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宏观调控的三点建议

对当前宏观调控的三点建议⁽⁷⁾

一、应当较多地使用财政政策来应对通胀和通缩

当前，通胀与通缩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困扰着我国。通胀是现实的危险，正因此，2010年以来，国家决策一直在适度收紧一点银根，以抑制通胀发展。通缩是潜在的风险，这是由于社会贫富差距已经过大，以致消费率严重偏低、消费需求相对不足所引起的。从而，一旦经济热度降温，通胀势头平抑，通缩就会立即抬头。

当前，在我国的宏观调控中，较多地使用着货币政策。笔者认为，需要调整为较多地使用财政政策。因为，唯有如此，才能更有效地切中“时弊”，收到更好的调控效果。

当前的经济偏热，通胀发展，主要是由投资扩张过度引起的。2010年上半年，GDP为172840亿元，而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高达114187亿元，投资率达到66%。如此高的投资率，怎么可能不引致投资膨胀、经济过热呢?而且，在当前的投资膨胀中，主要推手乃是政府投资，其中还有不少项目属于超前的，经济效益肯定是欠佳的。比如高铁，在我国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下，建过多高铁不合时宜。目前，大部分高铁均处于亏损状态，其中京津高铁亏损了7亿元，并且还挤掉了动车组。因此，当前在遏制通胀时，主要应当着眼于控制、压缩那些超前的基础设施，超前的“城市化”建设，使投资率维持在一个合适的水平上。至于用不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方法来应对通胀，实在不是上佳选择。因为，这样做，对于抑制投资膨胀，尤其是超前基础设施的作用是有限的。然而其副作用则甚大，会加剧民营经济融资难，尤其是小微企业融资难。

至于应对潜在的通缩压力，则从现在就应当开始采取措施。要在压缩、控制政府投资的同时，努力提高底层老百姓的实际收入水平。显然，这主要得依靠财政政策，至于货币政策是鲜有成效的。

二、面对物价上涨势头，应当较多地考虑保护底层群众的利益

目前，物价涨势明显。比如浙江，2010年7月的CPI涨幅再次超过4%，达到4.1%，其中食品类7.9%，居住类6.8%，服务价格也有相当幅度的上涨。目前，由于种种原因，统计局的CPI“公信度”不高。比如，就在统计部门的另一份资料中，浙江省2010年1—7月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上升－20.9%，销售金额同比上升－4.6%，由此可得房价上涨20.6%，远高于CPI中的6.8%。再如，从杭州(2010年7月CPI涨幅为4.2%)消费者的直接感受来说，食品类价格的涨幅远远不止8%。蔬菜上涨30%—50%甚或更多，肉鱼禽蛋上涨10%—25%，大米及面粉制品也均上涨10%以上，其他各种粮食制品也相应地都有较大幅度的上涨。

当前以农产品价格为“龙头”的物价上涨，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气候因素，也即与2010年“灾害性天气”较多有关。这是次要因素。二是“成本推进”。2010年以来，中央的“调节收入分配”政策取向和以“本田罢工”、“富士跳”引领的增加工资热潮，使得低收入阶层的工资或者收入预期上升，这自然会使农产品的生产及流通的成本上升。三是“需求拉上”。由于蓝领阶层的收入有明显上升，他们是社会中消费倾向最高的群体，从而，普通消费品的需求势必上升。

如果说，2009年的房价暴涨最大的直接伤害者是城市白领阶层(击破了白领们的“中产”梦;城市低收入阶层则早就与购房“绝缘”了)，那么，2010年以来的物价上涨则是严重地损害了恩格尔系数甚高的广大底层群众。目前，鉴于“收入分配不公”，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呈现“金字塔”甚至“倒丁字”形，底层群众的占比非常高。因此，在当前的物价上涨中，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说，都应当十分注意保护底层群众的利益，防止他们在这一轮“收入增长”中得到的好处全被“物价上涨”所吞噬。

当前，调控中不宜单纯使用平抑物价的方法。要硬性地把2010年的CPI控制在3%以内，不仅不可能(除非搞“技术处理”)，而且后果不佳。因为，前文所述的三个导致物价上涨的原因中，第一个原因是暂时性的，不会持久存在。第二个原因和第三个原因是“客观经济规律”，只能“因势利导”，不能“强行抑制”。应当看到，当前我国正开始进入普通劳动者也要享有“经济分红”的发展阶段，大致上有些与日本上世纪60年代相似。这时的零售物价“适度”上涨，有促进社会财富由劳动生产率增长快的部门向劳动生产率增长慢的部门转移的作用。处理得当，便会有助于“社会收入分配”的合理化。因而，具体的建议如下。第一，物价调控目标应为:批发物价平稳，消费物价有小幅度上升。比如，批发物价指数不超1%，消费物价指数不超6%。第二，加大“收入分配”改革力度，鼓励、推动“工资集体协商”，使体力劳动者的收入保持较快的增长(至少应快于GDP增长率)。使劳动占GDP的比重和社会消费率趋于回升。第三，加息，尽可能不产生“负利率”。这不仅是保护广大底层群众利益之需要，同时也是促进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需要。

三、应当把进一步完善、强化“消费防范”作为“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我国的GDP总额已经超过了日本，名列世界第二。但是人均GDP还低于日本的1/10，不到世界平均值的一半，还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然而，在消费方面存在着一种怪现象，这就是在消费总量滞后的同时，奢侈品消费却十分超前。一方面，消费率已不足40%，社会消费倾向甚低。另一方面，奢侈品的年消费总额却已经名列世界第二位，成为奢侈品消费大国。目前，我国私人飞机已有200余架，还有大量的私人游艇，以及数量众多的越来越奢华的豪宅、私人庄园、高档会所等。豪宴的档次也越来越高，几十万元一桌已经不再稀奇。钻石、珠宝的消费更是蒸蒸日上。境外的消费额也名列世界前茅。在欧洲，中国游客的人均购物消费金额最高;迪拜七星级宾馆的中国游客占六成;周边国家更有数不清的针对中国人的赌场。上述畸形消费格局，一则反映了当前我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过大;二则反映了当前我国社会中物质主义、拜金主义在“领航”，奢靡风气日益盛行;三则反映了我国当前不仅“收入分配不公”，而且实际消费差距也在急剧扩大。

这种畸形消费格局带来的经济社会后果实在堪虞。首先，会加剧社会贫富差距分化。奢侈品消费热度的上升，刺激、提升着人们的消费欲望。鉴于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体制缺陷:高端人群的收入约束实际上是“软”的。比如，大款们可以通过进一步榨取底层劳动者的剩余劳动而增加收入;官员们可以“自我加薪”与获取灰色收入等。因此，当高端人群的消费欲望被吊高后，就会通过各种方式去进一步剥夺底层劳动者，进而，便扩大了贫富差距，加剧了消费需求不足。其次，会使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加速滋长。社会贫富差距有三个层次:财产占有差距，收入差距，实际消费差距。对社会稳定影响最大的是后者，即实际消费的差距。如果实际消费层次的差距不大，那么，即使财产占有和即期收入的差距再大，富人的主要“功能”也就是“财富保管员”，进而也不至于影响社会稳定。我国历代都十分重视实际消费的差距。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反映的就是实际消费层次差距。

综上，很明显，我国目前应当进一步完善、强化“消费防范”，并将其作为当前“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采取有力的综合措施切实扭转现存的畸形消费格局，力争摘掉我国的奢侈品消费大国帽子。建议:(1)要强化对各类奢侈性消费税收征管，要大幅度提高税率，不惜征收重税，并切实加强征管;(2)要在各级官员以身作则、勤俭办公的前提下，建立良好的舆论导向，提倡与促进适度消费、“低碳消费”;(3)运用多种手段鼓励富人投资，以及更多地将金钱投向慈善与其他公益事业。