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对经世学者的意义_顾炎武的事迹

京师对经世学者的意义_顾炎武的事迹

尽管乾嘉考据学的重要学者大多出身江南，但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过在北京生活的经历，甚至在北京才得以成就其学问。尤其是四库馆开，集中了大批的考据学者，以考据学的视野来看，北京事实上成为当时全国的学术中心[3]。不过，自从《四库全书》修纂完成，四库馆随之结束使命之后，北京再也没有集中起如此强大的学者阵容。

考据学的繁荣需要两项条件，一是大量的藏书，二是可以互相切磋砥砺的学人群体。在“后四库全书”时代，相比于江南，京师在这两方面都不具备绝对的优势，一些地方大僚如阮元、陶澍、曾燠等人的幕府成为大批学者的庇护所，广州、杭州、扬州等南方城市的学术研究极其繁荣[4]。但是，道光朝以后，经世学风兴起，京师对于学者的意义又再度重要起来[5]。

几乎所有的经世学者都有过在京师居住或者供职的经历。实际的政治经验、对朝廷政治的近距离观察，以及有机会接触大量官书或档案，成为他们完成自我训练的必由之路。像龚自珍、魏源、徐松等人都有任职内阁中书的经历，得以阅读秘阁藏书是他们得以成学的重要步骤[6]。正如魏源所说，“京师，掌故海也”[7]，京师在了解本朝历史和当代政治事务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京师也是学者宣扬个人学说、寻找施展机会的大有为之地，天子的都城既能成就学问，也能提供立言立功的机会。龚自珍曾论太史公著书为何“副在京师”，说“京师既上系君父，又……知古今之献，羽翼天室，世世无极，以所著书托焉，东西北南，望之叆叆踞天半焉”，至于“高骞远引，抱道以逝”的行为，则为太史公所不取，这里的京师事实上寄予了龚自珍个人的用世之意[8]；在作于道光五年的名篇《尊隐》中，龚自珍以诙诡的文笔渲染京师与“山中”的势力消长，虽然意在“尊隐”，然而以“京师”这一具体的地理所在来指称既有的政治中枢，正反映出他对于京师的复杂观感：这座城市既代表着堂皇的王朝朝廷，是士人的进身之阶、存身之所，又散发出腐败没落的气息，消磨着士人的风骨，摧折着士人的气节[9]。正鉴于此，他才在《论京北可居状》中将靠近京师的宣化、承德列为最“可居”的地方，除了物产、气候方面的原因之外，关键在于这里可以免去京师的浮华诈伪，却又靠近避暑山庄的宫墙，子孙如果聪慧明敏，“亦可以窥掌故矣”，而且还应该“习蒙古书、通喇嘛经咒”，如此“可以代东南书记之馆、教读之师”，以为谋生之地——这种看似古怪的想法当然是大一统的多民族帝国在学者个人生活中的投射[10]。

龚自珍对于京师的看法在道光时代的北京士人中不是特例。他们一方面依赖京师丰富的政治、学术及人际关系资源，一方面又对京师的风气和思想氛围持强烈的批评态度，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汉族士大夫意识到北京不仅是传统汉族中国的政治中心，也已经成为多民族帝国的都城。何绍基的父亲何凌汉刚刚考中进士，在翰林院“攻苦如秀才时”，他“治官书，自立程法；国史传志，手录其子目，以便检校，于蒙古地名、满洲人名尤详”[11]，认真攻读官书，注重对蒙古、满洲地理史事的学习，都是这种意识下的自觉行为。而对于那些没能考中进士、仅获较低功名的普通士人来说，倘若要了解政局、深究世务，京师也是不二之选，在道光二十四年的顾祠特祭中祔祀的沈垚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www.guayunf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