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从祀孔庙_顾炎武的事迹

顾炎武从祀孔庙_顾炎武的事迹

顾祠的声光虽然显赫，但毕竟是仍是士人的私人行为，从祀孔庙才是传统社会中儒者所可期望获取的最高荣誉。关于顾炎武应予从祀孔庙的设想，先是在士人中间私下流传，例如嘉庆初年陈鳣就曾对偶遇的朝鲜使臣说“将来配食孔子庙廷惟此公”[47]。到了道光朝，由于顾祠的推动，关于顾炎武应当从祀孔庙的说法多了起来。道光二十九年，何绍基在出任学使的路上有诗怀念都中友人，咏顾份的一首云：“正学亭林实指南，儒林第一传无惭；礼官幸有诸孙在，庙食何时孔庑参。”[48]之后又有归安陆心源作《拟顾炎武从祀议》[49]，提出将顾炎武从祀孔庙，他特别指出同治中兴的“丰功伟烈，半出名儒，盖炎武有以开其先也”，所以应予从祀孔庙。[50]与陆心源大致同时，潘祖荫在同治十二年为庞锺璐《文庙祀典考》作序时，列举了历代应当从祀而尚未从祀的大儒，黄宗羲、顾炎武赫然在列。潘祖荫并将二人喻为“苏门之畏友”，意思是他们虽然是理学的批评者，但却对于程朱之学有益无害。[51]

顾炎武入祀孔庙的提议，在光绪十年第一次正式提出。这年的三月二十四日，江西学政陈宝琛奏请将黄宗羲、顾炎武从祀孔庙。陈宝琛称二人兼汉宋之长，开清代朴学之风气，而且讲求实学，将二人崇祀可以砥砺风习，“使天下咸晓然于学问经济自有本原，理非空谈，功无速化”[52]。四月二十二日，军机大臣奉旨，将陈宝琛奏疏交礼部议奏，礼部循例行文江苏、浙江巡抚咨取书籍，次年八月，浙江巡抚将黄宗羲所著书九种，顾炎武所著书五种咨送到部[53]。不料，礼部堂司各官对于顾、黄二人竟然十分陌生。且看李慈铭的记述：

马蔚林来，谓春间陈宝琛奏请以顾炎武、黄宗羲两先生从祀文庙，礼部堂司各官莫知谁何，纷纭至今。（原注：其疏初发钞时，一日，翰林掌院学士接见编检诸官，朱蓉生往谒，闻掌院与诸学士及办事诸翰林言：“陈伯潜此疏甚奇，顾某尚有小板《日知录》一书，可备后场策科，黄某何人耶？”皆曰然。）今日尚书毕道远发愤谓诸司曰：“二人学问我所不顾，但以品行言，二人在康熙时皆不肯出仕，尚得从祀耶？”因掷还蔚林所呈《国史儒林传》曰：“我必驳！”[54]

根据《题名卷子》，李慈铭曾参与过顾祠同治二年的秋祭。《凌霄一士随笔》谓：“慈铭……所云掌院学士，盖指徐桐，以于桐素执门生礼，故未显举其名。”[55]既然连礼部尚书都“发愤”，而翰林院掌院学士又觉得“甚奇”，顾、黄从祀的请求当然不可能得到礼部和翰林院的支持。令人惊讶的是，徐桐曾参与过光绪二年的秋祭、光绪七年的秋祭和光绪八年的春祭，还在光绪五年的生日祭及光绪六年的春祭和生日祭中期而未至，他对于顾炎武应不陌生，竟然说出“顾某尚有小板《日知录》一书，可备后场策科”的话，可见顾祠会祭的确已成前引孙衣言所谓“相从饮酒、修饰故事”了。(www.guayunfan.com)礼部主张不予从祀的覆奏稿送到内阁，十一月一日起，内阁开始讨论二人从祀一案[56]，结果是“该学政请将黄宗羲、顾炎武从祀文庙之处，拟毋庸议”，不过因为二人“志节皎然，博赡通贯，足为闾党矜式”[57]，所以应准其入祀乡贤祠[58]。经过几番反复，此次黄宗羲、顾炎武从祀孔庙的请求终以失败而告结束[59]。

这次请祀及其失败在顾祠会祭中也引起了反响。光绪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顾祠补行秋祭，《顾先生祠会祭题名第二卷子》罗文彬于是日的题记说：“时阁学陈宝琛方疏请以先生从祀孔庙，部议有格之者，余官词曹，争之不能得，草行具矣。既思先生名实自在天壤间，请者不加益，尼者不加损，即争之亦犹未免多事也，聊用志之。”现存的档案资料中没有罗文彬支持顾炎武从祀的材料，但是从这个题记中看出，当时为顾炎武入祀两庑而努力的士大夫颇有其人。题记中所表现出的心态固然是失败者的自我安慰，但也隐约体现出顾炎武的价值已经不需要通过从祀孔庙来体现了。

到了光绪三十三年，御史赵启霖再次请祀。除了顾炎武、黄宗羲之外，赵启霖请将王夫之一并从祀。此时已是清末新政，礼部奏请“仿照会议政务章程”，由各部衙门开送说帖，将三儒应准应驳之处详细说明。旋由各部堂官司员等开送说帖26件，绝大部分主张应将三儒一并从祀。光绪三十四年九月二日，上谕“礼部会奏遵议先儒从祀分别请旨一折，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均著从祀文庙”[60]。至此，延续了三十余年的三儒从祀争论方告结束。

综观顾、黄、王在光绪末年得以从祀孔庙的全过程，张之洞是始终其事的最大支持者，当时朝野上下也都一致将三儒从祀之功归于张之洞，如《石遗先生年谱》说：“顾、黄、王三儒……从祀，张广雅相国所主张也。”[61]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说：“顾、黄、王三儒从祀孔庙，出南皮所请也。”[62]《凌霄一士随笔》说：“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从祀孔子庙，至光绪末年始定，张之洞主持甚力也。”[63]胡思敬《国闻备乘》也说：“（袁世凯）以礼貌尊事之洞……如三先生崇祀……等案，悉让之洞主政”[64]。总之，三儒从祀的最后动力出自张之洞，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在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从祀孔庙的争论中，顾炎武是争议最少的一位，得到了各派人士的最多支持，顾祠会祭对于顾炎武声誉的提升所起的作用不可忽视。即使在光绪三十三年对三儒从祀持反对态度的礼部郎中龄昌也承认：“炎武学有根柢，敛华就实，其所述作，悉有补于学术世道……道光年于京师建顾氏祠，春秋将事……考之行谊，既灿然验诸人心，又如此考订折衷，应无愧色矣。”[65]像顾祠这样的文人公祭活动隐然形成了通往孔庙两庑的阶梯：既为人们提供了对那些虽有建树却不足以从祀孔庙，或者尚未得到足够承认的先儒“报恩德、志思慕”的场所，又通过祭祀举行的频率、影响的范围对历代先儒进行“筛选”，使先儒的声望随着时代而升降，间接地为孔庙祀典提供着候选名单。

光绪十年的请祀，主张应予从祀一方的领袖是翁同龢和潘祖荫，而持反对态度的主持者则是徐桐——双方其实都曾参与顾祠会祭。翁同龢后来在诗中回忆：“容台檄取遗书读，妄议经师是别传；排抵尊崇两无谓，前贤心事岂其然。”诗注：“余与藩公祖荫疏请以顾氏亭林、黄氏黎洲从祀文庙，礼部尚书徐公桐驳议，谓所学未醇，遂罢。”[66]实际上，他们对于顾炎武的态度已经与是否参与过顾祠会祭关系不大，顾祠已经渐渐失去与顾炎武的精神联系。

不过，光绪三十三年时的顾炎武，与顾祠会祭发起时的顾炎武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与光绪十年首次请祀时的顾炎武也有重大的区别，这其中颇可觇知六十年间思想变迁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