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_顾炎武的事迹

四_顾炎武的事迹

王国维有个著名的说法：“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116]。道咸时代，北京作为经世之学的学术中心，无疑是新思想十分活跃的地区。然而自此以后，太平天国的战乱消耗掉大量的士大夫，口岸的开放又使生活在沿海地区的士人受到了巨大而新鲜的刺激，京师的士人群不再抱有顾祠发起时那样的锐进风气与创造力了。

咸丰朝中期以后，作风较为稳健保守的祁寯藻、祁世长父子成为顾祠的主要支持者，一大批诗酒争逐的文人占据了顾祠会祭的主流，诗文唱和成了会祭活动的主要成绩。随着这批文人资历渐长，光绪年间的顾祠会祭则又蜕化为若干京朝官员的小型俱乐部，顾祠与新思想的产生越来越遥远了。到了光绪中叶，由于人事的代谢，顾祠干脆停摆，随后又成为苏州、太仓士人在京师的地域性祭祀活动，纯以强化地域联系为功用，思想上的刺激、人格上的榜样也只停留在题名卷子的题记中——与此相应的，是纪念活动本身成为目的。

从戊戌到辛亥，政治上的天翻地覆也让顾祠兴废不常，但是长久积累下来的对于顾炎武声誉的抬高却也换得了一个积极的后果，那就是顾炎武终于在光宣之际入祀孔庙。从祀孔庙源于、并且加剧了对顾炎武的再阐释，他以极快的速度成为宪政理念的中国源头之一，又以更快的速度被北洋政府中的学者型官僚形塑为融合新型政治理论与旧式学者人格的代表，顾祠迎来了最后的回光返照。

顾祠会祭在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中戛然而止，隐没在历史的尘烟之中；但顾炎武被不断再造的过程却没有结束，他在后来之被冠以“反理学的思想家”[117]，或者“科学精神”的代表[118]，乃至“启蒙思想家”等等头衔[119]，都是当初顾祠会祭的发起人所始料未及的——不过那已经是另外一个故事了。(www.guayunfan.com)单纯就顾祠而言，的确经历过一个由显到隐的过程。但是同光时代顾祠的声光不再，伴随的却是顾氏著作的频繁刊刻与广为流传[120]，他关于政治问题的见解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跟随者。顾炎武作为儒家士人政治人格的象征，所发挥的功能逐渐从简单的人格感召推进到政治理念的回溯与更新。

不过，读书人凭借其知识优势和道德力量（无论是想象的还是实际的、抑或兼而有之）来参与政治、引领国家，自晚清以来一直是历史的重要特征。1915年梁启超作《痛定罪言》反思民国政治，结论就是政治的责任在于“我辈之号称士大夫者”，而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斯乃真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121]，正说明这一特征的渊源即是顾炎武所代表的政治人格。

重新塑造士人的政治人格——或者说再造既具知识素养、又有淑世情怀的读书人，就是顾祠会祭这项社会活动的最大意义。顾祠的例子表明，像“通经致用”这样今日人们习以为常、往往认作自古已然的某些观念，可能在历史中经历过许多浮沉，并不见得那么“必然”或“当然”，而通过顾祠会祭呈现出来的读书人应当“打通”学问与政治这“两截”的理想，其流风恐怕也不仅限于顾祠会祭存世的那八十年。

【注释】

[1]此文亦收入孙衣言：《逊学斋文钞》卷2，《续修四库全书》第1544册，第277—278页。

[2]姚永朴：《孙太仆家传》，《碑传集补》卷7，《清代传记丛刊》第120册，第454页。

[3]项城袁保恒（1826—1878）、袁保龄（1841—1889）兄弟是同光之际顾祠会祭的常客。袁保恒参与了8次，分别在同治六至七年（时任右春坊右庶子）和光绪二至三年（时任刑部左侍郎）；自同治五年至光绪六年，袁保龄参与了24次会祭，历官内阁中书、实录馆总纂等职，期间少有间断。

[4]张祥河：《顾亭林生日致祭慈仁寺有怀祁春浦相国》，《小重山房诗词全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51册，第364页。

[5]朱琦：《叶中宪君传》，《碑传集补》卷50，《清代人物传记丛刊》第123册，第199—200页。

[6]徐珂：《清稗类钞》文学类，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945页。

[7]叶名澧：《七月十五日载酒至慈仁寺饬办素食与汪仲穆孔绣山两君议重修顾亭林先生祠》，《敦夙好斋诗全集》续编卷4，《续修四库全书》第1536册，第486页。

[8]金天翮：《冯志沂任兰生传》，钱仲联编：《广清碑传集》，第817—818页。

[9]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卷4，《清代传记丛刊》第27册，第563页。

[10]孙福清：《题〈顾祠听雨图〉》，《顾祠听雨图诗录》，第2页。

[11]魏泉：《梅曾亮的京师交游与“桐城古文”的流衍全国》，收入氏著：《士林交游与风气变迁：19世纪宣南的文人群体研究》，第108—147页。

[12]冯桂芬：《姚石甫观察小象题辞》，《显志堂稿》卷12，《续修四库全书》第1536册，第31页。

[13]冯桂芬的经历据熊月之：《冯桂芬评传》附《冯桂芬年谱》，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版，第286—289页。

[14]冯桂芬：《跋海国图志》，《显志堂稿》卷12，《续修四库全书》第1536册，第38页；李少军：《迎来近代剧变的经世学人：魏源与冯桂芬》，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237页。

[15]冯桂芬道光十二年在林则徐署中读书时，有人称誉他的制艺文为“百年以来仅见”，见冯桂芬：《关帝觉世真经阐化编序》，《显志堂稿》卷1，《续修四库全书》第1535册，第482页；冯氏自己编有《显志堂制艺》，稿本现藏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他在惜阴书院所教授的也主要是时文之类，见冯桂芬著，朱开第校刊：《惜阴书舍课艺》，道光二十八年刻本。

[16]冯桂芬：《思适斋文集序》，《显志堂稿》卷2，《续修四库全书》第1535册，第493页。

[17]冯桂芬：《显志堂稿》吴云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535册，第442—445页。

[18]冯桂芬：《江苏减赋记》，《显志堂稿》卷4，《续修四库全书》第1535册，第543—547页。

[19]汪荣祖：《从传统中求变：晚清思想史研究》，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61页。关于冯桂芬接触租界及西人的情形，他的儿子冯芳缉留下了详尽的日记，参见熊月之：《冯桂芬评传》，第102—104页。

[20]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在翁同龢、孙家鼐的奏请下，光绪皇帝令将《校邠庐抗议》刷印千部，分发百官讨论，相关史料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廷签议〈校邠庐抗议〉档案汇编》，线装书局，2008年版。

[21]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续修四库全书》第952册，第506页。

[22]同上书，第503页。

[23]吕实强：《冯桂芬的政治思想》，《中华文化复兴月刊》（台北）第4卷第2期，1971年2月。

[24]柯文著，雷颐、罗检秋译：《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6、250页。

[25]冯桂芬：《说文段注考正》冯泽涵跋，《续修四库全书》第225册，第123页。

[26]冯桂芬：《说文段注考正》高爽序，《续修四库全书》第223册，第401页。

[27]据冯桂芬《重刻段式说文解字注序》，他撰述《说文段注考正》是在太平天国战乱后，《显志堂稿》卷1，《续修四库全书》第1535册，第471页。

[28]冯桂芬：《说文解字韵谱补正序》，《显志堂稿》卷1，《续修四库全书》第1535册，第470页。

[29]冯桂芬：《天元算术序》，《显志堂稿》卷1，《续修四库全书》第1535册，第474页。

[30]冯桂芬：《甲辰新宪恒星图跋》，《显志堂稿》卷12，《续修四库全书》第1536册，第35页。

[31]顾祠同人中注意到顾炎武郡县论的颇有其人，例如张祥河拜谒顾祠后曾有诗说“郡县名言垂典册”，见张祥河：《孔绣山叶润臣召集慈仁寺并谒顾亭林先生祠翌日画双松图付寺僧有作》，《小重山房诗词全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51册，第346页。

[32]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1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05页。

[33]同上书，第121页。

[34]同上书，第422页。

[35]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3册，第1189页。

[36]翁同龢：《再题渡江图次祁公韵》，《瓶庐诗稿》卷8，《续修四库全书》第1559册，第387页。

[37]翁同龢：《迟盦三叠韵见示益进而语益奇不觉叹服呼余曰紫芝主人又不禁失笑也勉事攀和谢不敏矣》，《瓶庐诗稿》卷5，《续修四库全书》第1559册，第326页。

[38]张之洞：《新春二日独游慈仁寺谒顾祠》，《张之洞全集》第12册，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第453页。

[39]吴剑杰：《张之洞年谱长编（上）》，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0、41页。

[40]潘佳：《潘祖荫年谱》“同治十年”条，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

[41]张之洞：《致潘伯寅一》，《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3页。

[42]张之洞：《致潘伯寅二》，《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3页。

[43]吴剑杰：《张之洞年谱长编（上）》，第39页。

[44]张之洞：《致潘伯寅三》，《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3页。

[45]《续纂泰州志》卷24，民国八年刻本，第6页。

[46]表中所列顾祠同人皆不包括期而未至者，除了两个例外：杨重雅于同治十年初获任甘肃按察使，顾祠同人拟于春祭时为之祖饯，结果他有事未至；乔松年同治十年秋获任河道总督，鲍源深获任山西巡抚，顾祠同人于秋祭时为之祖饯，乔松年到场，而鲍源深有事未至，皆见《顾先生祠会祭题名第一卷子》。杨重雅、鲍源深虽然期而未至，但他们的祖道宴会是会祭的重要内容，所以也列入其中。

[47]柳得恭：《燕台再游录》，收入《燕行录全集》卷60，第294页。

[48]何绍基：《怀都中友人》，《何绍基诗文集》，第259页。顾份字少瑛，生卒年不详，道光二十年进士，顾炎武的族孙。《顾先生祠会祭题名第一卷子》卷首亭林小像题辞云：“此亭林先生中年小像，沧浪亭石刻及车秋舲谱皆据此摹入，先生族孙少瑛礼部复以此轴见示，因即请少瑛捐置祠堂，付寺僧守之，嗣凡同人之与祭者，即题名于后，永为故事”。顾份是早期顾祠会祭的常客，参与过道光二十年秋祭、二十八年秋祭、二十九年春祭和生日祭、三十年生日祭和秋祭、咸丰元年春祭和咸丰二年春祭，时任礼部主事。

[49]这篇拟议的写作年代已经无可稽考，最早见于同治十三年（1874）在福州重刊的十六卷本《仪顾堂集》，但不见于八卷本的初刻《仪顾堂集》。文中称“自皇上中兴以来”，指的应当是“同治中兴”，因此只能确定撰写于同治年间。

[50]陆心源：《拟顾炎武从祀议》，《仪顾堂集》卷3，《续修四库全书》第1560册，第407页。

[51]潘祖荫：《文庙祀典考序》，庞锺璐：《文庙祀典考》，光绪五年刻本，第1页。

[52]陈宝琛：《请祀先儒黄宗羲、顾炎武折》，《沧趣楼奏议》卷下，《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初编第397册，第27页；曹元忠编：《三儒从祀录》卷4，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王氏学礼斋抄本，第18—19页。

[53]在李鸿章领衔的覆奏中，提到黄宗羲的著作《孟子师说》、《易学象数论》、《深衣考》、《明儒学案》、《今水经》五种，顾炎武的著作《左传杜解补正》、《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音学五书》、《石经考》五种，见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册，第2038页；曹元忠编：《三儒从祀录》卷4，第19—21页。

[54]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广陵书社，2004年版，第10548页。

[55]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国闻周报》第12卷第25期，1935年7月1日。

[56]翁同龢：《翁同龢日记》，光绪十一年二月五日条，第4册，第1978—1979页。

[57]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2册，第2038—2039页。

[58]顾炎武已于道光二十一年入祀乡贤祠（参见第一章第二节），黄宗羲入祀乡贤的日期史无明文。据光绪二十五年所修《余姚县志》，黄宗羲列在余姚乡贤祠所祀180人之中（光绪《余姚县志》卷11，“典祀”，第8页），但并未言明何时入祀。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编定于同治五年（1866），初刊于同治十一年（1872），于黄宗羲祀事记载很详细，但没有入祀乡贤祠的记载，所以大致可以推定，黄宗羲应当就是在此次请祀孔庙被驳回以后，因为上谕有“仍准其入祀乡贤”之语而得以入祀乡贤祠的。

[59]关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从祀孔庙争论的详细情形，见段志强：《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从祀孔庙始末新考》，《史学月刊》2011年第3期。

[60]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第5994页；曹元忠编：《三儒从祀录》卷1，第1页。

[61]陈声暨、王真：《石遗先生年谱》卷5，第191页。

[62]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92页。

[63]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国闻周报》第12卷第25期，1935年7月1日。

[64]胡思敬：《国闻备乘》卷3，“孝钦驾驭庆邸”条，第22—23页。

[65]曹元忠编：《三儒从祀录》卷3，第21页。

[66]翁同龢：《再题渡江图次祁公韵》，《瓶庐诗稿》卷8，《续修四库全书》第1559册，第387页。

[67]陈宝琛：《请以黄宗羲、顾炎武从祀文庙折》，《沧趣楼奏议》卷下，第225—226页。

[68]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2册，第2040—2041页。

[69]陈宝琛：《请以黄宗羲、顾炎武从祀文庙折》，《沧趣楼奏议》卷下，第228—229页。

[70]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2册，第2041页。

[71]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第14册，第10548页。

[72]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2册，第2038页。

[73]同上书，第2040—2041页。

[74]陈宝琛：《请以黄宗羲、顾炎武从祀文庙折》，《沧趣楼奏议》卷下，第225—229页。

[75]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2册，第2040页。

[76]赵启霖：《请将三大儒从祀孔庙折》，《赵瀞园集》，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77]曹元忠编：《三儒从祀录》卷2，第3—4页。

[78]曹元忠编：《三儒从祀录》卷1，第13页。

[79]郭曾炘：《请特准将故儒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并从祀文庙折》，《郭文安公奏疏》不分卷，《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初编第299册，第1278页。

[80]胡玉缙：《题顾先生祠卷子》，《鄦庼遗集》，稿本第1册，无页码，复旦大学图书馆藏。

[81]胡玉缙：《题顾先生祠卷子》，《鄦庼遗集》，稿本第1册，无页码。

[82]《顾先生祠会祭题名第二卷子》光绪二十五年秋祭：“苏郡许丈鹤巢约同志议复之，实为乡人专事祠先生之始。逾年，许丈殁，祀亦中辍，寒泉秋菊故事阙如，而僧寮荒陊，亦不足以昭妥侑。”

[83]叶昌炽：《顾亭林先生移祀苏太义园春祭题名书后》，《顾先生祠会祭题名第二卷子》，收入《奇觚庼文集》卷中，《续修四库全书》第1575册，第296—297页。

[84]冯桂芬：《苏太义园记》，《显志堂稿》卷3，《续修四库全书》第1535册，第530页。潘世恩是苏太义园的重要捐助者之一，见冯桂芬：《光禄大夫太傅武英殿大学士文恭潘公墓志铭》，《显志堂稿》卷7，同书第629页。

[85]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续修四库全书》第576册，第504页。

[86]关于顾祠建筑的兴废及形貌，见本书附录二《顾祠建筑》。

[87]胡思敬：《题松筠庵话别图》，《退庐全集》文集卷6，《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初集第443册，第355页。

[88]关于光宣之际这些北京士大夫雅集活动，更详细的研究见季剑青：《朝市与庙会：清末北京的文人雅集》，《汉语言文学研究》2012年第1期。

[89]“老辈”借用自桑兵《民国学界的老辈》，大致是指民国时期那些不属于新文化阵营的旧式学者，载《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

[90]胡玉缙：《题顾先生祠卷子》，《鄦庼遗集》，稿本第1册，无页码。

[91]桑兵：《民国学界的老辈》，《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

[92]徐世昌：《重建顾亭林先生祠记》，吴昌绶编：《顾祠小志》，1922年刻本，第10—11页。

[93]高文瑞：《京都志趣》，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版，第115页。张一麐（1867—1943）字仲仁，号公绂、民佣，清末民初在袁世凯幕中，曾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机要局局长、教育总长，1916年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而辞职。1919年他参与顾祠会祭的时候，正担任北洋政府教育部附属的国语统一筹备会会长，主持国语统一工作，见郭玉家：《论辛亥革命前后的张一麐》，扬州大学硕士论文，2003年，第28页；王式通（1864—1931），又名王仪通，字书衡，原籍绍兴，寄籍山西汾阳，光绪二十五年进士，清末由内阁中书仕至大理寺少卿，入民国后在北洋政府任司法部次长，1915年继张一麐任机要局长，后任国务院秘书长、国务院参议等职。1919年，王式通任全国水利局副总裁。

[94]徐世昌：《重建顾亭林先生祠记》，吴昌绶编：《顾祠小志》，1922年刻本，第10—11页。

[95]参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作于1920年），第13—17页；胡适：《清代学者治学的方法》（作于1919—1921年），《胡适文存》第1册，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280—300页。

[96]梁启超：《戴东原生日二百年纪念缘起》，收入《戴东原生日二百年纪念论文集》，晨报社出版部，1924年版，第1—2页。

[97]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上册，生活书店，1947年版，第387页。

[98]刘巍：《二三十年代清学史整理中钱穆与梁启超胡适的学术思想交涉：以戴震研究为例》，《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梁、胡对理学的反对态度，既源于对宋明理学文化传统的负面评价，也与当时思想界科学与玄学的论争有直接关联。

[99]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5页。

[100]胡适：《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胡适文存》三集，第55—92页。

[101]梁启超：《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155页。

[102]胡适：《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胡适文存》三集，第60页。

[103]关于胡适从知识主义的角度重新诠释戴震的思路，参见周昌龙：《新思潮与传统：五四思想史论集》，时报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45—99页。

[104]丘为君：《戴震学的形成：知识论述在中国的诞生》，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22—123页。

[105]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123页。

[106]梁启超：《明清之交中国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饮冰室文集》卷41，第36页，《饮冰室合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

[107]同上书，第30页。

[108]章太炎、刘师培在这一塑造过程中起了最重要的作用。初步的讨论参见李帆：《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清学史著述之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109]王吉：《瞿宣颖年谱》，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第150、152、151页。

[110]楚金：《道光学术》，《中和月刊》1941年第1期。

[111]瞿宣颖：《程春海侍郎遗墨跋》，《补书堂文录》卷1，1961年瞿氏油印本，转引自王吉：《瞿宣颖年谱》，第150页。

[112]王梓材：《奉和徐子舟比部即送归省序》，《醉经书屋文稿》（稿本未分卷），《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74册，第761页。

[113]参见王汎森：《道、咸以降思想界的新现象——禁书复出及其意义》，收入陈弱水主编：《中国史新论》思想史卷，联经出版公司（台北），2012年版，第415—450页。

[11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10—11页。

[115]曾国藩：《圣哲画像记》，《曾国藩诗文集》，第292页。

[116]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王国维遗书·观堂集林》卷2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6页。

[117]胡适：《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胡适全集》第3卷，第77—80页。

[118]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10页。

[119]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36页。

[120]关于顾炎武著作在清末的出版情况，见秦燕春：《清末民初的晚明想象》，第75—77页。

[121]梁启超：《痛定罪言》，《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7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