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祠学人群体的共同后学：何秋涛_顾炎武的事迹

顾祠学人群体的共同后学：何秋涛_顾炎武的事迹

何秋涛（1824—1862），字愿船，福建光泽人。他自幼年就留心舆地之学，据说他在儿时就能“举天下府厅州县名，数其四境所至”[85]，又据桂文灿引用杨宝臣的说法，何秋涛家中藏有康熙乾隆两朝内府地图，他十一二岁时即“尝影钞二三百纸，于直省郡县、蒙古部落、西域城郭、一切水道，了如指掌”[86]。道光二十四年，何秋涛中进士，开始在北京居住。次年，他拜同为福建人的陈庆镛为师，从此进入顾祠会祭的圈子。陈庆镛的专长在小学，而于舆地之学未尝留心，何秋涛在陈庆镛那里所学的只能是训诂考据，地理方面则以张穆为师。何秋涛对于学问十分尽心，陈康祺曾闻之京师书贾，“愿船、石洲嗜书之笃，校书之勤，于古书源流本末，若数其期功中表之周亲，纤悉靡不洞晓。”[87]

何秋涛是张穆舆地学的继承者。他曾与张穆比邻而居，两人往还十分密切，许多学术工作都是合作完成。张穆校订《元朝秘史》之时，何秋涛即曾参与，张穆有诗说“元家疆域古来无，统志书成亦焕乎；最是洪荒西北地，曾经奏取各城图”[88]，这样的经历一定强化了何秋涛对于边疆地理的兴趣。在张穆的引领下，何秋涛又校订了《元圣武亲征录》：“愿船独为其难，取而详校之。尝自言，一字一句有疑，十日思之不置。每隔旬余，辄以校本见示，加笺证数十条，越数旬又如之”[89]，终于完成《元圣武亲征录校正》。张穆的《蒙古游牧记》和《北魏延昌地形志》，都经过何秋涛的补充修订才写成定本，张穆的诗文集也曾经过何秋涛的收藏与编校。

除了补充、编定张穆等人的著作，何秋涛还为这些书籍的刊刻四处募资。咸丰十一年七月，曾国藩收到莫友芝转交的何秋涛来信，“信内有张石洲《蒙古游牧记》四本，又《朔方备乘》凡例数页，信为当世积学之士”[90]，他回信说“《朔方备乘》前闻周志甫略述端绪，兹读凡例，益得仰窥纂述之精。意重缮一通，纸本工资所费不乏。又张君《游牧》、《地形》二记，刻资无以取给，兹特寄百金，稍助缮刻之需，惟希存纳。其《朔方备乘》之表七卷、图说一卷，国藩思钞一分以启蒙昧，可否分手另钞，觅便寄南？”[91]除了张穆，何秋涛对于陈庆镛等人遗文的编校出版也都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何秋涛的成学归功于顾祠同人的夹持之力，同时他也在张穆、何绍基、陈庆镛等人去世或离京之后，担当起顾祠会祭组织者的责任。道光二十六年春祭起，何秋涛开始参与顾祠会祭，直到咸丰三年他随安徽巡抚李嘉端离京为止，几乎无祭不与，还多次承办[92]，是顾祠会祭的核心人物之一。(www.guayunfan.com)何秋涛开始参与顾祠会祭时只有27岁，算是晚辈学人。他虽然“专精汉学”，据说“十三经义疏皆能默识之”[93]，但是绝无门户之见，与宋学人士如倭仁、曾国藩，古文家如梅曾亮、朱琦、王拯，考据家如张穆、苗夔、陈庆镛、何绍基等人都有密切的交游[94]，梅曾亮说：“余在都时，为文字真率会者十许人，皆好古多闻者也。愿船主会特勤，馔饮必丰洁。”[95]这也是他能够继张穆、何绍基之后成为顾祠会祭重要组织者的重要原因。

何秋涛最大的学术贡献，在于延续了俞正燮《俄罗斯事辑》、张穆《俄罗斯事辑补》等著作的工作，完成了一部关于俄罗斯和北部边疆地区的巨著《朔方备乘》。这部书的编写是对来自俄罗斯的威胁的直接反应，也的确曾经进呈给皇帝而进入当局的视野。但是，何秋涛仍然认为古代的经史著作足以应对时下的洋务难题，这与乾嘉时代齐召南、洪亮吉等人的看法如出一辙。郭嵩焘与何秋涛一度关系密切，他的话可为明证：

往闻何愿船谈洋务，深中窾要，怪而问之，答曰：“六经、周秦古书，下逮儒先论著，准以历代之史，参考互证，显然明白。世俗议论只自豪耳，何足为据！”[96]

这是在西北史地的研究中，以考据学方法而试图达致经世目的的思想基础。在道咸时代西北史地学家的心目中，对边疆地区地形、水利和历史的研究，固然是“时务”的需要，是致用之学，但他们并不认为时代已经演变到要在“道”的层面上改弦更张的地步，换句话说，他们在最根本的理念上，并没有超越顾炎武的限度。

然而，清代中期西北史地之学的意义并不在于对近代以来的世界形势作出合适的反应，或者承担对边疆地理进行“科学研究”以发展出“近代地理学”的任务，它首要的价值在于，在汉族士人对于中国（或者“大清”）的想象中，加入西北边疆的部分；或者说，在汉族士人的心中，将新入版图的西北地区由“陌生”而变得“熟悉”，从而奠定近代中国人大一统想象的地理基础。而这个过程，很大程度上就是靠顾祠会祭这样的人际网络来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