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着深刻的现代性社会变革与社会转型。“社会转型是社会的整体性变动及结构性变迁，它不只是社会各个领域的变化，而且更主要的是社会结构方式的变化。”[1]社会转型包括以下特征:社会转型是一种整体性的转变，它不单单是某一社会层面的转变，更多地表现为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的整体转变;社会转型是社会活动主体自觉、理性化的转变，是社会活动主体有计划、有步骤、上下结合地推进社会结构系统的转换，“无论是西方国家的社会转型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转型，都不会表现为法国大革命式的阶级斗争的推动，它是一场以科技力量、科学精神带动社会体制和结构的自我转型”[2]。社会转型是一种渐进式过程、革命效果的转型，是一种特殊的结构性质变和深层次的社会变革。[3]我国社会变革与转型不仅要经历西方国家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还伴随着社会体制的转轨，即伴随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是把市场化、工业化与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制度改革三类重大社会变革浓缩在同一时代的社会转型。由此带来伦理关系的转型与价值观念的变化。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现代化建设与社会变革
在中国长期的自然农业经济形态中，家国同构的宗法制社会控制及其人伦价值体系是超越个体的“普遍物”，要求个体的信仰、道德与价值追求同国家、民族、家族的整体价值保持高度的一致性;费孝通曾以“差序格局”概括传统社会人际关系模式，“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构成的网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有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4]。新中国成立后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及其对经济生活直接全面的干预形成的计划经济，使得经济主体的利益由社会行政权力决定并依附于政治组织之中，缺乏真正的主体性。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以变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现状的经济体制为突破口，中国确立了发展商品经济、最终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战略以及全方位的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社会结构发生重大转变。农业手工劳动方式被现代化机器耕作替代，大批富余劳动力到乡镇企业或城市务工就业，农村封闭、稳态的自然经济和传统宗法社会在曾经经历新中国成立后破四旧、“文革”的改造后，再次被市场所瓦解;城市中国和集体经济一揽天下的局面被打破，国有企业的重组、改制使大批工人分流、下岗，非公有制经济成分迅猛发展和壮大，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的集体价值观被个体自主、功利主义价值观逐渐消解和取代。如学者们所观察和指出的，“自然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的过渡，无论是经济结构的变迁，还是政治结构的变迁，都必然在社会的深层结构、在社会主体的心理结构上经历文化更新的过程”，“当市场经济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或者说，改变了人的生存方式的时候，社会文化精神中最核心的部分，即对人及人与周围世界的关系问题的理想就必然要相应地得到彻底的改造”[5]。“‘现代性’具有其极强的扩张力量，其基本元素，诸如，市场经济、政治民主、科学理性和无限目的论的现代进步主义文明(化)价值观念等，都具有开放、普遍化和无限扩展的特征。但‘现代性’与其说是一种现代化的社会模式概念，毋宁说是一种社会发展和文化知识进步的定性概念，通过摆脱传统和古典，它力图展示并标举一种具有全新性质的人类文明和文化。”[6]现代化所蕴含的现代性价值，“不仅仅是一场社会文化的转变，环境、制度、艺术的基本概念及形式的转变，不仅是所有知识事务的转变，是人的身体、欲动、心灵和精神的内在构造本身的转变;不仅仅是人的实际生存的转变，更是人的生存标尺的转变。”[7]
市场经济和现代化打破了命令型、封闭型经济模式，传统宗法社会结构与权力制约以及高度集中的行政体制制约在现代化、市场化演进中被不断消解，社会成员作为经营者、资源支配者、劳动生产者、消费需求者等市场主体，独立、自由、平等、开放地从事利益相关活动，追求自身正当、现实利益成为多数人从事活动和职业的首要原则，并在市场化的生存方式中获得了价值合理性基础;依托血缘情感与内在信仰所维系的内部信任关系为现时依托外在契约合同与强制约束所取代，熟人、人情、面子社会转向陌生、功利、法制世界;宗法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同质、安逸、沉寂的经济运作样式被打破，社会经济处于竞争激烈、复杂多样、变动不居的环境中，创新变革的伦理精神内在地包含竞争精神、效率精神、创新精神等精神价值形态，是现代发展中“理性精神”的具体展示。
二、基于现代性的经济全球化与当代中国社会伦理变迁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新的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世界范围出现了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以及资本经营、企业生产的国际化浪潮;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的背景下，由自由和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侵略、掠夺的主题转为全球化竞争、合作的主题。“全球化”特指20世纪70年代以来愈演愈烈的全球一体化浪潮，“全球化的释义中最普遍的是这样一些观念:通过一种技术的、商业的和文化的趋向，世界正在变得更加一致和更加标准化，而这种趋同倾向发源于西方;而且全球化与现代化联系在一起”[8]。经济全球化是随着经济领域国际分工不断深化、现代科技与传媒的飞速发展而形成的宏大时代潮流与趋势，是对当今时代世界秩序的本质的揭示，“经济全球化是真实的，这与过去存在的类似进程不同，不管它的一些批评者如何评价，它都越来越难以抗拒”[9]。“全球化既是一种事实，也是一种发展趋势。无论承认与否，它都无情地影响着世界的历史进程。”[10]全球化对整个社会生活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和思维方式，以及整个人类社会和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无不受其影响。“全球化常常被视为一种冷酷无情的力量，它极大地破坏了普通百姓和无力自卫的社群的生活。”[11]马克思早年曾揭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财产”[12]。现代意义的全球化借助现代发达的科技，进一步形成了文化全球化趋势，“20世纪晚期文化互动和文化交流在地理规模、直接性和速度等方面已经经历了一系列决定性的转变——不仅出现了具有历史独特性的技术，而且形成了不同形式的文化生产和互动的制度化(其中的许多形式逐渐跨越了民族文化和民族国家的界限和社会空间)”[13]。经济全球化推动的文化一体与冲撞，必然伴随着更加显著的民族主义或文化认同的民族情结，吉登斯指出，“现代性的根本后果之一是全球化。它不仅仅只是西方制度向全世界的蔓延，在这种蔓延过程中其他的文化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全球化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过程，它既在碎化也在整合，它引入了世界相互依赖的新形式，在这些新形式中，‘他人’又一次不存在了”[14]。美国学者勒纳用“痛苦门槛”理论形容全球化与民族主义之间的背离:每个民族在进入现代的“门槛”时，原先的支撑物和社会结构突然崩溃，这使人们充满了压力和痛苦，但又不可避免，于是转向民族主义。[15]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寓于全球化浪潮中，生产和消费的经济活动纳入世界范围，人们的生活和交往范围不仅突破血缘、族源、亲缘和地缘的局限，而且随着现代科技与传媒的发达，已经跨越地域和疆界的阻隔，日益显现世界性的视野，“不管我们是否知道和愿意，我们都早已是世界社会关联中的行动者和反应者。或许不是经济，而是人生变得全球化了”[16]。
全球化浪潮夹杂着西方文化价值理念，迅速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中国传统伦理精神与规范造成全面的冲击与震撼，从器物层面到制度以及精神层面，深刻改变着传统社会长期处于禁闭中的国人的生存方式、社会秩序结构与人的精神气质;直面中西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推动着中国伦理生存境遇的巨大变迁，传统以家庭、宗族为轴心的交往方式让位于以业缘和活动的公共关系为轴心的交往方式，传统植根于血缘、地缘关系网络的封闭的社会结构与人伦秩序获得了一定程度且加强了全球范围的开放性与流变性。中国伦理文化“处于一种长期孤立封闭性自生自长的文化空间结构之中，缺少在多种文化差异中进行比照、交汇、冲撞，从而进行自我反省和调整更新的外围环境与激励机制”[17]。全球化精神所蕴含的开放、变革、自由、个性、开拓、创新的精神气质，直接冲击了传统伦理精神中的封闭、守旧、孝忠等精神观念，为传统伦理价值体系嵌入了全新的、具有现代性价值的精神气质与要素，从民族心理与民族性格上塑造开放、交流、革新、创造的精神气质，逐渐剥离中国传统伦理自生自长、自足闭锁的“光荣的独立”感，同时把传统伦理推向交流、互通与自我变革、创新的前沿。西方伦理文化价值中的个人主体、独立人格、民主法制、功利主义、技术理性、创新精神，越发掺和到了天人合一、整体和谐、族群之上、重义轻利、伦理为先的传统价值理念中，构成前者对后者的消弭以及后者内在结构上的悄然嬗变，呈现着代表工业文明的西方强势伦理价值对代表农业文明的中国弱势伦理价值的渗透和挤压。面对突如其来、强烈的外来价值观念的冲撞，价值的矛盾性、无序性、困顿性彰显，呈现伦理秩序与价值的失范与混乱局面，甚至出现道德沦落与社会生活失序。
三、高科技、网络化际遇与传统伦理的矛盾
不论是经济领域抑或文化精神领域的现代化、全球化活动，都是以现代发达的科学技术做支撑和后盾的。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传统和谐。在科学技术的武装下人类摆脱了对自然的敬畏，而科学主义的蔓延又助长了人类对自然的骄横，出现了科技进步与道德进步二律背反的历史表现，“(科学与哲学的疏离)也许是人类历史上后果最为严重的一次道德没落，同时也是地球上全体造物的不幸”[18]。“人类道德行为的平均水平，至今仍没有提高。所以，在道德上说文明社会比原始社会高出一头，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我们通常称之为文明的‘进步’，始终不过是技术和科学的提高。这跟道德上的提高，不能相提并论。”[19]德国学者马尔库塞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技术理性正替代政治理性而成为社会新的控制形式，表现为新型的极权主义的单向度社会，它压制了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向度，单面性深入到人的精神层次甚至本能中，从而使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为片面发展的“单向度”的人，其在技术规制的统治下，丧失了追求精神自由和批判的思维能力，“有关生与死、个人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决定，都是在个人不能控制的地方作出的。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是地位提高了的奴隶，但仍然是奴隶，因为决定奴役的‘既不是顺从，也不是艰苦劳动，而是处于纯粹工具的地位，人退化到物的境地’”[20]。这深刻揭示了科技进步中劳动异化带给工人的窘境和社会道德价值堕落。科学家爱因斯坦对科技带给人类的苦难忧虑忡忡，警告世人关注科技的人文价值，“我们这一时代的一大特征就是科学研究硕果累累，科研成果在技术应用中也取得了巨大成功。大家都如此感到欢欣鼓舞。但我们切勿忘记，仅凭知识和技巧并不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人类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首先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21]。
当今社会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成为现代科技中最有生机、最有活力的领域和最强烈改变人的生存方式、最具现代性意义的科技力量。网络使人们超越时间空间局限，构建了虚拟的日常生活世界和“实在的”精神生活空间，成为现代人重要的社会生活与活动场所;网络化为现代人提供了人我互动的空间，提供了精神扩展与伦理关系延伸的平台，直接交往发展为超越时空的“点—面”交往，“一个瞬时电子通信的世界——即使是那些生活在最贫困地区的人们也能参与到这个世界之中——正在瓦解各地的地方习惯和日常生活模式”[22]。网络化不断冲击传统伦理文化中保守性、封闭性的精神理念，“随着大众传媒尤其是电子传媒的发展，自我发展和社会体系之间的相互渗透，正朝向全球体系迈进，这种渗透被愈益显著地表达出来。在某种深远的意义上，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与以前历史上的人类所聚居的世界显然不同”[23]。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虚拟时空中深入到异质文化价值环境中，开放精神彰显;网络世界中的开放性、自由性，导致网络生存中的文化模式、价值观念呈现多样化和复杂化，“新的传播系统日益使用全球的数码语言，即将我们文化的言词、声音和意象之生产与分配在全球整合，又按个人的心情与身份、品位量身订制”[24]。随着权威与神圣性价值观统摄力弱化，多元价值范式成为个体私人生活价值资源储备库，促进多元精神生成;网络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大大突破了现实社会中人的社会阶层、地位、职业、性别等差异，随着传统社会等级差序结构和封闭组织形式以及与之相应的“家长、族长权威”、“门第观念”的打破，与现代网络信息技术相适应的、渗透着民主、平等、公正、竞争、高效的社会生活观念与组织形式快速兴起，现代性思维视野与价值理念形成，并推动全球化与价值观念的交融与冲撞。网络交往具有极大的虚拟性、自由性、随意性、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热衷于在闪烁的屏幕前进行着假想的毁灭，让自己的闲暇充满好战尚武之类的电子游戏迷，早已将正义感和道德感置之度外;在当今的社会里，大规模的杀戮被视为一种威慑，尸体只不过是一串统计数字，四千万人的死亡，被当作一次胜利，战争的连续升级被看成是和平，它们的正义感和道德规范更是无从谈起”[25]。在带给人们交往便利与丰富信息的同时，网络也带来人情隔膜、情感危机、道德权威堕落与道德人格异化以及网络犯罪等各种负面价值问题，存在诸多价值隐患和道德危机。
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社会道德生活和道德价值观念的改变是十分复杂的。这期间，有因原有的一元化道德意识形态的瓦解所产生的道德权威的危机和道德理想的失落，有因道德信念危机所滋生的道德怀疑和迷茫，有因社会转轨过于急速而产生的社会伦理规范或价值规导系统的脱节和失败，也有随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多元化而艰难生成的道德现实主义心态，等等。
四、公民社会与公民伦理的催生
“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26]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以及高科技、全球化不断涤荡着传统人伦观念和秩序，催生新的伦理精神与价值范式，推动着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与人伦秩序变动。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生活从传统宗法家庭向陌生社会转变，从层级和命令式向民主平等关系转向，从对国家绝对服从向国家角色淡化演变;作为社会改造最后觉悟的伦理关系和伦理观念在改革进程中发生着深刻的转型，人情至上的秩序向法制理性、契约精神位移，推动着社会走向理性、民主和公正，催生着当代中国的公民意识和公民伦理。“‘公民意识’指的是道德良知的影响与权威，它使每个人尊重契约上的和其他的义务，不需要以礼俗仪式所加强的社会关系的严密网络作为保障。具有公民意识的人遵守一切承诺，即使这些承诺不属于礼俗所规定的社会关系的整个网络，而且是对不知名的伙伴所作的承诺。”[27]社会主体从相对稳定的日常生活空间逐步进入公共生活空间。日常生活是传统、封闭型生活方式;公共生活主要指居于业缘关系和一定程度地缘关系基础上的职业生活和其他社会生活，包括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法律生活和文化生活等领域，其伦理关系表现的是个体与一般“复数他者”之间的伦理，处理这类关系时，所依据的是以规则、承诺、契约等方式表现出来的正义准则。
公民伦理是作为社会共同体成员的公民在与其他公民进行交往中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涉及的是个人道德到社会道德的延展，指每一个公民在与其他公民进行交往中所实践的美德体系。“公民或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但公民伦理关系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关系则是晚近一二百年间的事情。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普遍建立，公民伦理关系成为人们日常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28]公民伦理的存在是以公共性交往为基础的，是两个以上的主体之间围绕公共生活所发生的伦理关系。“公民伦理则起于公民社会，起于一人际性的互动轴所成的契约构造社会，这样的伦理强调的是由每一限定性的人与其他之为限定性的人构成一新的总体。”[29]公民伦理是以对实质性公民身份的道德确认和自我与社会交往中平等性的社会契约来体现以公共理性为基础的现代性道德。公民伦理的本质特性在公民基于社会生活交往的意义上，体现为公民伦理的相互性与公共性。相互性在行动的意义上体现为交往，“意识到必须和周围的个人来往，也就是开始意识到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的”[30]。公民伦理的相互性在交往行为的意义上，实质是自我与他者的行为活动、公民与他人发生交往的过程，基于相互性的公民伦理，也可以被理解为公民在客观世界与社会世界(体现着一种系统的公共生活)中行为规范性的一种道德诠释，是公民作为角色主体的行为者与社会世界中广泛的他者建立普遍性联系时所呈现的一种规范性互动准则。公民伦理的公共性体现在其发挥作用的场所、影响范围、针对对象、手段、利益及方式的公共性。公共性是一种从差异到统一的有效融合，只有基于公共性的公民伦理，才能有助于创造公民之间以及公民群体之间忠诚、信任和正直的关系，“我们如果尽力依据经验和理性来考察人类历史和人性，就会发现，一切人都有许多共同的需要、愿望、目标和目的。例如，一般地说，人们在自己的生活中似乎都需要友谊、爱情、幸福、自由、和平、创造性和安定，这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也是为了别人”[31]。公民伦理的公共性存在促使我们认识到以合作和理性的方式共同生活的重要性，显示着个人生活被凝聚起来的整体化，在和谐互动的相互交往中，在公民日常生活的行为规范中体现维持社会稳定团结道德机制。
现代化伦理转型是社会伦理关系、伦理秩序、伦理文化和精神的变迁，呈现为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疏离，改变差序社会格局和身份社会道德认同，社会道德减少对社会成员私人生活世界的制约，个人的独立人格与主体性得到进一步的确立和发展;基于个人利益之上的个体生活世界日益摆脱传统伦理精神与规范的制约，日益彰显的个体利益结构不断消解社会的整体价值导向，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日益分离，传统伦理范式已越来越难以约束个体私人的生活世界。然而，市场化带来新的伦理精神与传统伦理精神的矛盾，体现为功利型伦理精神与道义型伦理精神，契约型伦理精神与人情型、身份型伦理精神，私人生活空间伦理精神与公共生活空间伦理精神，创新变革的伦理精神与复旧守规的伦理精神的对峙与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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