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专家学者谈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及对策建议

如何正确分析和判断今年以来的宏观经济运行形势？从现在起到进入下一个经济发展周期，宏观调控在总体上应该采取什么对策？近来一些知名经济学者在不同场合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现摘其要点供参阅，以了解经济理论界的有关动向。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认为，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主要问题不是货币总量控制过紧，而是存量结构，包括部门结构、地区结构、规模结构和增量结构即投资结构等有严重问题，导致在总量适度甚至总量偏大的情况下出现局部严重紧缺的状况。结构问题的严重存在，使宏观经济决策陷于既不能松、又不能紧的“两难”处境。所谓结构问题，实质上是资源配置是否适当、是否有效率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增长方式的问题。如果保持目前的粗放增长方式，不能主要依靠效率的提高来实现增长，而我国经济的实际增长已超过潜在增长能力，在这种条件下提高增长速度，势必引起通胀的反弹。因此，我不赞成有些经济学家主张采取的放松银根、扩大总需求以拉动增长的做法。我国的实践经验已经反复证明，经济结构的改善、经济效率的提高和增长方式的转变依存于经济体制的转变。因此，摆脱上述困难的出路在于改革。从目前情况看，1994年以来，某些改革如财税体制改革、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已取得突破，当然，尚待完善。但另一些改革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如银行体系改革，没有实现十四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国有企业改革和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仍亟需加快。1996年乃至整个“九五”期间我国经济能否进入良性循环将取决于这些改革的推进情况。

刘国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认为，对1996年经济形势的分析与预测，关键的问题取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选择。对于经济政策的选择，目前理论界有三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意见认为，应该停止从紧政策，转向放松政策。第二种意见认为，应该继续采取“适度从紧”的政策，不能放松。第三种意见认为，兼顾以上两种意见所提出的理由，应该考虑在坚持总量“适度从紧”的原则下，根据经济波动和物价上涨的态势，审时度势地进行微调，该紧的要继续紧，该松的可以有重点地、结构性地、适度地、逐步地有所放松。随着时间的推移，主张第一种意见的人正在增加，其中包括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以及企业经营者，而我则同意第三种意见。在“九五”期间，对每个经济周期上升、回落的落差幅度应该控制在三个百分点左右，从而使经济波动的总体态势呈现出一个缓升缓降的新局面。在宏观调控上，需要采取一种稳定性政策，即通过松紧政策的交换与搭配，促使经济波动的平滑化，而不能人为地去加大波动的幅度。实行稳定性调控政策，有利于为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提供良好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

樊纲（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员）认为，目前许多企业都在叫“政策过紧”、“经济过冷”、“资金紧张”，这种现象当然有宏观调控的周期性原因，但也要进行具体分析。我们的一些企业在高速成长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心理状态，总认为只有所谓“翻番”那种水平的增长率才是真正的增长，10%、20%的增长就是“过紧”；同时，一些国有企业也总是希望象前几年那样靠高增长率遮盖问题、躲避竞争。企业日子不好过，增长速度减慢，不能说都是由于政府的宏观政策过紧所致。希望经济再出现1992—1993年增长率分别为12.8%和13.4%那种过度高涨的局面是不现实的。宏观调控必须以持续增长为目标，不能损害经济增长，这是政府决策部门应该充分认识到的一个基本原则。因此，中国经济以9%—10%的速度增长是正常的。各种经济因素的分析表明，这样一种速度是“可持续的”。

李晓西（国务院研究室研究员）认为，“适度从紧”是对政策效应的总要求，不是对每一个政策工具的具体要求。为此，宏观调控操作有两方面是要进一步完善的：一是“细划分”，二要“大配套”。关于“细划分”，不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有一个细划分的问题。适度从紧，首先要对政策工具进行细划分。比如，就货币政策而言，有贷款规模、再贷款控制、利率、准备金率、贴现率、公开市场操作等等。其中每一项又有多种政策，每种操作都有很多选择，可以有相当多的组合办法，因此，货币政策适度从紧是一个系统工程的结果，不是某一项政策都同样的紧。对于财政政策也同样要有一个说法，收和支，到底“紧”指什么？多收还是少支？还有多种因素，如两个比重、税种、税率、收费、预算方式、赤字规模、预算内外各种财政帐目的关系等等。关于“大配套”，其核心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套，此外还有收入政策与之配套。这里，计划部门在实现宏观政策配套中具有重要地位，应当进一步搞好财政与金融之间的政策协调。

杨帆（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认为，中国经济周期大约每隔6—7年一次，与市场经济国家不同，中国社会总体上没有脱离政治、经济、文化高度一体化的模式。于是以政治决定经济的方式并没有完全改变，每次以党代会为中心的政治周期直到1992年这一次为止，仍旧是决定新经济周期的关键因素。这种以政治发动经济是一种“顺周期”发动，即在经济自身已经具备高速增长条件的时候，以政治发动来促进其实现。每次党代会那一年，都要使经济多增长3个百分点，而1992年则多增长了5个百分点。1996年的真正意义不在自身“基本稳定”，而在于它是两个经济周期之间的转折点，是否继续坚持宏观基本平衡，同时深化改革，从此摆脱“政治对经济进行顺周期发动”的旧模式，进入“逆经济周期进行宏观调控”的新模式，乃是决定中国改革与发展命运的重大问题。

张曙光（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认为，很多人在讨论我国经济运行的宏观态势时，往往只注意通货膨胀，而忽视了失业问题。进入90年代以来，失业和在职失业明显增加。政府公布的城镇失业率只有3%左右，根据我个人估计，如果加上在职失业的人数，城镇失业率大约在15%左右。我国的失业和通胀并存与发达国家的滞胀不同，尚未出现经济衰退，而是呈现出高增长、高通胀、高失业的“三高”特征。其产生原因也主要是由我国目前的“二元混合体制”决定的，因而是一种制度现象和结构现象，但是，高失业率已经成为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一个重大问题，不仅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而且危及到整个社会的安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置失业问题于不顾，继续和仅仅着眼于治理通货膨胀，那么这样的政策选择是否明智，其得失如何，就很值得怀疑了。

陈东琪（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认为，同去年货币政策目标实现的情况相比，今年的货币政策应该是从“适度从紧”转到“适度放松”。稳健的货币财政政策，不能老是从紧，有时需要适度放松，在不同的时间段内，要有紧有松。这一次已经紧缩了33个月（从1993年7月到1995年4月），再紧下去，不但企业活不下去，不少职工活不下去，而且财政和银行也会活不下去。今年“适度放松”有两个基本含义：一是M1增长率上调，但是上调幅度不大，大约比去年上调3—3.5个百分点；二是信贷方面作结构式放松，重点是在保证农业扩展贷款的基础上加大对有效资产的投资，而那些只吸资金、没有效率的无效资产只能在进行产权重组后才能考虑信贷资金的安排。这样看来，这一次放松不仅空间小，而且范围是有选择的，不是“大跃进”，也不是“一刀切”。

杨启先（国家体改委研究员）认为，下半年宏观调控的力度不应比现在更紧，应根据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情况随时灵活掌握调控力度。第一，要随时注意物价指数变化情况，一味追求低物价也不是好事，物价涨幅最好控制在9%左右，如出现低于9%较多时，则应适当加快物价改革步伐，使一部分该出台的价改适时出台。第二，金融调控要注意适度掌握，在不导致经济重新过热和通胀重新升高的前提下，可以考虑适当增加银行贷款。而且既要适当增加流动资金贷款，又要适当增加一些能源交通、基础设施、高技术产业和发展潜力大的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贷款。

（此文系国家计委宏观院报送委主任参阅的文稿，得到时任国家计委主任陈锦华的重要批示，要求委办公厅印送各主任、各司负责同志一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