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僚经世”：汤鹏的例子_顾炎武的事迹

“下僚经世”：汤鹏的例子_顾炎武的事迹

言官有权力直接对政治发言，但是人际网络的意义在于，它可以让即使不具言事之责权的人，也可以通过私人的关系而影响到实际政治，或者制造舆论上的压力，这让个别人物的观念有可能超越个人立场，经过集体活动而成为社会性的倾向。这里以汤鹏为例，来看当时热心时局的汉族士人的一般心态。

汤鹏（1801—1844），字海秋，湖南益阳人，道光三年进士。由军机章京转任山东道监察御史，因为弹劾工部尚书、宗室载铨奴视属官，道光斥之为“非言官所宜言”而去职。鸦片战争和议既成，他拟善后事宜三十条，“大抵言羁縻之中宜思预防”，由本部堂官代为上奏。汤鹏还著有《浮邱子》九十篇，“通论治道学术”，又有《明林》十六卷，评论明代史事[128]。

道光二十四年三月，汤鹏参加了顾祠的首次会祭。根据姚莹的记述，他本来就是京师士大夫交友圈中的重要人物：“道光初，余至京师，交邵阳魏默深、建宁张亨甫、仁和龚定庵及君……君乃自成一子。四人者，皆慷慨激励，其志业才气欲凌轹一时矣。”[129]汤鹏是湖南人，与魏源、左宗植等人称为“湘中四子”，他之参与顾祠会祭，应该与同为湖南人的何绍基有着直接的关系。当年七月，汤鹏不幸暴卒，顾祠会祭的名单上从此少了一位狂士。

汤鹏落拓寡合，属于狂狷一流，友人说他“性激少和，一语偶拂，辄龃龉”[130]。他对于自己的著述相当自信，“每遇人，辄曰：‘能过我一阅《浮邱子》乎？’其自喜如此。”[131]但是统观这部长达四十余万字的巨著，它的主要价值大概在于对于时代危机的直觉，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仍然是传统的“治安策”式风格，貌似无所不包、绝对正确，实则大而无当、不得要领，甚至其文学价值可能要远超过政治价值，就连精心撰就的三十条善后事宜，也被“大臣用事者”斥为“书生之见”[132]，则其议政之见识可见一斑。(www.guayunfan.com)汤鹏的状况颇能代表鸦片战争时期一般士大夫的心态：第一，他们出于文化和政治上的自尊心，受到传统天下格局的左右，对战争主张采取强硬的立场，尤其反对议和、签约。汤鹏就对鸦片战争的议和极为愤懑：“英夷事起，沿海诸省大扰，上再命将，无功。卒议抚通市，君愤甚。”[133]第二，他们皆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担当，热衷于经世之学。汤鹏“于时政得失、海内人才之贤否进退，私居恒为之忧喜”[134]。第三，他们将战败的责任归因于大臣误国与士风堕落，而所提出的应对方案，除了强兵富民一类当然对策之外，则不出澄清吏治、砥砺士气数端[135]。汤鹏说：“不图中国乾坤一任西洋指麾，又不图刘敬、秦桧血脉尚在”[136]，这种充满了对于外夷与内奸双重义愤的言论，在当时的士大夫中间中极为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