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从饮酒，修饰故事”_顾炎武的事迹

“相从饮酒，修饰故事”_顾炎武的事迹

同治七年五月二十八日，顾祠举行生日祭，《题名卷子》由孙衣言执笔，他写下了一篇很长的题记：

始顾先生祠初成，余实在京师，余友孔绣山、叶润臣、朱伯韩屡要予一拜先生，予未敢往也。咸丰八年，予自内廷出领郡，先师祁文端公屡召予与王侍郎茂荫、王户部拯、林工部寿图、蒋府丞达在慈仁寺饮酒，因得一谒顾祠，然皆未及与祭。今年春，以选人至京师，则文端公下世已二年，王侍郎、蒋府丞亦先后亡，工部官秦中，户部归桂林。适逢先生之生辰，得从诸君子后，以祭先生。既卒事，同年鲍侍读子年以故事出先生画像卷，命为题名。展卷读之，则文端公及旧游诸君子之遗墨多在，而二十年题名卷中者，类多文章卓荦之士，衣言亦往往得见之，何其盛也。昔李固为汉太尉，每大朝会，见左右侍中多少年，而旧时老臣无一存者，即欷歔感叹，以为国家之忧，今顾祠之会，盖亦不能无老成凋谢之感矣。

虽然，时运不息者也，气化日新者也。先生丁明之季，其时已无可为，然未尝一日忘天下，常欲有所兴革损益，以蕲复于三代两汉之盛。其具于书者，往往而可行也。今国家多事，虽不能如二十年前之易于有为，然自顾祠之初成，道光癸卯、甲辰之间，世事之变，固已萌枿其间矣。使上之人怵惕惟厉，以求贤才、修政事为心，下之人发愤为雄，以崇廉耻、知古今为务，至二三十年，而谓中国之聪明材力必不足以得志于天下，谁其信之。汉武帝雄才大略，威行绝国，我圣祖高宗武功之盛，殆有过之。至如文景之宽仁恭俭、孝宣之综覈名实，以内自治而无伤我中国之元气者，先生三致意焉，其事固非旷绝而不可几。我君我相，其恶可不及时振厉，而士之在下者，其亦恶可苟焉以自恕也。今天下幅员万里，明天子在上，诸大臣奋于功业，星罗而棋布，其视先生所遭何如耶？而衣言幸得从二三子拜先生之祠，瞻仰先生之遗貌，其当思所以无愧于先生，岂徒以为相从饮酒、修饰故事而已哉！同治戊辰七月瑞安孙衣言书于袁氏居。[1]

孙衣言（1814—1890）字劭闻，号琴西，浙江瑞安人，道光三十年进士，光绪初年官至湖北、江宁布政使，太仆寺卿。他“论学宗宋儒，为古文辞守桐城方氏、姚氏绪论”，尤喜乡邦文献，曾校订刊刻陈亮、叶适文集，又编辑《永嘉学案》以补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之不足。[2]咸丰三年，孙衣言还在翰林院任职的时候就在《题名卷子》上留下了一次期而未至的记录，但此后一直未曾与祭。他于咸丰八年出任安庆知府，数年后丁母忧开缺，直到同治末年才因为太平天国战事的关系，经曾国藩的汲引而再度出山。同治七年的这次顾祠生日祭，孙衣言正借住在袁保恒的北京家中[3]。(www.guayunfan.com)孙衣言参与同治七年这次会祭的时候，不仅第一代顾祠同人张穆、何绍基等人已经杳然，咸丰年间主持会祭的祁寯藻、王茂荫等人也都下世。他的题记呼吁同人当“思所以无愧于先生，岂徒以为相从饮酒、修饰故事而已哉”，只能说明当时的顾祠会祭已经成了“相从饮酒、修饰故事”的场合。其实，至少在咸丰末年，顾祠同人的政治热情就已经几乎荡然无存了。咸丰十一年春祭，因为祁寯藻的去世，时任工部尚书的张祥河（1785—1864）成了同人中官职最高、年纪最大的人物，可是他的诗里面却说“悬车朝政无由悉，坚壁诗坛有数才”[4]，顾祠已经无关朝政，而成为诗坛的游乐场了。

在道咸时代，参与会祭的同人中纯以诗文见长而缺乏学术或政治建树的士人也并不少，例如自道光二十八年至咸丰七年23次参与过顾祠会祭的叶名澧（字润臣，1811—1859），就“居恒嗜诗”[5]，有《敦夙好斋诗全集》传世。他家世显贵，好交游，“家世华?，官京师日，缟纻之交，率为名流”[6]，是京师文人交游圈中的活跃分子，咸丰七年顾祠重修就是由他和汪暕等人提议的[7]。又如冯志沂（1814—1867）是张穆的好友，他自顾祠初次会祭就名列其中，到咸丰十一年止共在《题名卷子》上出现了31次。他从梅曾亮习古文，兼工诗，虽受命跟随胜保参与平定捻军的军事，但是“懵然不知兵”，在军中也以吟诗作文为务，兼为文酒之会，“抱定一死之志”，完全是一个迂腐冬烘的文人形象[8]。孔宪彝（？—1863）自道光二十七年至同治二年在《题名卷子》上出现了39次，他“师事李宗传，受古文法，又与梅曾亮、曾国藩等相切劘，其于姚鼐文学既沉渐而癖好之，自诡出桐城门下”[9]，有《韩斋文稿》四卷、《对岳楼诗录》十卷等。孔宪彝雅好交游，对于顾祠会祭的维持贡献甚大，许多人都是受他邀请才来参与会祭，所谓“韩斋主人好事者，招邀同拜亭林叟”[10]，就是这种情形的写照。其他如梅曾亮、鲁一同、宗稷辰、王拯等人，也都属于顾祠会祭中的文学之士。

顾祠会祭这样一个交游圈子，对于文学史来说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首先，它促进了桐城派古文的传播流衍。顾祠会祭中的古文家，以姚鼐、梅曾亮一系的弟子最为众多，他们与桐城派古文家以外士人的密切交往，当然有助于桐城古文的声势[11]。再者，它对宗宋诗风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祁寯藻、何绍基等人都是晚清宋诗运动的重要推手，他们的门人弟子参与顾祠会祭的很多，围绕着顾祠会祭这个主题也有大量的诗歌创作，自然会影响到诗歌风气的转变。反过来，诗人文士的参与对顾祠会祭的意义也不可忽视，因为诗酒唱和是文人交游的最主要形式及动力，假如没有大量热衷于人际交往的文士存在，顾祠会祭不可能维持这么长的时间。

但是，从咸丰末年开始，随着一代学人的谢幕，顾祠会祭从一个政治性、学术性的团体，逐渐转向纯粹文学性的交游活动，反映出太平天国之后思想界的重大变化：第一，对于重视社会事务的学者来说，西学的重要性越来越显现；第二，萌发新思想的场合从京师向沿海地区转移，所谓“口岸知识分子”开始占据思想界的中心；第三，士大夫的清议传统复活之后，很快走向它的末流，此即同光年间的“清流”，而清流的议政，已经缺少了道光末年时候的学术基础和风节砥砺，徒然成为朋党和意气的争夺。我以冯桂芬为例来说明这种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