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行合一”取代“汉宋融合”_顾炎武的事迹

“学行合一”取代“汉宋融合”_顾炎武的事迹

咸同时代顾祠会祭的重要参与者何秋涛曾引用姚鼐“义理、考据、词章”的三分法，来称扬乃师陈庆镛三者俱备。可是陈庆镛所长在汉学，在宋学方面并无建树，何秋涛对此的解释很值得玩味：

昔桐城姚姬传有言：学问之事有三，义理、考证、文章而已。自汉以来，庞儒硕士间出，三者之美罕克兼尽。盖其才多偏，信全美之难也。至于本所学以明道于天下，树立节义，磊磊轩天地，此其人独有以尽乎道之当然，而深造乎圣贤学问之大，即不以翰墨著，而其翰墨之传，世争宝之，况又兼向者所谓三者之长而备有之者耶？[104]

在何秋涛看来，“本所学以明道于天下，树立节义”就是士人通达义理的表现，陈庆镛在义理之学上的造诣，并不在于形之于文字的著作，而在于他在政治生涯中的表现。他说陈庆镛“精研汉学而服膺宋儒，尝谓汉宋之学，其要皆主于明经致用，其归皆务于希圣希贤”[105]，这与朱琦的说法几乎完全一致，都是以汉宋学为达致大道的不同途径。朱琦以京师来比喻大道，而以汉宋学为达到此一大道的东西两条不同的路途：“均之至京师也，出于东与出于西无以异也，此不待智者而决也。今使东道者必与西道者争，曰彼所由之涂非也，西者亦复之曰彼所由之涂非也，可乎不可乎？夫道犹京师也，学者所从入之涂，或义理，或考订，犹涂有东西之分，其可以适于京师，一也。”[106]可是问题在于，这个“道”究竟何指？

陈庆镛辞官归里之后，曾自题“六经遵孔郑、百行学程朱”的楹联[107]，更可见陈庆镛所谓“不分汉宋”者，并非兼修汉学与宋学，而是以宋儒修身之功救琐屑考证的偏颇，所强调的还是士大夫的个人品格与社会责任，以及顾炎武所代表的士大夫理想人格。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道咸时期的“汉宋调和论”，方可跳出学术派别的争论，而深入到更广大的思想史背景之中。(www.guayunfan.com)清儒所谓的“宋学”，在很多场合下并不单指宋儒之学，它有时是指修养方面的“进德”，有时是指经学研究中的“义理”[108]，例如谢章铤所说：“立品端方、践履笃实即是宋学；天下之通理，盖即古今之绝学”[109]，就直接将宋学等同于个人的道德修养。不过如果我们继续追问下去，究竟怎样才算得上“立品端方、践履笃实”，恐怕也是个会随时代而有不同答案的问题。

顾炎武揭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两面大旗，以至于将其提到“圣人之道”的程度：“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已有耻”。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经常被清代士人纳入汉宋之争的范畴之内，以博学于文对应于经史考据，以行己有耻对应于修身进德，但是这与顾炎武的本来意思颇有出入。顾氏自己解释说，所谓“学”，指的是“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所谓“有耻”，指的是“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二者不可或缺，“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110]。可见，即使是“博学于文”，顾炎武所指的也是较为广泛的对于人生及社会的实际了解，并非专指经典解释而言，无论是博学于文还是行己有耻，他都是从士人品格来立论，这点非常符合宋明理学的精神。

钱穆对于顾炎武的这两句话有个解释，他说：“（亭林）只以知耻立行，而别标博学于文，将学、行分两橛说，博学遂与心性不涉”[111]；余英时接续这个思路，称“亭林引《论语》‘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之言为教，显已歧知识与道德为二。”[112]“他分别标举‘博学于文’与‘行己有耻’，至少已于无意之中将知识与道德划为两个互相独立领域，这在儒学传统上是一大突破”[113]。在此基础上，张寿安进一步认为，乾嘉考据学开创了多元化的知识领域，许多专门知识独立于宋明儒学的义理学之外，取得了丰富的发展，是为具有近代色彩的“专门知识独立之萌芽”[114]。其实顾炎武只不过标举了他所认为的儒学的两条路径，以纠正空谈心性之风，他批评的对象是明末道德滑坡、救世乏术的士人。如果说儒学内部真有“歧知识与道德”为二的论说，与其说是顾炎武的创发，还不如说理学特别是心学本身就具有这样的倾向：对于知识的掌握不见得有助于心性的修养。

或者我们可以不必讨论顾炎武是否真有“将学、行分两橛说”的意图，而将问题集中在，钱穆等学者为何会有这样的观察？前面的讨论表明，认为“学”、“行”可以分两橛，恰恰是清代中期以后的儒者责难考据学的地方。他们认为，考据学过分执着于名物的考释、文字的训诂，不但忽略了经典的义理，更重要的是，放弃了个人品格的振刷、经邦济国的理想。正是乾嘉以来的考据学风，把“学”、“行”分成了互不相干的两橛。与钱穆的理解不同，他们认为顾炎武本人就是综贯“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的人物，要改善士人群体的状况，合“学”、“行”而为一，就应该越过乾嘉，上承清初顾氏等人的学风，而顾氏本人，也就成了学行一贯的象征。

钱穆对顾炎武的理解，是考据学出现以后的后见之明，是在为乾嘉学术重视“知识”的考求来寻找思想渊源。更进一步说，他的看法与乾嘉以后儒者对考据学的反思有着密切关系：正是在反思的过程中，考据学被贴上了“歧学、行为二”的标签，钱穆接受了这种论断，并将其反推回顾炎武。有趣的是，在汉宋调和的思潮中，顾炎武既是考据学的开山祖师，更是超越考据学风的通儒，道咸时代的儒者对顾炎武的推崇，目的就在于扭转这种学行分立的局面，反对考证学“为学问而学问”的倾向[115]，而恢复士人通经以致用的儒家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