四库全书》第1545册，第145页。

[51]姚永朴：《旧闻随笔》卷4《先世遗事·先大父》。原文还说“曾文正公其一也”，可能有误，考辨见施立业：《姚莹年谱》，第300—301页。

[52]姚莹：《送余小颇守雅州序》，《东溟文后集》卷9，《续修四库全书》第1512册，第565页。

[53]姚莹：《张亨甫传》，《东溟文后集》卷11，《续修四库全书》第1512册，第588页。

[54]朱琦：《九月朔日集万柳堂宴姚石甫丈》，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4—26页。

[55]姚莹：《梅伯言马湘帆汤海秋王少鹤四农部何子贞编修陈颂南苏赓堂朱伯韩三侍御叠次召余同亨甫为觞燕之乐九月二十六日复集蒹葭阁盖丙申年入都伯言湘帆置酒处也诸君各以诗文见赠余行有日辄成七律数章酬别》，《后湘诗集续集》卷2，《续修四库全书》第1513册，第79页。

[56]姚永朴：《旧闻随笔》卷4《先世遗事·先大父》，《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初编》第268册，第186页。

[57]姚莹：《复颜制军书》，《东溟文外集》卷1，《续修四库全书》第1512册，第621页。

[58]冯桂芬：《姚石甫观察小象题辞》，《显志堂稿》卷12，《续修四库全书》第1536册，第31页。

[59]钱松：《何绍基年谱长编及书法研究》，第79页。按《顾祠小志》称“二十四年落成”，见吴昌绶：《顾祠小志》，1922年刻本，第1页；《顾先生祠会祭题名第一卷子》称“道光二十三年癸卯十月建祠堂成”。

[60]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附《顾祠捐赀姓名》，道光二十四年刊本，第114页。

[61]张穆：《致许瀚》，《斋诗稿书札》不分卷。

[62]何绍基：《致劳崇光》，《湖南图书馆藏近现代名人手札》，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329页。

[63]何绍基：《致劳崇光》，《湖南图书馆藏近现代名人手札》，第327页。

[64]关于顾祠首次会祭的时间与参与者，《顾先生祠会祭题名第一卷子》的记载是：“二十四年甲辰二月二十五日初祭。与祭者苗夔、陈庆镛、何绍基、苏廷魁、汤鹏、朱琦、罗惇衍、庄受祺、冯桂芬、赵振祚、张穆、冯志沂、潘曾玮、杨尚志。是日并为颂南祝五十寿。颂南，陈君庆镛字也。”不过，《何绍基日记》该年二月十四日却记载说：“至报国寺，今日公祭顾亭林先生，并为陈颂南侍御做五十生辰。同集者苗仙露明经，苏庚堂、朱伯韩两侍御，汤海秋郎中，王少鹤农部，赵伯厚宫赞，潘季玉上舍，张石州明经，庄卫生、冯敬亭两编修，杨杏农孝廉，杨子言上舍、罗椒生侍读，与陈颂南、何绍基子贞为十五人，绍基撰祭文，敬亭写，颂南主祭，伯厚读文，祭后谈燕，极欢而散，绍基最后归，一切皆承办也。”两相比较，不惟日期不同，而且参与人员也有出入：《日记》所记多出王拯、杨彝珍，《题名卷子》则多出冯志沂。查王拯（原名王锡振）曾有诗云：“……巍然祠宇成，香火征曹局。首事厥张、何，殷勤资畚挶。我时亦肩后，末座衣惨绿”（王拯：《绣山属为王子梅题顾祠听雨图书感》，《龙壁山房诗草》卷8，《续修四库全书》第1545册，第61页），而王拯在《题名卷子》上第一次出现已经是咸丰元年，其时张穆早已物故，假如以《题名卷子》为是，不当有“我时亦肩（转下页）（接上页） 后”的说法。查《顾祠听雨图诗录》所录王诗，“我时亦肩后”作“我时实肩后”，注云“落成之会，仆实与焉，而题名未载”（《顾祠听雨图诗录》，第5页），可证王拯确与斯会，《题名卷子》关于首次会祭的记载当是出于后来追记，应以《何绍基日记》的说法为准。又张穆《亭林祠落成公祭文》有“惟慈仁之古寺，曾作寓公；计伟节之遄行，适在明日”的句子，而顾炎武在康熙七年离开慈仁寺南下济南是在二月十五日，也证明顾祠初祭是在二月十四日。

[65]张穆：《亭林祠落成公祭文》，《斋文集》卷6，《续修四库全书》第1532册，第316页。

[66]张穆：《亭林祠落成公祭文》，《斋文集》卷6，《续修四库全书》第1532册，第316页。

[67]张穆：《亭林先生生日公祭文》，《斋文集》卷6，《续修四库全书》第1532册，第316—317页。

[68]何绍基：《别顾先生祠》，《何绍基诗文集》，第183页。

[69]何绍基：《出都四首》，《何绍基诗文集》，第183页。

[70]张继文：《石州年谱》道光十一年条：“二月访祁叔颖于寿阳。”《山右丛书初编》本《斋文集》附，第7页。

[71]苗夔：《使黔草序》，何绍基：《何绍基诗文集》，第1082页。

[72]张穆：《癸巳存稿序》，《斋文集》卷3，《续修四库全书》第1532册，第276页。

[73]程恩泽是歙县人，而张穆的祖父做过歙县县令。张穆《程侍郎遗集初编序》：“先大父宰歙，遍交其邑之名儒，而春海程公之考兰翘学士以僮子从公，后肄业斗山亭，特为大父赏拔。学士家极寒，大父召入署，躬督教之，衣食视诸子。不数年，诸经注疏皆精熟，为文灌辟精粹，试必冠曹，举乾隆丁酉拔贡，入成均，连掇巍科。”《斋文集》卷3，《续修四库全书》第1532册，第272页。

[74]张穆：《斋文集》祁寯藻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532册，第236页。

[75]张穆：《程侍郎遗集初编序》，《斋文集》卷3，《续修四库全书》第1532册，第273页。

[76]张继文：《石州年谱》“道光十三年”条，《山右丛书初编》本《斋文集》附，第8页。

[77]张穆：《镜镜?痴题词》，《斋文集》卷3，《续修四库全书》第1532册，第282页。

[78]张继文：《石州年谱》“道光十六年”条，《山右丛书初编》本《斋文集》附，第11—12页。

[79]沈垚：《与王艧轩书》，《落颿楼文稿》，《丛书集成初编》第2536册，第41页。

[80]张穆：《送陈颂南给事还晋江》注：“戊戌春，颂南初访我于太原会馆，穆时将南游，匆匆一谈而别。”《斋诗集》卷3，《续修四库全书》第1532册，第378页。

[81]张穆的罪名是“怀挟”，加之他恃才傲物，惹怒了场官，见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骨董三记》卷4，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551页。关于此事的考证见吕文利：《1839年张穆学术人生转折若干问题》，《清史研究》2007年第1期。

[82]张穆：《斋文集》祁寯藻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532册，第236页。

[83]张穆：《致许瀚》，《斋诗稿书札》不分卷。

[84]张穆自称是祝庆藩的“年家子”，见张穆：《资敬延祺颂并序》，《斋文集》卷2，《续修四库全书》第1532册，第262页。

[85]张继文：《石州年谱》“道光二十三年”条，《山右丛书初编》本《斋文集》附，第26页。

[86]张穆：《复阮芸台相国书》，《斋文集》卷3，《续修四库全书》第1532册，第267页。

[87]沈曾植在1918年写道：“道光之季，文场戾契，颇有幽歧。其还往常集于津要之途，巧宦专之，而公卿大夫方直者、举子谨厚步趋守绳墨者、士以学问自负者，恒闻风而逆加摈弃，其名士而擅议论者尤干时忌，张石洲、张亨甫之流困踬当时，士林所共记也。”沈曾植：《落颿楼文集序》，沈垚：《落颿楼文集》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1525册，第353页。

[88]张穆：《海疆善后宜重守令论》，《斋文集》卷2，《续修四库全书》第1532册，第256—257页。

[89]顾炎武：《郡县论一》，《顾亭林诗文集》，第12页。

[90]张穆：《海疆善后宜重守令论》，《斋文集》卷2，《续修四库全书》第1532册，第257—258页。

[91]张穆：《斋文集》吴式训跋，《续修四库全书》第1532册，第395页。

[92]张穆：《斋文集》祁寯藻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532册，第235页。

[93]何绍基：《龙泉寺检书图记》，《何绍基诗文集》，第699页。

[94]何绍基：《子敦艧轩过话理初仙露继至即事作》，《何绍基诗文集》，第115页。

[95]何绍基：《重刊宋元学案书后》，《何绍基诗文集》，第799页。

[96]何绍基：《题冯鲁川小像册论诗》：“石舟与余居东西隔墙”。《何绍基诗文集》，第814页。

[97]曾国藩：《苗先簏墓志铭》，《曾国藩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77—378页。

[98]何绍基：《村谷论心图序》，《何绍基诗文集》，第789页。

[99]同上书，第789页。

[100]张穆：《致许瀚》，《斋诗稿书札》不分卷。

[101]王梓材：《题张石洲烟雨归耕图》，《醉经书屋文稿》（稿本未分卷），《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74册，第717页。

[102]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19“直言”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5页。

[103]戴?孙：《东林党祸论》，《味雪斋文钞》甲集卷3，《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91册，第397—398页。

[104]陈棨仁：《中议大夫掌陕西道监察御史候选道特赠光禄寺卿衔崇祀乡贤陈公墓志铭》，《续碑传集》卷19，《清代传记丛刊》第116册，第63页。

[105]何绍基：《灵石杨君兄弟墓志铭》，《何绍基诗文集》，第1001页。

[106]陈棨仁：《籀经堂类稿序》，陈庆镛：《籀经堂类稿》，《续修四库全书》第1522册，第459页。

[107]关于琦善在鸦片战争中的表现及其评价争议，参见茅海建：《天朝的崩溃》，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23及206—218页。

[108]陈庆镛：《江南道监察御史陈庆镛奏陈起用琦善、奕经、文蔚等为刑赏失措无以服民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127页。

[109]陈棨仁：《中议大夫掌陕西道监察御史候选道特赠光禄寺卿衔崇祀乡贤陈公墓志铭》，《续碑传集》卷19，《清代传记丛刊》第116册，第64页。关于陈庆镛这封奏疏引起的反响，一则未经证明的传说是这样的：“侍御居台垣，不避权贵，尝劾海疆失律诸帅，得旨允行。满洲毓九观察嵩龄年八十余，其子秋谷尚书慧成时亦出为总督矣，闻之来见。比至门外，长跪不起称善。侍御延之入，观察痛斥失律诸帅辜恩负国，语及当事，怒发冲冠。后侍御镌级，观察为之不食者累日。尚书偕侍御劝之食始食，曰，吾为国事忧也。其感人有如此者。”见桂文灿：《经学博采录》卷4，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04—205页。

[110]陈庆镛：《申明刑赏疏》，《籀经堂类稿》卷1，《续修四库全书》第1522册，第480—481页。

[111]张继文：《石州年谱》，《山右丛书初编》本《斋文集》附，第25页。

[112]例如李慈铭曾说：“相传陈颂南劾琦善等一疏，出于石州，潘伯寅尚书为颂南弟子，亦言颂南博学而涩于文。余幼读此疏，雄直振历，固石州笔也。”《越缦堂读书记》，上海书店，2000年版，第1166页。

[113]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14，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588页。

[114]全庆：《守柔斋诗钞初集序》，苏廷魁：《守柔斋诗钞初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530册，第441页。

[115]佚名：《苏河督年谱》，民国间抄本，《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51册，第65页。

[116]张穆：《高要苏封君家传》，《斋文集》卷5，《续修四库全书》第1532册，第307页。

[117]赵尔巽：《清史稿》卷378《苏廷魁传》，第11594页。

[118]方宗诚：《朱伯韩先生传》，《续碑传集》卷79，《清代传记丛刊》第119册，第526—527页。

[119]朱琦：《名实论》，《怡志堂文初编》卷2，《续修四库全书》第1530册，第218页。

[120]朱琦：《答客问》，《怡志堂文初编》卷2，《续修四库全书》第1530册，第223—224页。

[121]方宗诚：《朱伯韩先生传》，《续碑传集》卷79，《清代传记丛刊》第119册，第528页。

[122]James Polachek，The Inner Opium War，pp．206 207．

[123]曾国藩：《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曾文正公奏稿》卷1，《续修四库全书》第500册，第581页。

[124]《著准御史陈庆镛所奏将琦善、奕经、文蔚革职闭门思过事上谕》，《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128—129页。

[125]丁晏：《御史朱琦陈庆镛合传》，《颐志斋文钞》，《续修四库全书》第1523册，第103页。

[126]王拯：《与朱伯韩侍御书》，《龙壁山房文集》卷2，《续修四库全书》第1545册，第152页。

[127]何绍基：《顾祠秋祭日陈颂南王子怀苗仙露冯鲁川潘季玉杨缃云何愿船孔绣山公饯于云深松老之庐夜归得黎月乔送行诗次韵奉答并留别诸君子》，《何绍基诗文集》第268页。

[128]王拯：《户部江南司郎中汤君行状》，《续碑传集》卷20，《清代传记丛刊》第116册，第104—105页。

[129]姚莹：《汤海秋传》，《续碑传集》卷20，《清代传记丛刊》第116册，第109页。

[130]熊少牧：《浮邱子序》，汤鹏：《汤鹏集》，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3页。

[131]赵尔巽：《清史稿》卷486《汤鹏传》，第6034页。

[132]姚莹：《汤海秋传》，《续碑传集》卷20，《清代传记丛刊》第116册，第108页。

[133]同上。

[134]熊少牧：《浮邱子序》，汤鹏：《汤鹏集》，第3页。

[135]郭丽萍：《从顾祠会祭之发起看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士林反应》，《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136]汤鹏：《致贺熙龄》，《湖南图书馆藏近现代名人手札》第1册，第375页。

[137]张穆：《致陈颂南书》，《斋文集》卷3，《续修四库全书》第1532册，第268页。

[138]陈棨仁：《中议大夫掌陕西道监察御史候选道特赠光禄寺卿衔崇祀乡贤陈公墓志铭》，《续碑传集》卷19，《清代传记丛刊》第116册，第63页。

[139]姚莹：《与朱伯韩书》，《东溟文后集》卷8，《续修四库全书》第1512册，第560页。

[140]梅曾亮：《赠陈颂南》，《柏枧山房全集》诗集卷7，《续修四库全书》第1514册，第162页。

[141]陈庆镛：《丙午闰月十三日潘季玉招同曹艮甫懋坚吴清如嘉洤朱伯韩琦赵伯厚振祚何子贞绍基翁祖庚同书蒋心香德馨罗蕉生惇衍庄卫生受祺杨墨林尚文杨子言尚志同集颐园王子怀茂荫张石州穆刘开生恺以事未至》，《籀经堂类稿》卷8，《续修四库全书》1522册，第605页。

[142]曹楙坚：《送同年陈颂南给谏庆镛归闽中》，《昙云阁集》诗集卷7，《续修四库全书》第1514册，第506页。

[143]沈维?：《送陈颂南罢官归闽》，潘衍桐辑：《两浙轩?续录》卷22，《续修四库全书》第1685册，第588页。

[144]斌良：《送陈颂南给谏还闽》，《抱冲斋诗集》卷34，《续修四库全书》第1508册，第437页。

[145]冯志沂：《送别陈颂南给谏》，《微尚斋诗集初编》卷1，《续修四库全书》第1553册，第164页。

[146]何绍基：《潘季玉常博集同人于南星门外之颐园饯陈颂南给谏颂南有诗次韵奉答并酬季玉》，《何绍基诗文集》，第252页。

[147]王柏心：《柱后铁冠行寄陈颂南给谏》，《百柱堂全集》卷10，《续修四库全书》第1527册，第228页。

[148]龙启瑞：《次韵梅伯言翁赠陈颂南给谏即以送别》，《浣月山房诗集》卷5，《续修四库全书》第1542册，第71页。

[149]张穆：《丙午夏颂南将归潘公子季玉集同人饯之右安门外诚氏园穆以小恙不至颂南诗先成一时和者甚众季玉因绘图以永其事越一年偶见此图不胜怀人之感乃次而和之》，《斋诗集》卷3，《续修四库全书》第1532册，第381页。

[150]吴儁所绘名为《顾祠秋禊图》，见张穆：《丁未九日顾祠秋禊图分韵得燕字戊申元日补作》，《斋诗集》卷4，《续修四库全书》第1532册，第384页。

[151]冯志沂：《九日集顾祠饯伯韩分韵得禊字》，《微尚斋诗集初编》卷1，《续修四库全书》第1553册，第165—166页。

[152]黎吉云：《送朱伯韩侍御归里》，《黛方山庄诗集》卷2，《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86册，第26页。

[153]曹楙坚：《朱伯韩侍御口占二十八字送别》，《昙云阁集》诗集卷7，《续修四库全书》第1514册，第511页。

[154]《苏河督年谱》“道光二十四年”条，《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51册，第66页。

[155]黎吉云：《都门留别八首》，《黛方山庄诗集》卷3，《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86册，第29页。

[156]叶名澧（1811—1859）在参加了咸丰四年的春祭之后，这样描述顾祠的窘状：“城西大慈仁，经年别未久。驱车怯重游，往事心难剖。呜呼顾先生，绝学关枢纽。身后获馨祀，茅宇未盈亩。残僧日苦贫，不复给埽帚。颇闻昏黑间，穿窬兹逋薮。一星曾未终，规模恐难守。东风荡春晴，初日照窗牖。孔君招我来，再拜陈肴酒。馂余略仪文，高歌罄大斗。零蕊小桃妍，疏响寒篁朽。欹垣窜鼯鼪，败壁缀蝌蚪。心悲靖阳长，祔主埋尘垢。何时共王吕，一堂罗脯糗。诸君隔幽明，不得展亲厚。蜀道走何郎，螺江返陈叟。飘风散飞蓬，夜雨思翦韭。凡我同术人，黾勉敦尚友。休厌履綦烦，毋贻懵学咎。未雨亟绸缪，及时免蒿莠。景行此高山，幻象叹苍狗。出门一欷歔，何处蒲牢吼。”叶名澧：《三月十二日同人至大慈仁寺集顾亭林先生祠感而有作》，《敦夙好斋诗全集》续编卷1，《续修四库全书》第1536册，第452页。

[157]朱琦：《顾先生祠记》，吴昌绶编：《顾祠小志》，第8—9页。按这篇祠记由同人刻石嵌于祠壁，今日尚存。

[158]何绍基：《吕母姚太恭人六十寿序》，《何绍基诗文集》，第976页。吕贤基是何绍基之父何凌汉的门下士。

[159]吕贤基：《吕文节公奏疏》，《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辑第71册。

[160]李元度：《吕文节公别传》，《续碑传集》卷54，《清代传记丛刊》第118册，第117页。

[161]《（光绪）续修舒城县志》卷24，光绪二十三年刊本，第16页。

[162]李元度：《吕文节公别传》，《续碑传集》卷54，《清代传记丛刊》第118册，第117—118页。

[163]《清史列传》卷73《朱琦传》，《清代传记丛刊》第105册，第80页。

[164]同上书，第80—81页。

[165]陈棨仁：《中议大夫掌陕西道监察御史候选道特赠光禄寺卿衔崇祀乡贤陈公墓志铭》，《续碑传集》卷19，《清代传记丛刊》第116册，第64—65页。

[166]陈庆镛：《陈奏泉州守城获利疏》，《籀经堂类稿》卷3，《续修四库全书》第1522册，第539页。

[167]陈棨仁：《中议大夫掌陕西道监察御史候选道特赠光禄寺卿衔崇祀乡贤陈公墓志铭》，《续碑传集》卷19，《清代传记丛刊》第116册，第65页。

[168]《苏河督年谱》道光三十年至咸丰十年条，《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51册，第69—75页。

[169]熊月之：《冯桂芬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4—78页。

[170]赵尔巽：《清史稿》卷493《赵振祚传》，第13634—13635页。

[171]赵尔巽：《清史稿》卷422《王茂荫传》，第12171—12176页。

[172]《清史列传》卷67《吴嘉宾传》，《清代传记丛刊》第104册，第346页。

[173]《清史列传》卷67《邵懿辰传》，《清代传记丛刊》第104册，第333页。

[174]王东槐：《王文直公遗集》卷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10册，第192—201页。

[175]严正基：《悯忠草》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51册，第450页。

[176]孔宪彝：《顾亭林祠祔祭工部侍郎赠尚书吕君湖北盐法道王君文》，《韩斋文稿》卷4，光绪间刻本，第22页。

[177]冯志沂：《送朱伯韩序》，《适适斋文集》卷1，《续修四库全书》第1553册，第232页。

[178]夏寅官：《徐鼒传》，《碑传集补》卷24，《清代传记丛刊》第121册，第498页；徐鼒：《敝帚斋主人年谱》道光十六年条，《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辑第267册，第25—26页。

[179]夏寅官：《徐鼒传》，《碑传集补》卷24，《清代传记丛刊》第121册，第499页。

[180]徐鼒：《敝帚斋主人年谱》“道光二十五年”条，《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辑第267册，第46页。

[181]同上书，第39—40页。

[182]徐鼒：《敝帚斋主人年谱》“道光二十八年”条，《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辑第267册，第51—54页。

[183]《顾先生祠会祭题名第一卷子》，同治七年生日祭。

[184]鲁一同：《四月三日同人祀顾亭林先生于报国寺遂为展禊之会五十韵》，《通父诗存》卷4，《续修四库全书》第1532册，第538页。

[185]王汎森在引用了上述孙衣言和鲁一同的史料之后说：“道光年间，顾炎武仍然是一个敏感的名字……不少京官不敢或不愿涉足参加祠祭”，见王汎森：《清代儒者的全神堂》，《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九本第一分。

[186]徐鼒：《敝帚斋主人年谱》道光二十八年条，《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辑第267册，第56—58页。关于南明三藩在乾隆朝官方史学中的地位，见何冠彪：《清高宗对南明历史地位的处理》，《新史学》第7卷第1期，1996年3月；关于《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的讨论，见陈永明：《〈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与乾隆对南明殉国者的表彰》，收入氏著：《清代前期的政治认同与历史书写》，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83—219页。

[187]徐鼒：《敝帚斋主人年谱》咸丰八年条，《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辑第267册，第92—93页。徐鼒之子在此条之下的按语说：“府君《书亭林年谱后》云，是书旧有石州手赠一册，壬子南归后失去。戊午八月，将赴福宁任，春圃师以是册及楹联赠。师友离别之戚，于是书为多云。”按徐鼒《书亭林年谱后》一文，不见于刊本《未灰斋文集》及《未灰斋文外集》。

[188]徐鼒：《小腆纪年附考目录》，《未灰斋文集》卷7，《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辑第534册，第287—288页。

[189]徐鼒：《小腆纪年附考》汪达利跋语，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796页。

[190]王梓材：《书全吉士鲒埼亭诗集后》，《醉经书屋文稿》（稿本未分卷），《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74册，第658页。结_顾炎武的事迹

清初顾炎武所代表的经世精神，没有被乾嘉考据学所继承，直到晚清才得以复活，这是被学者们无数次重复的结论[116]。不过我们应当继续追问下去，经世精神的复活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本章的讨论表明，伴随着顾炎武关心世务精神的复活的，还有两条思想史和政治史上的脉络，一是宋学的复兴，二是士大夫政治热情的高涨。从顾祠会祭的历史中我们看到，这几条脉络是重叠、纠缠在一起的。本来，乾嘉考证学已经形成了一套经验主义的知识论[117]，他们对经典的态度基本上是“征而有信”，“验证”则是他们的方法，这对经典至上的思想传统是个隐性的冲击：“当考据学一旦试图改变圣贤经典对世俗常识、古代知识对近代知识的绝对优先原则，重新确立是非真伪的判断理性时，它在思想史上确实隐含了革命性的意义。”[118]与此相应，乾嘉考证学在政治问题上的看法也总体上倾向于经验主义的态度，亦即并不支持古代经典对现实政治的直接介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封建、井田等各式复古主张的极力否定甚至嘲讽就是这种态度的表现，而它对于顾炎武经世之学的批评也可从这个角度求得理解。

顾祠会祭所代表的时代思潮，是对上述倾向的直接反动：宋学的复兴重申了道德原则而非知识的优先性，经世精神的复活强调古代经典和先贤思想的有效性，士大夫政治热情的高涨则否定了纯粹知识兴趣的合法性。这一时期思想史的主题，是试图恢复理想的士大夫人格，其中杂糅了汉儒的经典之学、宋儒的心性之学，还有明末儒者的政治道德和经世意识。

顾炎武特别强调风俗的意义，源于他对于社会秩序的维持和持续感到十分不安[119]，孙鼎臣等人对风俗的重申，也是同样心理的结果。讽刺的是，顾炎武认为败坏风俗的是士大夫的“清谈”、高谈心性，主张应以对经典的实证研究来补救；孙鼎臣却坚持是琐碎的经典考证造就了风俗的堕落，要求回到宋儒的心性之学。不过在顾炎武和孙鼎臣之间，却有更为深层次的精神联系，那就是政治上严厉的道德主义[120]。从第二章的讨论我们知道，这种道德主义的复兴是鸦片战争的外来刺激与嘉庆以后士大夫政治觉醒的共同后果，本章所涉及的主题则表明，道咸时代的学术史也是这一潮流的一部分，而所谓“汉宋调和”，只不过是这个更宏大的思想史进程的一个表征而已。(www.guayunfan.com)【注释】

[1]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50页。

[2]张寿安：《打破道统·重建学统：清代学术思想史的一个新观察》，《“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2期，2006年6月。

[3]《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卷29“左传杜解补正”条，第369页。

[4]章学诚：《浙东学术》，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23页。

[5]阮元：《肇域志跋》，顾炎武：《肇域志》“题识”，第3页。

[6]程瑶田：《书肇域志后》，顾炎武：《肇域志》“题识”，第4页。

[7]阮元：《京师慈仁寺西新立顾亭林先生祠堂记》，原载刘师培：《左庵题跋》，第11—12页，《刘申叔先生遗书》1924—1926年铅印本，并收入陈鸿森：《阮元揅经室遗文辑存（二）》，《大陆杂志》第103卷（2001）第5期。王汎森认为这篇祠记未曾寄发，原因在于阮元对顾炎武的看法与顾祠同人有所出入，见王汎森：《清代儒者的全神堂——〈国史儒林传〉的编纂与道光年间顾祠祭的成立》，《“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七十九本第一分，2008年3月。这篇祠记曾在阮元在世时刊刻，收入《揅经室集再续集》卷7，刻于道光二十六年或稍后，该刻本现仅存残本，藏国家图书馆，相关讨论见沙志利：《〈揅经室集〉版本初探》，《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9年第2期。

[8]袁翼：《与施朴斋书》，《邃怀堂全集》文集卷2，《续修四库全书》第1515册，第45—46页。

[9]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黄汝成序，第1—3页。

[10]姚椿：《肇域志跋》，顾炎武：《肇域志》“题识”，第7页。

[11]《皇朝经世文编》收入顾炎武的作品97篇，其中学术类10篇，治体类9篇，吏政类20篇，户政类19篇，礼政类31篇，兵政类7篇，工政类1篇。文章的出处，选自《亭林文集》的22篇，选自《日知录》的74篇，选自《菰中随笔》的1篇。该书《姓名总目》介绍作者简况时，亦以顾炎武居首位。参见许苏民：《顾炎武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命运》，《云南大学学报》第五卷第一期。不过，《皇朝经世文编》只收录了顾炎武最重要三篇政论其中的《钱粮论》，却没有收入另外两篇：《郡县论》、《生员论》，相关讨论见Thomas Bartlett，Ch'ing Period Views of Ku Yen－wu's Statecraft Scholarship，“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经世思想研讨会论文集》，第56—57页。

[12]杨象济：《肇域志序》，顾炎武：《肇域志》“题识”，第9页。

[13]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59页。此说指出《日知录》的评价在道光初年所发生的变化，而未及对《日知录》持两种态度者之间政治身份的差别。

[14]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日知录集释”条，上海书店，2005年版，第774页。

[15]顾炎武：《与施愚山书》，《顾亭林诗文集》，第58页。

[16]顾炎武：《与友人论学书》，《顾亭林诗文集》，第40—41页。

[17]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鲒埼亭集》，第227页。

[18]例如朱克敬（1792—1887）就称“炎武学极渊博，制行笃实，不轻诽宋儒，惟不喜谈心性，尝曰经学即理学，舍经何所谓理。”朱克敬：《儒林琐记》，《清代传记丛刊》第13册，第108页。

[19]潘耒：《日知录序》，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第1页。

[20]李光地：《顾宁人小传》，《榕村全集》卷33，《清代诗文集丛刊》第160册，第456页。

[21]根据学者的统计，方东树《汉学商兑》驳斥顾炎武达到84次之多，居全书之首。见漆永祥：《方东树〈汉学商兑〉新论》，《文史哲》2013年第2期。

[22]章学诚：《浙东学术》，《文史通义校注》，第523页。

[23]章学诚：《书朱陆篇后》，《文史通义校注》，第276页。

[24]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鲒埼亭集》，第227页。

[25]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8《顾炎武》，第158页。

[26]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第121—122页。

[27]例如潘祖荫说：“至篇末特笔谓其在华阴于云台观侧建朱子祠，则隐然以紫阳嫡派归之矣。”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2册，第2039页；陆心源谓顾炎武“其学一以朱子为宗，深然胡世宁‘阳明多一讲学’之言，在华阴建朱子祠以示趋向。”《拟顾炎武从祀议》，《仪顾堂集》卷3，《续修四库全书》第1560册，第407页。

[28]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18“朱子晚年定论”条，第1061—1065页。

[29]唐鉴：《国朝学案小识》卷3“昆山顾先生”条，《清代传记丛刊》第2册，第160页。

[30]陆心源：《上倭艮峰相国书》，《仪顾堂集》卷4，《续修四库全书》第1560册，第411—412页。

[31]张杓：《昆山顾氏日知录跋》，《学海堂集》卷6，《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3册，第93页。

[32]温训：《昆山顾氏日知录跋》，《学海堂集》卷6，《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3册，第97页。

[33]冯桂芬：《阙里致经堂记》，《显志堂稿》卷3，《续修四库全书》第1535册，第519页。

[34]王梓材：《示高邮学子步海文》，《醉经书屋文稿》（稿本未分卷），《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74册，第653页。

[35]同治七年许其光在《顾祠修禊图》上的题诗甚至出现了这样的诗句：“莫谓雄豪非宋学，洮西结客可同论”（见《顾先生祠会祭题名第一卷子》），“结客取洮西”是理学宗师张载的故事，见《宋史·道学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2723页。

[36]史革新：《从“汉宋鼎峙”到“汉宋合流”——兼论晚清汉宋学关系》，《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第5期。

[37]关于这件公案的简要描述，见陈桥驿：《〈水经注〉戴、赵相袭案概述》，《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

[38]王梓材：《跋全谢山吉士七校水经注传写残本》，《醉经书屋文稿》（稿本未分卷），《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74册，第667页。

[39]张穆：《全氏水经注辩诬》，全祖望：《全校水经注》附，《四库未收书丛刊》第2辑24册，第607页。

[40]同上书，第609页。

[41]王梓材：《跋汇录全校水经第三本》，《醉经书屋文稿》（稿本未分卷），《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74册，第671页。关于《连筠簃丛书》，见本书第四章第四节。

[42]王梓材：《汇录全校水经本后序》，《醉经书屋文稿》（稿本未分卷），《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74册，第755页。

[43]张穆：《致许瀚》，《斋书札诗稿》不分卷。

[44]魏源：《书赵校水经注后》，《魏源全集》第13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202页。

[45]周寿昌：《思益堂日札》卷5，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11页。胡适首先注意到这处异文，见胡适：《为〈水经注〉案争曲直乎？抑为朱子报仇乎？》，《胡适全集》第15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88页。

[46]黄丽镛：《魏源年谱》“道光二十五年”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4页。

[47]张穆：《全氏水经注辩诬》，全祖望：《全校水经注》附，《四库未收书丛刊》第2辑24册，第612页。

[48]魏源：《武进李申耆先生传》，《魏源全集》第13册，第246页。

[49]黄丽镛：《魏源年谱》道光二十一年条，第118页。

[50]张继文：《石州年谱》道光二十一年条，《山右丛书初编》本《斋文集》附，第21页。

[51]关于沈垚对于考据学风的批评，参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617—624页。

[52]例如李兆洛曾说：“近世如休宁戴东原，其才本超越乎流俗，而及其为论之僻，则有更甚于流俗者”，见姚鼐：《程绵庄文集序》，《惜抱轩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68—269页。

[53]参见戚学民：《论阮元对戴震学术地位的贡献》，收入赵昌智主编：《扬州文化研究论丛》第1辑，广陵书社，2008年版，第61—70页。

[54]章学诚：《书朱陆篇后》，《文史通义校注》，第275页。

[55]胡适：《为〈水经注〉案争曲直乎？抑为朱子报仇乎？》，《胡适全集》第15册，第288页。

[56]陈作霖：《端木侍读传》，《续碑传集》卷20，《清代人物传记丛刊》第116册，第145—146页。

[57]张之洞：《哀旧人》，《张之洞全集》第12册，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第490页。

[58]王先谦：《思益堂集序》，周寿昌：《思益堂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540册，第590页。

[59]黄彭年：《书思益堂诗集后》，《陶楼文钞》卷10，《续修四库全书》第1553册，第91页。

[60]参见本书第一章的小结部分。

[61]谢章铤：《谒顾先生祠》，《谢章铤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281页。

[62]何凌汉：《宋元学案叙》，黄宗羲：《宋元学案》，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1页。

[63]王梓材：《述陈少宗伯硕士师宋学说》，《醉经书屋文稿》（稿本未分卷），《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74册，第651页。

[64]按此即署名何凌汉的《宋元学案叙》，实为何绍基代作，见何绍基：《何绍基诗文集》，第678—679页。

[65]何凌汉：《宋元学案叙》附何绍基跋语，黄宗羲：《宋元学案》，第12—13页；又见何绍基：《重刊宋元学案书后》，《何绍基诗文集》，第713—714页。

[66]同上书，第13页。

[67]何绍基：《致劳崇光》，《湖南图书馆藏近现代名人手札》第1册，第327页。

[68]何绍基：《宋元学案序》，《何绍基诗文集》，第678页。

[69]何绍基：《重刊宋元学案书后》，《何绍基诗文集》，第713页。

[70]何绍基：《四川学政到任通行告示》，《何绍基诗文集》，第739页。

[71]《重修浙江通志稿·王梓材王约传》，见钱仲联编：《广清碑传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2月版，第720页。

[72]王梓材：《述陈少宗伯硕士师宋学说》，《醉经书屋文稿》（稿本未分卷），《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74册，第652页。与王梓材大致同时参与顾祠会祭的戴?孙本来服膺宋学，但为了平息汉宋之争，不惜主张取消“道统”的名目，以免厚此薄彼，他与王梓材的主张看似针锋相对，目的却都是为了张大宋学的气势。王梓材是从积极方面扩大宋学的影响，戴?孙则是从消极方面规避来自汉学的批评：“吾之此论窃欲效诤言于朱子，三自反以息外人之争，岂背宋儒哉！”见戴?孙：《复池籥庭同年书》，《味雪斋文钞》甲集卷5，《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91册，第411页；他的《道统论》见同书甲集卷3、第394—395页。戴?孙的例子还表明，打破道统的说法不仅是若干考据学家的共识（见张寿安：《打破道统，重建学统——清代学术思想史的新观察》，《“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2期，2006年6月），即便在宋学家中也出现了同样的议论。

[73]余英时：《曾国藩与士大夫之学》，《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86页。

[74]王汎森：《清季的社会政治与经典解释——邵懿辰与〈礼经通论〉》，收入氏著：《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联经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23—38页。

[75]邵懿辰：《仪宋堂记》，《半岩庐遗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536册，第600—601页。

[76]邵懿辰：《仪宋堂记》，《半岩庐遗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536册，第600页。

[77]邵懿辰：《孝子王立斋先生传》，《半岩庐遗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536册，第614页。

[78]梅曾亮：《九经说书后》，《柏枧山房全集》文集卷5，《续修四库全书》第1513册，第654页。

[79]梅曾亮：《重九日集顾亭林祠饯朱伯韩分韵得虑字》，《柏枧山房全集》诗集卷8，《续修四库全书》第1514册，第167页。

[80]孙鼎臣：《论治一》，《畚塘刍论》，咸丰九年刻本，第1—4页。

[81]曾国藩：《畚塘刍论序》，孙鼎臣：《畚塘刍论》卷首。

[82]曾国藩：《刘君墓志铭》，《续碑传集》卷71，《清代人物传记丛刊》第119册，第134页。

[83]曾国藩：《畚塘刍论序》，孙鼎臣：《畚塘刍论》卷首。

[84]王汎森：《清季的社会政治与经典解释——邵懿辰与〈礼经通论〉》，收入氏著：《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第25页。

[85]余英时：《曾国藩与士大夫之学》，收入氏著：《士与中国文化》，第584—485页。

[86]曾国藩：《丙午初冬寓居报国寺赋诗五首（之四）》，《曾国藩诗文集》诗集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76页。

[87]曾国藩：《畚塘刍论序》，孙鼎臣：《畚塘刍论》卷首。

[88]昭梿：《啸亭杂录》卷10，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17页。

[89]姚莹：《覆黄又园書》，《东溟文集》文外集卷1，《续修四库全书》第1512册，第625页。

[90]姚莹：《覆黄又园書》，《东溟文集》文外集卷1，《续修四库全书》第1512册，第625页。

[91]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第1125—1126页。

[92]向慕亭林之学、前来拜谒顾祠的朝鲜使臣不止朴珪寿一人。根据董文涣《砚樵山房日记》的记载，同治元年三月二十九日：“约顾斋留石翠饮，笔谈甚富。石翠与?卿为至友，习宗儒学，于顾亭林先生之学素切景仰。其议汉宋门户之说虽多未允，然笔谈内颇有可采处，亦东国杰士也。”四月一日：“朝鲜副使俞杞山并丁石翠来札，订于初五日谒顾先生祠，特设一祭，答书允之。”四月初五日：“同顾斋置酒慈仁寺，饯朝鲜副使俞杞山、丁石翠，兼约许海秋、黄翔云。杞山慕顾氏之学，因特设一祭。”同治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朝鲜徐秋堂函至……并索《日知录》黄氏刊误本、《亭林十种》……顾亭林真像摹本。”见董文涣编著，李豫、［韩］崔永禧辑校：《韩客诗存》，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20、320、321、329—330页。不过俞杞山、丁石翠这次特祭，没有在顾祠《题名卷子》上留下痕迹。

[93]［韩］金明昊著、朴银淑译：《19世纪朝鲜实学的发展和?斋朴珪寿》，《中韩实学史研究——第五届东亚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8年10月，开封），第241页。

[94]朝鲜士人对顾炎武并不陌生，但是他们对于顾氏的评价却呈现出两极分化。一种看法看重他的学问，例如雍正元年来使的李宜万（1650—1736）曾向沈阳土人询问“顾宁人”其人，对方答道，顾宁人名炎武，“学问最博”，李宜万同时询问的还有徐乾学、朱彝尊，显然是震于大儒之名，方才有此一问。（李宜万：《入沈记》卷中，收入［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卷30，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版，第199—200页）嘉庆六年，柳得恭（1749—？）在琉璃厂书肆与陈鳣笔谈，提及顾炎武的音韵学成就，虽然对顾氏的具体考证不无指摘，但柳氏仍认为“如此公者，古今几人？”还特别问及“乡人作书院俎豆之乎？”（柳得恭：《燕台再游录》，《燕行录全集》卷60，第293—294页）另外一种看法从君臣大义出发，指责顾炎武剃发从胡。金景善（1788—？）的《燕辕直指》曾说，虽以顾炎武、朱彝尊之博识，“一薙发则胡虏也，胡虏则犬羊也，吾于犬羊何观焉，此第一等义理也”，一番话说得“谈者默然，四座肃穆”（金景善：《燕辕直指》卷6，《燕行录全集》卷72，第374页）。金景善的来使是在道光十二至十三年，其时中原的士人强调的是顾炎武的君臣大义与政治气节，早将其当成“第一等义理”的代表人物了，原来金景善的说法完全抄袭自朴趾源（1737—1805）的《热河日记》，只能算成乾隆时代的文献（朴趾源：《热河日记》卷2，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60页。朴趾源于乾隆四十五年出使清朝）。不过，朴趾源所记录的说法大概也只是朝鲜使臣中常见的激于义愤的过甚之词，因为仅仅先于朴趾源两年来使的李德懋（1741—1793）就曾记他身边的人“盛言顾亭林炎武之耿介为明末之第一人物”，同行的书状官于书肆中购得一部私藏的《亭林文集》，读毕感叹说：“果然明末遗民之第一流人也，不惟节义卓然，横绝古今，其诗文典则雅正，不作无心语”，李德懋表示同意，说顾炎武“迹虽布衣，不忘本朝，不赴康熙乙未博学鸿词科，此真大臣也。其所著《日知录》可以羽经翼史”，两人讨论的结果，是顾炎武“胸中有学问故也。”（李德懋：《入燕记》，《燕行录全集》卷57，第324—325页）从这些零星的材料来看，道光之前朝鲜使臣对顾炎武的看法，主要还是以亭林的遗民身份为最重（无论推崇或否定皆从此处立论），其次则在学识博雅，但重要的是，顾炎武作为清朝儒宗的声誉已经远播海东，以至于朝鲜使臣也要来参拜顾祠了。

[95]金允植：《?斋集》序，韩国学文献研究所编：《朴珪寿全集》，亚细亚文化社，1978年版，第5页。

[96]董文涣：《书朝鲜朴?卿〈怀人图〉后》，董文涣编著，李豫、［韩］崔永禧辑校：《韩客诗存》，第280页。

[97]朴珪寿：《辛酉暮春二十有八日与沈仲复秉成董研秋文焕两翰林王定甫拯农部黄翔云云鹄王霞举轩两库部同谒亭林先生祠会饮慈仁寺时冯鲁川志沂将赴庐州知府之行自热河未还后数日追至又饮仲复书楼聊以一诗呈诸君求和篇中有三数字叠韵敢据亭林先生语不以为拘云》，韩国学文献研究所编：《朴珪寿全集》，第169—173页。

[98]朴珪寿：《与沈仲复秉成》，韩国学文献研究所编：《朴珪寿全集》，第564—565页。

[99]董文涣：《三月二十八日与仲复同年置酒慈仁寺邀同少鹤缃云霞举并朝鲜朴?斋侍郎展祭顾祠分赋》，董文涣编著，李豫、［韩］崔永禧辑校：《韩客诗存》，第171页。

[100]王轩：《三月二十八日朝鲜副使朴?斋侍郎圭寿展谒顾祠并拜石洲先生栗主沈仲复编修并称研秋召集同人置饮赋赠》，董文涣编著，李豫、［韩］崔永禧辑校：《韩客诗存》，第171—172页。

[101]冯志沂：《沈仲复编修招陪朝鲜朴?斋小饮寓楼即席赋赠》，董文涣编著，李豫、［韩］崔永禧辑校：《韩客诗存》，第183页。

[102]王拯：《研秋仁兄与仲复翰林招同朝鲜使朴君?卿展谒顾祠燕饮即席唱和》，董文涣编著，李豫、［韩］崔永禧辑校：《韩客诗存》，第185页。

[103]［韩］金泳镐：《朴珪寿全集解题》，韩国学文献研究所编：《朴珪寿全集》，第V—Ｘii页；姜在彦：《近代朝鲜の思想》，纪伊国屋书店，1971年版，第50—55页。

[104]何秋涛：《籀经堂类稿序》，陈庆镛：《籀经堂类稿》，《续修四库全书》第1522册，第460页。

[105]同上书，第461页。

[106]朱琦：《辩学中》，《续修四库全书》第1530册，第213页。

[107]龚显曾：《籀经堂类稿序》，陈庆镛：《籀经堂类稿》，《续修四库全书》第1522册，第462页。按这副楹联最早可能由惠士奇所撰：“本朝为汉学者始于元和惠氏。红豆山房半农人手书楹帖云，‘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江藩：《国朝宋学渊源记》卷上）。

[108]张循：《汉学的内在紧张：清代思想史上“汉宋之争”的一个新解释》，《“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3期，2009年3月。

[109]谢章铤：《书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后》，《谢章铤集》，第38页。

[110]顾炎武：《与友人论学书》，《顾亭林诗文集》，第41页。

[111]钱穆：《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67—268页。

[112]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1页。

[113]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版，第264页。

[114]张寿安：《打破道统，重建学统——清代学术思想史的新观察》，《“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2期，2006年6月。

[115]乾嘉考证学“为学问而学问”的倾向，参见杜维运：《清代史学与史家》，东大图书出版公司（台北），1984年版。

[116]持这种看法的学者非常普遍，梁启超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他说：“独有（顾炎武）生平最注意的经世致用之学，后来因政治环境所压迫，竟没有传人。他的精神，一直到晚清才渐渐复活。”（梁启超：《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收入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5页）

[117]关于乾嘉学术“经验主义义理学”的讨论，参见张丽珠：《清代义理学新貌》，里仁书局（台北），1999年版。

[118]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15页。

[119]岸本美绪：《“风俗”与历史观》，《新史学》第13卷第3期，2002年9月。

[120]关于明清之际士人的道德主义，见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结_顾炎武的事迹

严格地说，所谓“西北史地之学”在祁韵士、徐松之后方才成形，因为此前的类似作品要么出自修纂官书的政府行为，要么属于个人经历和见闻的记述，都称不上舆地学或者历史学的研究。只有当一批受到考据学氛围浸染、掌握考据学方法的学者进入这一领域，用汉族学者的学术形态和写作形式对西北边疆进行全新呈现的时候，西北史地才正式被承认为“学”。对顾祠会祭的研究让我们看到，关注西北史地的学者对于鸦片战争时期的局势极为敏感，他们与在鸦片战争中表现活跃的朝官有着频繁的交游，可证西北史地之学虽然是受边疆危机的刺激而产生，但它成为北京士大夫中的流行话题，与鸦片战争有着密切关系。顾祠同人王梓材不属于西北史地学中人，但他看了徐松的《西域水道记》之后，留下了这样一段话：

比年东南海疆不靖，屡为外夷所挫……盖海防不得力，非独黎民不遑安处，京都去海不远，亦幸而北海无虞，如果夷逆渐滋，有进无退，则东南闽广江浙诸省财赋之所出者，必难保其如旧。如此则畿辅亦觉难安，恐首善之区将自北而西矣。至于自北而西，思以补东南之缺，必西疆是赖……因阅先生是记而私书之，如此非敢为外人道也。[173]

这是相当大胆的议论，也很触忌讳，所以王梓材只是私下把它写出来而不敢公之于世。我们可以相信，类似的想法在鸦片战争之后的士大夫中一定广泛存在，只是像王梓材这样私自书写的材料留下的不多罢了。

从道光朝后期到整个咸丰年间，所有的西北史地学者都具有考据学的背景。继清朝以强大的武力将西北地区纳入国家版图之后，汉学学者用空前发达的考据学方法将这一新疆域纳入了汉文化世界的知识版图。如果说，在顾炎武那里，明朝遗民用经典考证和舆地研究维系着汉族文化传统不坠，那么在徐松、张穆等人这里，就是考据学者用同样的方法来完成边疆地区在知识和观念上的“内地化”。(www.guayunfan.com)对于张穆、徐松、魏源等人来说，从事边疆史地研究是他们知识兴趣的延续，更是他们履行士大夫政治责任的一部分。这批西北史地学家群奉顾炎武为偶像，学术上的继承关系并不明显，顾炎武以家国系于一身、以舆地学经世的人格感召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注释】

[1]根据《题名卷子》的记录，张穆曾参与道光二十四年初祭、生日祭、秋祭，道光二十五年春祭、生日祭、秋祭，道光二十六年春祭、生日祭、秋祭，道光二十七年春祭、秋祭，道光二十八年生日祭，道光二十九年春祭、生日祭、秋祭；魏源曾参与道光二十四年生日祭，道光二十五年春祭、生日祭；徐松曾参与道光二十六年春祭；何秋涛曾参与道光二十六年春祭、秋祭，道光二十七年春祭、生日祭、秋祭，道光二十八年春祭、生日祭、秋祭，道光二十九年春祭、生日祭、秋祭，道光三十年生日祭、秋祭，咸丰元年春祭，咸丰二年春祭、秋祭。

[2]郭丽萍：《绝域与绝学——清代中叶西北史地研究》，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08—222页。

[3]葛兆光：《清代学术史与思想史的再认识》，收入《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续编》，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61—167页。

[4]尚小明：《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5]内藤湖南著、马彪译：《中国史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18—319页。

[6]例如徐松就从姚元之那里听到穆彰阿说《元朝秘书》的原本藏在军机处，为之大喜，西北史地的研究之依赖于政治中枢可见一斑。见徐松：《三上穆鹤舫中堂书》，徐松著、缪荃孙辑：《星伯先生小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36册，第17页。

[7]魏源：《圣武记序》，《魏源集》，第166页。

[8]龚自珍：《尊史》（一名《太史公书副在京师说》），《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年版，第82页。

[9]龚自珍：《尊隐》，《龚自珍全集》，第86—89页。

[10]龚自珍：《论京北可居状》，《龚自珍全集》，第355—356页。

[11]阮元：《诰授光禄大夫经筵讲官户部尚书晋赠太子太保谥文安何公神道碑铭》，缪荃孙纂录：《续碑传集》卷9，《清代传记丛刊》第115册，第494页。

[12]沈垚曾从学于张鉴、施国祁等人，他早期的学术作品也主要以经史考据为主。参见郭丽萍：《绝域与绝学》，第162—169页；郭丽萍：《显学的背后：沈垚西北史地学述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1期。

[13]沈垚：《与张渊甫》，《落颿楼文集》卷8，《续修四库全书》第1525册，第457—458页。

[14]同上书，第458页。

[15]孙燮：《沈子敦哀辞》，《碑传集补》卷49，《清代传记丛刊》第123册，第142页。

[16]同上书，第142页。

[17]王梓材：《吴兴沈子敦同年逸事》，《醉经书屋文稿》（稿本未分卷），《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74册，第692页。

[18]沈垚：《与许海樵》，《落颿楼文集》卷9，《续修四库全书》第1525册，第471页。

[19]张穆：《落颿楼文稿序》，《斋文集》卷3，《续修四库全书》第1532册，第275页。

[20]沈垚：《与王雘轩书》，《落颿楼文稿》卷2，《丛书集成初编》第2536册，第41页。

[21]沈垚：《陶然亭宴集记》，《落颿楼文稿》卷2，《丛书集成初编》第2536册，第39—40页。

[22]沈垚：《与王雘轩书》，《落颿楼文稿》卷2，《丛书集成初编》第2536册，第41页。

[23]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鲒埼亭集》，第230—231页。

[24]张穆：《亭林祠落成公祭文》，《斋文集》卷6，《续修四库全书》第1532册，第316页。

[25]Matthew W．Mosca，Empire and the Circulation of Frontier Intelligence：Qing Conceptions of the Ottomans，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70．1［2010］。

[26]黄爱平：《乾嘉时期边疆史地学述论》，收入王俊义、黄爱平：《清代学术文化史论》，文津出版社，1999年版，第265—269页。

[27]郭丽萍：《绝域与绝学》，第53—56页。

[28]同上书，第58页。

[29]《清仁宗实录》卷172，《清实录》第30册，第248页。

[30]祁韵士：《鹤皋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18册，第290页。

[31]程恩泽：《户部福建司郎中鹤皋祁公神道碑铭》，《程侍郎遗集》卷8，《续修四库全书》第1511册，第300页。

[32]郭丽萍：《绝域与绝学》，第75页。

[33]祁寯藻：《西域释地》跋，祁韵士：《西域释地》，道光十七年筠渌山房刻本，第31页。

[34]祁韵士：《西域释地》张穆序，第1页。此文收入《斋文集》作“校定体例”，见张穆：《斋文集》卷3，《续修四库全书》第1532册，第270页。

[35]郭丽萍：《绝域与绝学》，第92页。

[36]祁韵士：《西陲要略》自序，第1页。

[37]程恩泽：《户部福建司郎中鹤皋祁公神道碑铭》，《程侍郎遗集》卷8，《续修四库全书》第1511册，第300页。

[38]蒋彤：《李申耆年谱》道光十八年记，嘉业堂丛书本，第36页。

[39]祁寯藻：《皇朝藩部要略记》，《祁寯藻集》第1册，三晋出版社，2011年版，第651页。

[40]吕文利：《1839年张穆学术人生转折若干问题》，《清史研究》2007年第1期。

[41]宝日吉根（包文汉）：《清朝藩部要略稿本探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2期。

[42]关于寿阳祁氏家族的综合性研究，见黄兴涛：《文化史的追寻：以近世中国为视域》第八章《晚清寿阳祁氏之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2—147页。

[43]祁寯藻与何绍基的交往情况，见刘长海：《祁寯藻与何绍基交游叙略》，《文物世界》2010年第6期。

[44]祁世长：《诰授光禄大夫太子太保予告大学士赠太保谥文端显考实甫府君墓志》，《祁寯藻集》第1册附，第824页。

[45]祁寯藻：《西域释地》跋，祁韵士：《西域释地》，第31页。

[46]以上著作皆见《祁寯藻集》第2册。

[47]参见黄兴涛：《文化史的追寻：以近世中国为视域》，第126—128页。

[48]祁寯藻：《蒙古游牧记序》，《祁寯藻集》第1册，第664页。

[49]《清史列传》卷46《祁寯藻传》，《祁寯藻集》第1册附，第803—804页。

[50]同上书，第808页。

[51]祁韵士：《鹤皋年谱》“乾隆四十七年”条，第291页。

[52]参见本书附录一《顾祠年表》。

[53]杨深秀：《祁子禾侍郞招祀顾亭林先生因嘱绘顾祠雅集图慨然有作》，《雪虚声堂诗钞》卷2，《续修四库全书》第1567册，第88页。

[54]王汝纯：《哭大司空祁文恪公》，《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乙集卷5，《续修四库全书》第1628册，第657页。

[55]王先谦：《诰授光禄大夫经筵讲官工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府尹事务祁文恪公神道碑》，《王先谦诗文集》，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198页。

[56]关于咸丰同治时期，尤其是太平天国前后理学复兴的情况，参看史革新：《晚清理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陆宝千：《清代思想史》，学生书局，2006年版，第323—438页。

[57]何绍基：《题王子梅顾祠听雨图》，《顾祠听雨图诗录》卷1，同治元年刻本，第6页。

[58]赵尔巽：《清史稿》卷486《何绍基传》，第13436页。

[59]赵尔巽：《清史稿》卷482《苗夔传》，第13292页。

[60]陈棨仁：《中议大夫掌陕西道监察御史候选道特赠光禄寺卿衔崇祀乡贤陈公墓志铭》，《续碑传集》卷19，《清代传记丛刊》第116册，第66页。

[61]《清史列传》卷73，第43页。

[62]赵尔巽：《清史稿》卷481《许瀚传》，第13231页。

[63]《（同治）重修山阳县志》卷14，同治十二年刻本，第45页。

[64]刘恭冕：《曲靖府知府陈君墓志铭》，《续碑传集》卷74，《清代传记丛刊》第119册，第303页。

[65]《（光绪）湖南通志》卷192，光绪十一年刻本，第19页。

[66]缪荃孙：《徐星伯先生事辑》道光十五年记，《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37册，第238页。

[67]徐世昌：《清儒学案小传》卷15，《清代传记丛刊》第7册，第1页。

[68]徐松：《静庵遗集序》，左眉：《静庵遗集·文集》卷首，同治十三年桐城方氏铅印本。参见郭丽萍：《绝域与绝学》，第151页。

[69]徐松有《说文段注札记》一卷，刘肇隅编校，收入《郋园全书》第65册。

[70]《徐松传》，《续碑传集》卷78，《清代传记丛刊》第119册，第471页。

[71]郭丽萍：《绝域与绝学》，第159—160页。

[72]龙万育：《西域水道记序》，徐松：《西域水道记（外二种）》，第9页。

[73]徐松：《新疆赋》，《西域水道记（外二种）》，第519页。

[74]例如龙万育就将《西域水道记》刊刻在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的后面，见道光三年文奎堂刻本《西域水道记》卷首。

[75]张穆：《斋文集》祁寯藻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532册，第235页。

[76]张继文：《石州年谱》道光元年条，《山右丛书初编》本《斋文集》附，第5页。

[77]苗夔：《使黔草序》，何绍基：《何绍基诗文集》，第1082页。

[78]程春海：《送张石州归里》，《程侍郎遗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511册，第254页。

[79]程春海：《送张石州归里》，《程侍郎遗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511册，第254页。

[80]张继文：《石州年谱》道光十六年条引孙淇园《任立青墓志》，《山右丛书初编》本《斋文集》附，第10页。

[81]张继文：《石州年谱》道光十六年条，《山右丛书初编》本《斋文集》附，第11—12页。

[82]同上书，第11—21页。

[83]祁寯藻：《蒙古游牧记序》，《祁寯藻集》第1册，第664—665页。

[84]刘禺生：《世载堂杂忆》（全编本），秀威资讯科技有限公司（台北），2010年版，第76页。

[85]黄彭年：《刑部员外郎何君墓表》，《续碑传集》卷20，《清代传记丛刊》第116册，第135页。

[86]桂文灿：《经学博采录》卷5，第251页。

[87]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13，第275页。

[88]张穆：《读元秘书志书箑赠何愿船比部四首》，《斋诗集》卷3，《续修四库全书》第1532册，第380页。

[89]张穆：《校正元圣武亲征录序》，《斋文集》卷3，《续修四库全书》第1532册，第280页。

[90]曾国藩：《曾国藩日记》，咸丰十一年七月初六日，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639页。

[91]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9，《续修四库全书》第1538册，第177页。

[92]何绍基《种竹日记》中有多次何秋涛承办顾祠会祭的记载，见何绍基《种竹日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

[93]桂文灿：《经学博采录》卷5，第250页。

[94]黄彭年：《刑部员外郎何君墓表》，《续碑传集》卷20，《清代传记丛刊》第116册，第135页。

[95]梅曾亮：《八角楼诗稿序》，《柏枧山房全集》文集卷7，《续修四库全书》第1514册，第15页。

[96]郭嵩焘：《使西纪程》卷下，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页。他在另外一个场合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往与何愿船部郞论洋务，深中肯綮，问以曾涉历洋务乎，曰，未也，经史传记、先儒百家之言昭著灿列，奚待涉历而知之？嵩焘惊叹其言，以为极古今之变，不越此理而已，苟通其理，万事万物无弗通者。其后周旋士大夫，见所言能征之实，其于读书观理所得必多矣。”郭嵩焘：《致沈幼丹制军书》，《郭嵩焘诗文集》，岳麓书社，1980年版，第197页。

[97]何绍基：《灵石杨君兄弟墓志铭》，《何绍基诗文集》，第919页。

[98]张穆：《镜镜痴题词》，郑复光：《镜镜痴》卷首，道光二十七年《连筠簃丛书》本；收入张穆：《斋文集》卷3，《续修四库全书》第1532册，第282页。

[99]诸可宝：《畴人传三编》卷2，阮元等编：《畴人传汇编》，广陵书社，2009年版，第681页。

[100]宋子良：《郑复光和他的〈镜镜?痴〉》，《中国科技史料》第8卷（1987）第3期。

[101]张穆：《镜镜?痴题词》，郑复光：《镜镜?痴》卷首。

[102]同上。

[103]何绍基：《灵石杨君兄弟墓志铭》，《何绍基诗文集》，第919页。

[104]张穆：《重刻吴才老韵补缘起》，《韵补五卷附亭林韵补正一卷》卷首，《连筠簃丛书》本。

[105]陈庆镛：《说文义证序》，桂馥：《说文解字义证》附，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连筠簃丛书本，附录三，第17页。

[106]张穆：《汉石例序》，刘宝楠：《汉石例》卷首，《连筠簃丛书》本。

[107]赵尔巽：《清史稿》卷485《严观传》，第13393页。

[108]张之洞：《书目答问》史部，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117页。

[109]张穆：《元朝秘史译文抄本题辞》，《斋文集》卷3，《续修四库全书》第1532册，第283页。

[110]关于《元朝秘史》的版本问题，见姚从吾：《漫谈“元朝秘史”》，札奇斯钦：《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代序，联经出版公司，1979年版。

[111]《元朝秘史》卷15，《连筠簃丛书》本，第3页。

[112]王国维：《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序》，《观堂集林》卷16，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98页。

[113]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连筠簃丛书》本，第39页。

[114]诸可宝：《畴人传三编》卷4，阮元等：《畴人传汇编》，第731页。

[115]阮元：《〈群书治要〉五十卷提要》，魏征等：《群书治要》卷首，《连筠簃丛书》本。

[116]关于《群书治要》在日本的流传及其回传情况，参见金光一：《〈群书治要〉回传考》，《理论界》2011年第9期。

[117]徐松撰，李健超增订：《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8页。

[118]例如《丛书集成初编》著录《连筠簃丛书》为12种，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连筠簃丛书》即为12种，国家图书馆收藏一部收书13种的《连筠簃丛书》。相关考订见郭丽萍：《〈连筠簃丛书〉刊印始末》，《晋阳学刊》2012年第2期。按郭丽萍称《连筠簃丛书》共刻书16种，是将附于吴才老《韵补》之后的顾炎武《韵补正》单列了出来。

[119]2000年中华书局影印现存的《永乐大典》，将《连筠簃丛书》本的《永乐大典目录》收入为第10册。

[120]桂文灿：《经学博采录》卷4，第185页。

[121]桂文灿：《经学博采录》卷1，第22页。

[122]《明夷待访录》自乾隆年间慈溪二老阁刊本以后，一直没有再版，直到道光年间才重新问世，相继有道光十九年金山钱氏《指海》本、道光二十九年番禺潘氏《海山仙馆丛书》本。张穆计划刊刻《明夷待访录》也属于“残明遗献思想复活”潮流的一部分。

[123]张穆：《〈癸巳存稿〉序》，俞正燮：《癸巳存稿》卷首，《连筠簃丛书》本。

[124]张穆：《〈落颿楼文稿〉序》，沈垚：《落颿楼文稿》卷首，《连筠簃丛书》本。

[125]沈曾植：《〈落颿楼文集〉序》，沈垚：《落颿楼文集》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1525册，第353页。

[126]张穆：《斋文集》何秋涛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532册，第237页。

[127]张穆：《斋文集》祁寯藻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532册，第236页。

[128]张穆：《斋文集》何秋涛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532册，第237页。

[129]同上书，第237页。

[130]冯志沂：《过石州故居》，《微尚斋诗集初编》卷1，《续修四库全书》第1553册，第170页。

[131]按《顾先生祠会祭题名第一卷子》咸丰八年春祭，有吴式训的题名而无吴履敬。

[132]张穆：《斋文集》吴履敬跋，《续修四库全书》第1532册，第239页。

[133]张穆：《〈程侍郎遗集〉序》，《斋文集》卷3，《续修四库全书》第1532册，第273页。

[134]见陈庆镛：《籀经堂类稿》何秋涛、龚显曾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522册，第460—461页。光绪九年，陈庆镛的门人陈棨仁重编刊刻为《籀经堂类稿》二十四卷。

[135]洪亮吉：《乾隆府厅州县图志序》，《洪亮吉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77页。

[136]沈垚：《落颿楼文稿》张穆序，《丛书集成初编》第2536册，第1页。

[137]郭丽萍：《绝域与绝学》，第134—139页。

[138]林则徐：《畿辅水利议》，《林则徐全集》第5册，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38页。

[139]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续修四库全书》第952册，第513—514页。

[140]沈垚：《新疆私议》，《落颿楼文集》卷1，《续修四库全书》第1525册，第366页。

[141]沈垚：《答徐星伯中书书》，《落颿楼文集》卷2，《续修四库全书》第1525册，第383—384页。

[142]李文田：《七绝七首》，《李文诚公遗诗》，《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27册，第236页。

[143]按王仁堪光绪十一年至光绪十三年曾两次参与会祭（十二年春祭、秋祭），两次期而未至（十一年秋祭、十三年春祭）。

[144]吴燕绍：《自述编纂〈清代蒙藏回部典汇〉经过情形及成书计划》，《清代蒙藏回部典汇》第1册，中华书局，2005年4月版，第1页。

[145]康有为：《我史》，《康有为全集》第5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5页。

[146]王聿均：《徐松的经世思想》，“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世中国经世思想研讨会论文集》（1983年8月25—27日），第197—199页。

[147]郭双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第94页。

[148]顾炎武：《肇域志》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149]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序》，《顾亭林诗文集》，第131页。

[150]许庆宗：《肇域志跋语》，顾炎武：《肇域志》，第7页。

[151]胡虔：《肇域志识语》，顾炎武：《肇域志》，第6页。

[152]王文楚：《肇域志前言》，顾炎武：《肇域志》，第1—5页。《肇域志》的版本流传情况可参见此文，不过该文对于四川图书馆藏渭南严氏《肇域志》抄本的来源并不清楚，本节的考证弥补了这一缺环。

[153]张曜孙：《肇域志序》，顾炎武：《肇域志》，第11页。

[154]汪士铎：《肇域志序》，顾炎武：《肇域志》，第12页。

[155]汪士铎：《校刻肇域志商例》，《汪梅村先生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12册，第532页。

[156]见本书附录《北京之外的顾祠》。

[157]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4，第396页。

[158]黄丽镛：《魏源年谱》，第83—84页。

[159]李柏荣：《魏源师友记》卷2，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41页。

[160]魏源：《江口晤林少穆制府》，《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781页。

[161]张继文：《石州年谱》道光二十一年条，《山右丛书初编》本《斋文集》附，第21页。

[162]魏源：《圣武记叙》，《魏源集》，第166—168页。

[163]同上书，第167页。

[164]黄丽镛：《魏源年谱》道光二十四年条，第135页。

[165]黄丽镛：《魏源年谱》道光二十五年条，第143页。

[166]魏源：《圣武记序》，《魏源集》，第166页。

[167]魏源：《都中吟》，《魏源集》，第675—680页。

[168]汪士铎：《汪晦翁乙丙日记》邓之诚序，《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初编第126册，第4页。

[169]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卷2，《续修四库全书》第1706册，第315页。

[170]王茂荫：《请刊发海国图志并论求人才折》，《王侍郎奏议》卷9，《续修四库全书》第500册，第540—541页。

[171]Philip A Kuhn，Origins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46-53．

[172]魏源：《圣武记》，《魏源全集》第3册，第98页。

[173]王梓材：《跋徐星伯先生西域水道记》，《醉经书屋文稿》（稿本未分卷），《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74册，第656—657页。结_顾炎武的事迹

梁启超关于清末思想的变迁曾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他说：“最近三十年思想界之变迁，虽波澜一日比一日壮阔，内容一日比一日复杂，而最初的原动力，我敢用一句话来包举他，是残明遗献思想之复活。”[105]他所称的“残明遗献”，前文言明是指“残明遗老——黄梨洲、顾亭林、朱舜水、王船山……之流”，而其所“复活”的思想之具体内容，又被梁氏归结为超越汉宋、反对八股、民族意识与反抗专制数端。时间稍前或稍后，梁启超在另外一个场合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最近三十年间，把第一个一百年的思想全部复活。头一件，他们消极的和满洲人不合作的态度，到这时候变为积极的，卒至推翻清朝，建设民国。第二件，他们的学问种类和做学问的方法，因为欧洲文化输入，重新发生光彩，越发向上进。”[106]所谓“第一个一百年”，梁启超说“大约和欧洲的十七世纪相当”[107]，也就是明末清初时代。

这个论断——晚清思想革命部分渊源于明遗民思想之复活——广为学界所接受，已经成为近代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个定论，同时也相当契合梁启超“以复古为解放”的学术史叙述范式。不过查考梁氏说这两段话的时间，是在他集中进行清学史研究的1923—1924年，那么据此推断，所谓“最近三十年”，当是甲午战争以降的三十年。其实，无论以何种迹象来判断古人思想之复活——例如著作的刊刻、佚著的发现、崇祀的发起、后学的崛起，乃至轶事的流传——梁启超提到的这四位“残明遗献”，除朱舜水外，他们广受尊崇都远在甲午之前：在清代前中期的学术史上，顾亭林、黄梨洲两位一直声名显赫，大部分的著作也都有广泛的读者，能够完全称之为“复活”的明末大儒，大约只有王船山一位，而《船山遗书》的第一次刊刻，却早在道光末年已经由邓显鹤完成，即使从曾国藩兄弟在南京刊刻《船山遗书》算起，下距甲午也还有近三十年。所以梁启超所说“残明遗献的复活”，并非是指他们的历史形象由隐而显，实际是指他们与清廷不合作态度的复活，也就是说，这几位明代遗民予人的印象，在清末从皓首穷经的大儒转变为反抗皇权与异族的斗士。

然而，历史发展的脉络未必能够如此斩截地区分为两个阶段。在明代遗民被塑造为汉文明的民族象征之前[108]，他们的形象已经经历了漫长的变迁史。更为重要的是，顾炎武的例子表明，遗民形象的变迁不是线性的民族思想复活的过程，而是杂糅着庙堂政局演变、士人社会角色转变及思想文化变迁的复杂过程，它折射出的历史面相是极为多样的。这一进程并非如梁启超所言，迟至甲午战争之时才发生作用，而是贯穿了嘉道以降整个清代中后期的学术史和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