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言”的经世意：张穆_顾炎武的事迹

“一家言”的经世意：张穆_顾炎武的事迹

与徐松不同，张穆少时的学问似乎没有受到太多考据学风的影响，祁寯藻说他年幼时“喜观儒先学案，言之甚悉”[75]，张穆年谱的作者则称，曾见过张穆十六七岁时所抄录的王阳明、吕坤、刘宗周等人的语录[76]。直到道光十二年张穆入都以后，才第一次出现他与人“说经讲小学”的记载[77]，看来他之转向汉学与京城的学术氛围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程春海会说他“空谷隘知见，北游恣所学”[78]，到北京之后张穆才真正打开了学术视野。此后张穆处在祁寯藻、程恩泽两位名公巨卿的羽翼之下，而他们都是以朴学相号召的，可以说张穆在京城一直受到考据学风的浸染，他很快就成为一名合格的考据学者，所谓“小学贯群籍”、“六经皆勃牢”、“经明学既通”[79]，都是中肯的评价，而且“石州讲小学，娓娓动人”[80]，擅小学似乎已经成了张穆给人的印象了。

张穆之接触西北史地研究，是受了祁寯藻和徐松的影响。道光十六年，他受祁寯藻的托付校订祁韵士《西域释地》和《西陲要略》，又在这一年与沈垚结识，还和沈垚一起同徐松剧谈西北地理[81]，张穆学术工作的重心逐渐向西北史地转移。道光十六年，张穆分别校订了程恩泽之父程昌期的《安玩堂藏稿》及祁寯藻同乡吴玉的《吴侍御奏稿》，十七年还曾撰《说文答问疏证叙》一篇，十九年作《俄罗斯事辑补》，二十一年作《魏延昌地形志》和《水经注表》，又从《永乐大典》中抄出《元朝秘史译文》十五卷[82]，而他真正的学术转折点，则是为祁寯藻校订祁韵士的《皇朝藩部要略》。这项工作让张穆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与知识，同时也为他的集大成之作打下了基础：正是在校订《藩部要略》的时候，张穆决定另外撰述一部蒙古地区的地志类著作，与纪传体的《藩部要略》相辅而行，是为《蒙古游牧记》。

《蒙古游牧记》全面描述了蒙古地方的地理、行政、氏族、王公，而以边防为其著述之根本。这点时人看得很清楚，后来出资刊刻《蒙古游牧记》的祁寯藻说：

石州之成此编，岂第矜博奥、蒐隐僻，成舆地一家言哉？盖尝论之，蒙古舆地与中国边塞相接，其部族强弱，关系中国盛衰，非若海外荒远之地，可以存而不论也。……是皆讲经制者所当尽心也。承学之士得此书而研究之，其于中枢典属之政务思过半矣。[83](www.guayunfan.com)张穆与他之前的西北史地研究者如徐松、祁韵士有明显的不同。第一，他从没有到过新疆或蒙古，其著述完全依赖于历史文献、传闻及官书，也正因为如此，他之投身于西北史地研究更多地出于知识兴趣和政治关怀，而非偶然的个人际遇；第二，他没有参与过官书的修纂，从始至终都是以私人学者的身份从事研究和著述，其作品也不具备任何官方色彩。

在发起创建顾祠的时候，张穆正处于从考据学者到西北史地学者转变的时期。顾祠这样相对紧密的交游网络让他获得了各方面的资源，包括同领域学者的学术交流。更为重要的，是顾祠会祭的政治色彩强化了张穆学术作品的用世之意。张穆不是京城研究西北史地的开创者，但他是京城西北史地学术圈子里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刘禺生《世载堂杂忆》说“谈辽、金、元史地者，京师以张穆等为滥觞”[84]，所强调的就是张穆特殊的学术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